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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曉宇
斯達克公司總經理
胡曉宇,臨床醫學學士,工商管理碩士,斯達克助聽器(蘇州)有限公司總經理。1990年畢業於華北煤炭醫學院,獲臨床醫學學士學位。2002年畢業於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90年起在北京煤炭總醫院擔任外科主治醫師。
胡曉宇
胡曉宇,1995年起擔任北京費森尤斯卡比醫藥有限公司大區銷售經理。2000年起擔任美中互利工業公司中國銷售經理。2002年起至今擔任斯達克助聽器(蘇州)有限公司總經理。
胡曉宇乎眾視野。,除非業務需,般觸“”,媒採訪。
,胡曉宇,憑藉科醫專業背景,及企管職業歷,達“”,達技術()限司(稱達)董職。
相對於下屬畢恭畢敬的“胡總”稱謂,胡曉宇的朋友們卻一直習慣於稱呼他為“胡醫生”,這不僅因為他當過5年的外科醫生,還因為他具有美國聽力學會國際會員、中國助聽器人工耳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浙江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等諸多專業頭銜。
在醫學領域裡,聽力學科顯得有些邊緣,但在胡曉宇看來,一個小小的耳內式數字助聽器,不僅可以讓聽障患者重回有聲世界,更可以讓他們回歸生活的主流,“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6月下旬一個炎熱的下午,在位於北京西單的工作間里,身穿白大褂的胡曉宇正親自給一位老先生做聽力測試。見到記者,胡曉宇笑著點點頭,算是打了招呼。10分鐘后,一身正裝的胡曉宇出現在記者面前。
給美國總統配助聽器
“人類收集聲音的歷史並不算遠,大約在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皇室的‘御醫’開始採用喇叭狀的管子,為有身孕的皇室女成員聽取胎音。大喇叭聽胎音,可以算是開創了醫學界藉助外力獲取聲音的先河。”像是給記者補習“聽力基礎知識”的過程,平時不怎麼喜歡說話胡曉宇,一旦說起助聽器,話匣子就再難關上了。
胡曉宇介紹說,助聽器進入中國是在上世紀50年代。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不少從戰場上退下來的志願軍戰士被大炮震壞了耳朵,那時,國家開始考慮籌建助聽器廠。1960年,中國第一家助聽器廠誕生,中國人有了自己的助聽器,也就是我們小時候見到過的,一個耳機、一根連接線和一個像半導體收音機一樣的盒子。這樣的盒式助聽器在國際市場主導了30年,中國還有一些鄉鎮企業在生產。
“嚴格地講,盒式助聽器就是一個小型擴音器,不僅放大了聲音,同時也放大了噪音,這導致佩戴助聽器的患者聽力損失越來越嚴重。很多輕度耳聾的患者,戴了一段時間‘盒子’以後,變得什麼都聽不見了。助聽器真正意義上的革命發生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歐美出現了模擬式助聽器,盒子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小巧的遙控器用以隨時調節音量。”
“斯達克成立於1967年,從傳統的盒式助聽器,到現在的數字助聽器,斯達克一直是國際聽力技術的領軍者。美國前總統里根、老布希、福特等都曾配戴斯達克助聽器。”胡曉宇告訴記者,上個世紀80年代,斯達克公司成功研製耳內式定製機,隨後,世界各大助聽器廠商競相效仿;上世紀90年代之後,更大的變革發生了,模擬技術和集成線路的出現和應用,及數字技術和晶元的應用,使助聽器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化。
讓助聽器“消失”
“數字助聽器最為顯著的特徵之一,是定製。”胡曉宇對記者說,一直以來,國人都把助聽器視作電子產品,而不是醫療器械,只要耳朵不靈光,家人隨便去買一個帶上即可。而數字助聽器是為每一個個體量身定製的,這就像口腔科做烤瓷牙,要給每一個患者提取牙模,數字助聽器同樣要為每一位患者取耳模,並檢測各項數據指標。當然,相對於烤瓷牙,數字助聽器卻更多依靠尖端的科技。”
胡曉宇表示,舒適、無反饋、聲音保真、個性化——這是衡量數字耳道式助聽器最為重要的指標,“和斯達克的產品一樣,目前國際領先的數字助聽器還兼顧佩戴舒適、環保健康、造型精巧、防水等更多優點。”
既收集需要的聲音,又濾去多餘的噪音?這樣隨心所欲的“取捨”是如何做到的?胡曉宇表示,“我們成功解決了這一世界難題,降低噪音而不損壞言語的技術——斯達克首創的‘語音iQ’系列產品已由設在美國伯克利大學的研發中心研製成功,並通過了各項臨床檢驗。7月26日,我們將在蘇州峰會上正式揭幕並投入生產,很快將在中國及全球同步上市。”
胡曉宇表示,降低噪音而不損害言語的“語音iQ”技術僅是斯達克2010年創新技術其中之一。還有一個“好玩”的創新,就是聲音通過發射器裝置,由原來的單一接收聲音,變成了一個類似mp3的“綜合聲音獲取器”,簡單說,聽障人士帶上這個裝置,不但可以有效獲取聲音,同時也可以輕鬆看電視、聽收音機。這項技術將於秋季在美國發布,上半年將與中國用戶見面。
