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記

西泠山水清淑，人多才藝，書畫之外，以篆刻名者，丁鈍丁至趙悲盫數十餘人。流風餘韻，被於來葉。言印學者，至今西泠尤盛。同人結社，並立石勒鈍丁、悲盫諸先生像，為景仰觀摩之所，名曰西泠印社。社地與梅嶼、柏堂近，風景幽絕，集資規畫。創於甲辰，成於癸丑。堂舍花木，位置點綴，鹹得其宜。於是丁君輔之、王君維季、吳君石潛、葉君品三，修啟立約，招攬同志，入社者日益眾。於甲寅九月開社，份份秩秩、觴永流連，洵雅集盛事也。印之佩，見於六國，著於秦，盛於漢。有官印、私印之別。刓玉笵金，間以犀角、象齒。逮元時始有花乳石之制，各以意奏刀，而派亦遂分。鈍丁諸人，尤為浙派領袖。浙派盛行於世，社之立，蓋有由來矣。顧社雖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璽漢章，與夫吉金樂石之有文字者，兼收並蓄，以資博覽考證，多多益善。入其中如探龍藏，有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之概。嘗觀古人之印，用以昭信，故曰印信。上而詔令文移，下至契約箋牘，罔不重之。書畫至風雅，亦必以印為重。書畫之精妙者，得佳印益生色；無印，輒疑為偽。印之與書畫，固相輔而行者也。書畫既有社，印社之設，又曷可少哉！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與印不一日離，稍知其源流正變。同人謬重，予社既成，推予為之長。予備員，曷敢長諸君子。惟與諸君子商略山水間，得以進德修業，不僅以印人終焉，是則予之私幸耳。甲寅夏五月二十又二日，安吉吳昌碩記並書。

吳昌碩（1844－1927），初名俊卿，初字香朴、香圃，又字蒼石、倉石、昌碩，－一作昌石，號缶廬。浙江安吉人，寓居上海。1913年被公推為西泠印社首任社長。詩書畫印博採眾長，自成一家，被譽為四絕，為縱跨近、現代的傑出藝術大師。書法初師顏真卿，后法鍾繇、王羲之，得力於石鼓文，筆力遒勁，氣勢磅礴。篆刻鈍刀直入，蒼勁雄渾。他將書法、篆刻的行筆、章法、體勢融入繪畫，形成獨特畫風，對後人產生極大影響。著有《紅木瓜館初草》、《元蓋廬詩集》、《缶廬詩》、《缶廬別存》、《缶廬集》、《缶廬印存初集》4冊等。吳昌碩一生酷愛梅花，逝后安葬於餘杭超山，以梅為伴。解放后，杭州、安吉、餘杭上海等地建有五處吳昌碩紀念館（室）。

作品是用石鼓文（來自戰國時期的文字，是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使用的小篆的始祖）書寫的，寫《西泠印社記》時，吳昌碩已經是71歲的老人，所以，大家把這件作品看作是他書法藝術成熟期的一篇代表作。

在文章里，吳昌碩記述了西泠印社籌建的背景和經過，還謙稱自己是“備員”，不敢為社長。

讀起來，顯然是吳昌碩的語氣。所以，過去那麼多年，《西泠印社記》一直被視為是吳昌碩自己撰文、書寫的。

2008年，一位叫鄒濤的書法篆刻家，偶然讀到日本友人收藏的一疊吳昌碩寫給好友沈石友的信札。翻讀時，他發現其中有兩通，提到了請沈石友作《西泠印社記》。

一通說：“石友先生鑒：得示知老嫂喜拙畫，特寫一紙奉上，乞轉交（若雲送潤斷斷不受，弟將何以謝兄耶！）僅錄心經，以無佳詩可寫。興到時乞代吟之，或跋語亦可。昨書中求代西泠印社記，收到否？拙詩二首請削定。即頌道安。缶弟頓首”

另一通說：“石友先生鑒：昨接手書收到。拙詩草稿二紙未肯痛改，故存之。茲有懇者，西泠印社索缶作序，缶未能從事。然缶為社長又不能不作，只有懇大手筆為之。附去魯澄伯序及社中條例，乞鑒之。缶弟頓首”

讀完這兩通信，鄒濤“很震驚”，加上信里的各方面信息，他認為“基本可以確定，這篇著名的文章，應出於沈石友之手”。於是，他發表了一篇《吳昌碩<西泠印社記>疑為沈石友代作》的文章。

鄒濤的文章，當時在書畫圈裡，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不過，很快大家都接受了這樣的說法。這是因為，無論繪畫還是詩文，吳昌碩請人代筆，很常見。

這並不意味著這位藝術大家的水平有水分。詩書畫印四絕的吳昌碩說過，自己的詩才是最好的。但恰恰是因為水平太高，在當時的上海灘，有權有錢的在爭搶吳昌碩書畫之外，也都想請他作詩撰文。可吳昌碩年事已高，實在疲於應付，只好找一些水平高的學生來代勞。這其中最著名公開的，要數王震和趙雲壑，主要代筆繪畫；而沈石友代筆的，則是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