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振勛

近代華僑資本家

張振勛(1841-1916),近代華僑資本家。字弼士,號肇燮。廣東大埔人。1841年出生於廣東大埔縣(今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

從1866年起先後開辦裕和、亞齊、笠旺、萬裕興墾殖公司,東興礦務公司,廣福、裕昌輪船公司等,成為南洋巨富。1892年後歷任清政府駐檳榔嶼首任領事、新加坡總領事、中國通商銀行總董、粵漢鐵路總辦、佛山鐵路總辦。1894年後在國內投資興辦煙台張裕葡萄釀酒公司、廣廈鐵路公司、廣西三岔銀礦、惠州福興玻璃廠、雷州墾牧公司等。1903年獲賞侍郎銜,三品京堂候補。主張抵制洋貨,以商戰收回利權。

1916年9月在印尼巴達維亞病逝,享年75歲。

人物生平


張振勛像
張振勛像
咸豐8年(1858年)17歲,娶陳氏為妻,因家鄉鬧災荒,遂辭別父母妻子,自汕頭出洋,到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簡稱巴城,今印尼首都雅加達)謀生。
1898年攜洋姨太太從新加坡到中國香港,打算搭乘德國輪船。
1903年獲賞侍郎銜,三品京堂候補。主張抵制洋貨,以商戰收回利權。
1905年賞頭品頂戴,補授太僕寺正卿,繼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督辦鐵路大臣。
1910年任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
1912年後歷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工商部高等顧問、南洋宣慰使、華僑聯合會名譽會長等。
1915年發起組織赴美實業考察團,籌辦中美銀行。還熱心捐資辦學。
1916年9月12日病逝於巴達維亞。

主要成就


實業興邦

張振勛半身像
張振勛半身像
19世紀90年代初在南洋的事業如日中天,對整個東南亞也影響深遠,英國、荷蘭屬殖民當局看重他的影響力,多次給他封官賜爵,卻被他婉言拒絕。“吾生為華人,當為中華民族效力”,他這樣說。當時的清政府歷經多年內憂外患,國庫空虛,治國無策。南洋華僑財富和影響力的迅速提升,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
1893年清政府駐英公使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富國之道,途經新加坡,給予了熱情接待。后龔照瑗把張弼士引薦給朝廷,並致函給李鴻章,盛讚“才大可用”。
1893年清政府派張弼士為檳榔嶼首任領事。不久又升任他為新加坡總領事。從此成為亦商亦官、一身二任的華僑實業家,奔走於中國和南洋之間。
1904年考察南洋歸來后,上奏朝廷,提出振興商務要從閩廣入手,以商戰挽回利權,並提出振興商務的十二條建議,描繪出一幅“實業興邦”的宏偉藍圖,被任命為考察商務大臣。隨後又被委任為頭品頂戴、太僕寺正卿、粵漢鐵路總辦。
1905年以後為了實踐“實業興邦”,投資數百萬銀兩,在兩廣創辦織造、玻璃、建材、採礦、製鹽、墾牧等多家企業,並為中國的金融、鐵路做出了較多貢獻。據史料記載,是中國第一輛拖拉機的製造者,第一批工業化國產機器制磚廠、玻璃製造廠、機器織布廠的創始人。

軼事典故


第一瓶酒

1892年中國發生了很多事,但在中華世紀壇青銅甬道上值得銘刻的,只有四件大事,其中之一就和張弼士有關。銘文寫著:“華僑張弼士在山東煙台創辦張裕葡萄酒釀造公司。”創辦張裕,是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他在回國投資創辦的企業中最成功的一家。而動機竟然來自於一個偶然聽到的故事。
1871年在雅加達應邀出席法國領事館的一個酒會,一位法國領事講起,早些年曾到過中國的煙台,發現那裡漫山遍野長著野生葡萄,用隨身攜帶的小型制酒機榨汁、釀製,造好的葡萄酒口味相當不錯,還說有一天想到煙台開個葡萄酒公司。將此事默記心中。
1891年應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之邀,到煙台商討興辦鐵路、開發礦山事宜。藉此對煙台進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氣候濕潤,土質肥美,具備種植釀酒葡萄和釀造葡萄酒的天然條件。第二年拿出300萬兩白銀,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葡萄釀酒公司張裕釀酒公司。具有濃厚的開放意識,公司創建即以公司制形式運營,這在120年前的中國可謂少之又少。
1915年著名的巴拿馬運河竣工,應美國總統威爾遜邀請,帶領中國代表團參加了舊金山巴拿馬舉行的太平洋萬國博覽會。這是中國首次派團亮相國際舞台。在此次萬國博覽會上,張裕產品最後壓倒眾多歐洲老牌葡萄酒,產自中國煙台的“可雅白蘭地”、“紅玫瑰葡萄酒”、“瓊瑤漿”和“雷司令白葡萄酒”一舉榮獲4枚金質獎牌。喜訊傳來,十分興奮,他激動地說:“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發憤圖強,後來居上,祖家的產品都能成為世界名牌。”