不久的將來,一種完全隱形的助聽器也即將進入人們的生活。“把微小的助聽器植入內耳近鼓膜處,採用完全智能化的操控技術,如果患者自己不說,沒有人會知道他其實是戴著助聽器的,這樣的產品,無疑會受到眾多現代人的喜愛。我前幾天剛參加了美國伯克利大學聽力研究中心的研討會,在會上獲悉,目前新的研究方向是通過聽神經毛細胞的再造,輔以助聽器來獲取聽力。這表明,即使完全喪失聽力的患者,也將有可能擺脫‘靜音世界’。”談到新技術,胡曉宇顯得很興奮。
一面是商機,另一面是嘆息
對於斯達克而言,在中國這個超大的市場面前,“我們看到了機會,更感受到了挑戰。”胡曉宇說。
斯達克設在蘇州的生產基地,為全球5大洲斯達克分支機構(所有斯達克產品)供應晶元,可以說,在地球的各個角落,只要有斯達克助聽器,就會有一個“中國芯”。蘇州基地的晶元產品年出口量超過200萬,年出口創匯數億元人民幣。
據調查顯示,中國聽障消費者能接受的助聽器平均價格在3000元左右。胡曉宇表示,斯達克系列產品從3000元到20000元分為多個檔次,消費者可以根據自身的聽力損失和功能特性,選擇適合自己的助聽器。
胡曉宇告訴記者,在美國,平均每四個聽障人士中,就有一個人佩戴的是斯達克助聽器。而2009年,“暢聽產品”的上市,使得斯達克在中國的銷售業績創造了“歷史最佳”。
“目前,數字助聽器已被國家衛生部定義為二類醫療器械,並被列入政府採購清單。在過去的一年裡,斯達克為10萬中國聽障患者提供了產品和服務,在中國市場,平均每3個耳內式助聽器,就有一個來自斯達克。”胡曉宇說。
“然而,在現實中我們看到,一面是商機,另一面卻是嘆息。”胡曉宇語氣一反此前的“沾沾自喜”,“我去過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在那些偏僻的鄉鎮、山村,每天都有兒童因用藥不規範而導致聽力喪失。”
胡曉宇告訴記者,由於職業的關係,這些年,他特別關注聽障兒童這一群體,由於一些偏遠地區的醫療衛生條件較差,因濫用抗生素而導致幼兒失聰事件的不斷上演,“在一些偏僻的鄉鎮,由於缺醫少葯,廉價的慶大黴素幾乎‘包治百病’。”
“央視《每周質量報告》曾披露,我國很多突發耳聾的孩子都是由於生病時濫用抗生素造成的。我清楚記得2006年的一個統計數據:中國7歲以下兒童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尤其是氨基糖甙類藥物,鏈黴素、慶大黴素等,造成兒童耳聾的數量多達30萬,佔總體聾啞兒童的比例高達30%~40%。胡曉宇對一組青少年聽障人群做了一個抽樣調查,結果顯示,高於60%的聽障是因耳毒性藥物引起的。
胡曉宇告訴記者,除了偏遠地區因藥物導致兒童聽力受損之外,中國聽力學科人才的匱乏同樣讓他忍不住“嘆息”:“目前,在中國的高校里,只有浙江中醫藥大學設有專門針對聽障治療研究的聽力與言語科學專業,且學生只有寥寥幾十人,根本滿足不了社會的需求。”
“這些年,我們竭盡所能地去做一些捐助,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但我們的力量畢竟有限,所以我請媒體和我們一起呼籲:全社會一起來關心聽障人群;改善落後地區的醫療條件刻不容緩。”胡曉宇說。
胡曉宇和邰麗華合影
“無聲天使”邰麗華回歸“有聲世界”
令胡曉宇難忘的,是他與“千手觀音”的緣聚。
“兩年前的一次偶然機會,我聽到舞蹈《千手觀音》的演員邰麗華有意佩戴數字助聽器的消息,隨後,我觀看了邰麗華和她的夥伴們在2008北京殘奧會上的精彩演出,並了解到,由於聽不到聲音,演員們只能憑藉腳下舞台的震動感知節奏,並揮汗如雨地進行千萬次訓練,最終奉獻給觀眾一場精美絕倫的視覺盛宴;再後來,我和邰麗華有了第一次接觸。”胡曉宇向記者回憶初識“無聲天使”邰麗華的情景,“說實話,當端莊美麗的邰麗華站在我面前,耳後卻戴著一個香蕉一樣大小的笨拙助聽器,我的心情挺不好受的,我決心為她和她的夥伴們佩戴最先進的助聽器。”
一周后,邰麗華和另外幾個主要演員的“香蕉助聽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斯達克具備完全防水功能的暢聽耳背式助聽器。精巧而優質的助聽器,令邰麗華從“無聲天使”回歸到有聲世界。複查時她對胡曉宇說:“你和斯達克才是我的觀音”。
胡曉宇告訴記者,邰麗華是因小時候注射鏈黴素導致聽力受損,屬於重度聽力損失。佩戴了斯達克耳內式助聽器后,她不僅能聽到更多聲音,而且更加有信心去與人交流。“現在,她特別喜歡與人交談,人也開朗了很多。”
“儘管企業的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但對於斯達克而言,對社會責任的重視,有時候甚至超過了對利潤的追求。”胡曉宇告訴記者,“2006年,中國殘聯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殘疾人輔助器具服務工作的意見’;2007年,《聽力語言康復‘十一五’實施方案》出台。斯達克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參加了各地為退伍軍人及聾兒康復所組織的政府配發活動。自2009年以來,我們的足跡遍布北京、山西、山東、江西等地,為3000多名聽障退伍軍人和聽障兒童佩戴了助聽器,特別是在北京,我們為廣大聾兒提供了優質的產品及計劃周密的驗配服務。”
胡曉宇說,“當看到他們的臉上再次展現燦爛的笑容,我們覺得我們的努力真的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