艾義英

2021年4月4日清明節，93歲的艾義英同孫子黃睿一起來到江東門紀念館現場祭奠遇難親人。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製造的南京大屠殺，使30多萬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慘遭殺害，給劫後餘生的倖存者留下了終身難以撫平的傷痛和苦難記憶。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是那段慘痛歷史的“活證”。歲月流逝，在世者已經越來越少。2016年11月26日，89歲的張福智老人離世后，在冊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僅剩108位。艾義英老人就是其中一位。

為南京大屠殺設立首個國家公祭日，跟我們這些家屬的自發行為有區別，這傷痛不是一兩家人的，而是幾十萬人的，是整個國家的，該有一個儀式去紀念這一切。好讓後來的人銘記那段歷史，這是我們自家的歷史，如果我們中國人都不好好紀念和尊重，其他國家的人就更不會。

——1937年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艾義英

■ 對話人物

艾義英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 對話動機

首個國家公祭日前夕，應日本“中國戰爭受害者證言集會邀請會”邀請，艾義英於12月5日至11日前往日本大阪、名古屋、東京等地參加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證言集會。

南京大屠殺期間，艾義英的父親、兩個叔叔、一個堂哥被日軍殺害。其間生產的母親為了帶著艾義英姐弟3人繼續逃命，被迫丟棄了剛出生不久的女嬰。

對日本人“又恨又怕”了77年，艾義英對自己有機會去日本講述歷史真相，相比於日本民間團體所釋放出的善意，艾義英對首個國家公祭日到來更為期待，“自家的歷史是時候好好紀念一下了。”

赴日

77年了，還是“又恨又怕”

新京報：第一次去日本?

艾義英：嗯，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去日本。

新京報：知道要去日本的時候心情是怎樣的?

艾義英：可能你們年輕人會覺得，一個都沒出過國門的老太太，被邀請去日本，也不用花錢什麼的，多好。但當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通知我要去日本，我的第一反應是“為什麼要去那，不去不行嗎”，完全是本能的，抗拒。

南京大屠殺過去77年了，我的爸爸、好幾位親人死在日本人(軍國主義)的刺刀下，媽媽告訴我見到日本人就要躲，要藏起來，都是這些記憶。

新京報：時間過去那麼久，過去的感覺還在?

艾義英：又恨又怕，那種恐懼的感覺還是一樣的。在日本下飛機，過來接我們的日本人都很友好，又鞠躬又握手的，有個日本人拖著行李就往前走，我攔住他，說不行。其實對方是想幫忙，但我本能的反應是“日本人又要搶東西”了。

到了日本第三天，我兒子說去買塊肥皂。我在賓館等他，結果怎麼也不回來，我心裡很慌張，心想該不會出什麼事了吧，他回來后我鬧了他幾句，兒子說他出去不到一個小時，但我就覺得時間長得不得了。

新京報：除了擔心身邊的人，你自己呢?

艾義英：在大阪參加完集會，白天講了很多南京大屠殺那年的經歷，那天夜裡我就做噩夢了，夢見穿黃色衣服的日本兵砍我的胳膊，整條胳膊都是血，後來就哭醒了，醒過來的時候渾身都是汗，緩了好長時間才反應過來，戰爭已經過去幾十年了。

作證

聽我講的多些年輕人就好了

新京報：參加證言集會時也會有以上的情緒嗎?

艾義英：第一場還是有些緊張。後來慢慢就好了，我沒讀過什麼書，坐在那裡也沒稿子，完全憑記憶講。講的多了就不緊張了，我們是受害者啊，應該理直氣壯，是你們日本人(軍國主義)侵略我們，你們官方否認歷史，那我就把我經歷的事實都說出來。

新京報：日本關於南京大屠殺證人集會的規模怎樣?

艾義英：每場大約有百十來人，東京是最後一站，有150人，還有一些西方面孔在聽。來參加集會的人大多都是五六十歲的人，年輕人很少，這個我有點遺憾。

新京報：為什麼覺得遺憾?

艾義英：大屠殺的事情，應該讓更多年輕人知道。年輕人才是國家的未來，這一點對中國、對日本都是一樣的。可能這也是他們(篡)改教科書的原因。我的曾孫8歲了，我家的第四代人，我經常會跟他講過去的事。

後來身邊人告訴我，參加集會的包括活動的組織者，有好幾位是老師，大學、小學的都有，這樣就很好。我希望那些老師把我講的教給日本的下一代。

新京報：你希望這些講述能帶來什麼?