心憂天下

1915年6月13日《紐約時報》刊出一篇張弼士特寫,文章題為《中國的洛克菲勒》。經濟學家郎咸平認為,值得“中國的洛克菲勒”稱號的,是唯一一個。獲此稱號,除了富可敵國的財富之外,他和洛克菲勒一樣,有著一顆心憂天下的慈善之心。
1900年,黃河大決口,老百姓傷亡慘重,流離失所,得知消息后,立刻在南洋各地募集銀兩百餘萬賑濟災民,為此,清廷賜予他“樂善好施“的牌坊。
1840年鴉片戰爭后,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由於英人只重視本國貴族子弟的教育,香港本地居民的孩子讀書和上大學都遇到了不小困難。聞訊后,為了鼓勵華人子弟上大學,特地給香港大學捐銀十萬兩,作為辦學和獎勵華人學子之用。
19世紀末中日甲午戰爭失敗,清朝政府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后,他心情異常激憤,慷慨解囊,拿出80萬大洋振興北洋水師。
1915年4月回國途經香港時,港英當局特地授予他“法學博士”榮譽,以表示對他辦學的肯定。1924年,著名學者梁紹文在《南洋旅行漫記》中寫道:“在南洋最先肯犧牲無數金錢辦學校的,要推張弼士第一人。”

紅頂商人

巴拿馬博覽會歸國之後,1916年為了籌措中美銀行資金,不顧年邁體弱,前往南洋四處接洽,四處奔波加上積勞成疾,當年9月在印尼巴城病逝,享年76歲,臨終留下遺言,要“死葬家鄉”。
遵照遺囑,他的家屬將張弼士的靈柩從南洋巴城運回廣東大埔縣安葬。據張氏家藏《先考張弼士府君生平傳略》記載:“靈柩自巴城過檳榔嶼,及由新加坡至香港,英、荷殖民政府皆下半旗致哀,香港英督及香港大學監督,均親臨致祭。”
張弼士的靈柩從香港入境后,靈舟從汕頭溯韓江而上,韓江兩岸民眾紛紛擺設路祭,設牲祭奠。孫中山先生得噩耗后不勝悲痛,特派代表到靈前敬獻花圈,輓聯寫道:“美酒榮獲金獎,飄香萬國;怪傑贏得人心,流芳千古”,對張弼士及其金獎白蘭地給予高度評價。
這位連見慈禧太后都享有免跪特權的“紅頂商人”,同時期唯一可相比的是比他年長18歲的胡雪岩,但是顯然比胡雪岩更成功。當1885年胡雪岩在凄慘中結束自己一生時,正矗立在人生事業的最高端,而張弼士在1916年逝世時,他同樣享有了與胡雪岩天壤之別的待遇。之所以能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於他對政治一直保有清醒的認識。
雖然出生於清政府時期的中國,與清政府有剪不斷的聯繫:他先後擔任過清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閩粵兩省農工路大臣、欽命頭品頂戴、光祿大夫、粵漢鐵路總辦、佛山鐵路總辦等職,但是即使身居朝廷高位,他對清廷腐敗無能看得很透徹,這是他與胡雪岩最大的不同之處。
因此,在看到清政府即將垮台之時,他明智地選擇幫助孫中山先生開展民族革命事業:他支持兒子張秩君參加同盟會,並暗示南洋所屬各企業,要對在海外進行民族革命活動的革命黨人給予大力支持。在回到新加坡后,又通過胡漢民暗中幫助孫中山30萬兩白銀作為活動經費。辛亥革命爆發后,又以南洋中華總商會和他本人的名義,捐贈了一筆巨款給孫中山……
對政治的清醒認識,換來的是更加悠長的政治生涯:在民國時期又先後任總統府顧問、立法會議員、參政院參政、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南洋宣撫使等職——這在朝代更替的時代里,成為絕無僅有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