艾義英：我們這些人(倖存者)越來越少了。我們在南京出發之前，南京電視台給我們發了一枚紫金花的胸針，工作人員說，當時日本戰敗之後，投降的士兵很喜歡南京這種紫色的小花，把它們的種子帶回了日本。據說現在日本國內到處都有南京的這種小野花。

同行的人說，紫金花象徵和平，我一個老太太不懂大道理。但也許只有我們真正經歷過戰爭的人才知道戰爭有多麼可怕，和平是多麼寶貴。

新京報：和平要有前提。

艾義英：和平的前提就是不能否認歷史，那麼多殘忍的殺害，幾十萬幾百萬的性命，我們這些親歷者還活著，怎麼能說否認就否認?

記憶

爸爸說“很快會回來”

新京報：1937年成了人生中印象最深的年份?

艾義英：嗯，怎麼也抹不掉。我86歲了，有時他們問我過去的事，其他年份的會模糊，有些乾脆忘了，但1937年的一切，現在都在腦袋裡。

新京報：說說那年你經歷的事情。

艾義英：那年南京的冬天冷極了。村裡都在傳日本人要來。我親眼看到日本兵在村口殺了兩個人就跑回家報信兒，第二天天沒亮，爸爸就帶我和弟弟去姑奶奶家逃難。後來爸爸和叔叔還是被抓走了，我那時候還喊“爸爸，你帶我們出來，就不帶我們回去了嗎?”記得當時他說，“爸爸很快會回來的，照顧好弟弟”。這是他最後的話。

姑奶奶帶我們在山上躲了一夜，再見到爸爸時，他身上都是血、刺刀孔，我的兩個叔叔還有我堂哥，身子都硬掉了。

新京報：剩下孤兒寡母。

艾義英：媽媽和幾個嬸子帶著我們逃命，逃的過程中，當時12歲的堂姐還被日本兵糟蹋了，就是一群魔鬼。

大家都躲在山上，不敢回村。那時我媽懷著孕，在山上生下了我另一個妹妹。可妹妹生下來根本養不了，我們自己都難得有東西吃，當時媽媽哭著說“對不起啊對不起啊”，把妹妹丟在山上了。

那時候最怕下雨，媽媽就舉著一把破傘，摟著我們姐弟三個，哆哆嗦嗦等天亮。

新京報：什麼時候覺得沒那麼緊張了?

艾義英：躲到了大概1938年的3月份，很多村民陸續回村，好像當時日本兵說是不殺人了。我爸爸是1938年的3月份才下葬的，媽媽就去求族裡的長輩，長輩們給了幾塊草席，後來找人在山上挖了坑，才把爸爸安葬。

之後媽媽就帶著我們種田，沒勞動力，媽媽就說種多少吃多少，都是她一個人在撐，那時候她才29歲。

新京報：她對苦難的感受會更深刻。

艾義英：媽媽77歲過世的，爸爸被害后她一直沒改嫁，她生病時反覆跟我和弟弟妹妹說，“一定要找副棺材殮起你爸的屍骨，把我們葬在一起。”

公祭

紀念一個國家的傷痛

新京報：有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牆之後，每年都會去那裡嗎?

艾義英：我是2011年聽人說起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徵集倖存者，就自己坐車到了紀念館，想問問具體情況，沒想到在紀念館的哭牆上，第六個就是我爸爸的名字(艾姓按照拼音排在前面)。

之後每年清明還有12月13號，我都會買一些鮮花，去那裡祭奠，我的家人在那裡，無數人的家人也在那裡，不光是一面寫滿名字的牆，也是我們過去經歷的(歷史)。

新京報：國家層面的紀念意味著什麼?

艾義英：我9歲就沒了父親，當時他說他很快會回來，這話我一直記得。每年去紀念館，也都會念叨念叨這個事。國家的事情我不懂，這次我在日本，對方告訴我說，每年廣島、長崎原子彈襲擊紀念日，日本都會舉行重大的祭奠活動。那些老百姓也可憐，但是就遭受的程度來說，77年前南京城裡城外那些百姓，不是要痛苦千萬倍嗎？但我們卻遲遲沒有公祭日。

新京報：所以能經歷這次公祭也是一種安慰?

艾義英：活到現在，有機會把過去遭受的苦難講出來，對我們這些倖存者，確實有個情緒的出口。這些天我總會想起媽媽，太多像她一樣的人，其實什麼也沒有等到。相對她們我是幸運的，好歹等到了。

新京報：公祭日當天有什麼安排嗎?

艾義英：往年會去哭牆給家人獻束花，但是這次從日本回來，聽紀念館的人講，公祭當天好多領導人要來，也是國家首次弄這種儀式，估計會有很多人。想了想那天我就不去了。但是我們南京每年都有那個鳴笛聲，等鳴笛聲響起來的時候，我會在心裡紀念我的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