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門

門總高31m，平面矩形。基部為漢白玉石須彌座，城台辟門洞3券，上建城樓。樓建於漢白玉基座上，面闊5間，進深1間，四周圍廊，環以漢白玉石欄桿。樓前、后檐明間與左、右次間開門，菱花隔扇門。東西兩山設雙扇板門，通城牆及左、右馬道。四面門前各出踏跺。樓為重檐廡殿頂，下層單翹單昂五踩斗栱，上層單翹重昂七踩斗栱，梁枋間飾墨線大點金旋子彩畫。上檐懸藍底鎏金銅字滿漢文“神武門”華帶匾。頂覆黃色琉璃瓦。樓內頂部為金蓮水草天花，地面鋪墁金磚。神武門面對是景山。

神武門舊設鍾、鼓，由鑾儀衛負責管理，欽天監指示更點，每日由博士1員輪值。每日黃昏后鳴鐘108響，鍾后敲鼓起更。其後每更打鐘擊鼓，啟明時復鳴鐘報曉。皇帝住宮內時則不鳴鐘。

順治初年，孝庄皇太後下令，有人敢將纏足女子引入宮內者斬。這道懿旨曾懸掛在神武門內。

神武門作為皇宮的後門，是宮內日常出入的重要門禁，明清兩代皇後行親蠶禮即由此門出入。清代皇帝從熱河或圓明園回宮時多從此門入宮。此門也是后妃及皇室人員出入皇宮的專用門。皇帝出外巡幸，可由午門出宮，但隨行嬪妃必須由神武門出宮。如果皇帝侍奉皇太后出宮，則一同出神武門。

清代每三年一次選秀女，備選者經由此偏門入宮候選。1924年遜帝溥儀被逐出宮，即日出宮之時亦由此門離去。

據《養吉齋叢錄》等書載，清代“三樓”，即神武門鐘樓與地安門北的鐘、鼓樓，都由鑾儀衛掌管。並由負責天象和曆法的欽天監逐日委派漏刻科博士一員，輪值神武門，指示更點。每到黃昏，神武門鐘樓先鳴響一百零八聲而後再“起更”。當時，一夜分為五更，亦稱五夜或五鼓。一更約兩小時。每到一個“更次”，則由旗鼓手鳴鼓，直至第二天早上，五更已盡，再鳴晨鐘，也是一百零八聲。地安門北的鐘、鼓樓，同樣如此，所以古有“晨鐘暮鼓”之說。但皇帝住在宮中時，規定神武門不再鳴鐘。據《宸垣識略》載，按明朝制度，在內皇城周圍，共設四十鋪，每鋪有護軍十名，晝夜進行守衛。並備有銅鈴二十八個，每夜起更時，即從午門前西側的右闕門第一鋪發鈴，軍提一鈴，搖至第二鋪，連續傳遞，至左闕門第一鋪止，已自西北而東南繞皇城一周，夜盡天明，將鈴仍送右闕門第一鋪收存，待次日再行傳用。清入關后，皇城守衛仍依明制，亦從右至左巡護，只是改“傳鈴”為“傳籌”。宿衛大內的護軍統領，在神武門內值夜，由其掌握神武門南順貞門鑰匙。封建時代的帝王都城，依據古制應為“前朝後市”，即都城正中的前方是朝廷，後方是市場。明代的“後市”除在地安門（明稱北安門）北一帶外，還於神武門前設有“內市”，每月逢四開市營業，屆時聽憑商賈貿易，以備宮內及達官顯貴們採購。在這條橫貫東西的長街上，奇珍異寶，琳琅滿目，如宣德的銅器，成化的瓷器，永樂果園廠的髹器，景泰宮內監造的琺琅，無不應有盡有。至於清代，亦有內市之設。慈禧太后居住西苑時，命宮監在北海承光殿團城旁，開設市場，陳列百貨。慈禧還親自去遊逛問價，竟將此舉稱為“考鏡商賈之情”（《清宮詞注》）。

清代皇帝后妃的來源與歷代不同，它創立了具有自己特點的“選秀女”制度，而神武門則是被選看八旗秀

女領進和帶出宮廷所必經的皇城大門。這種嚴格的選秀女活動，由戶部主管，每三年舉行一次。選看的前一日，各旗的參領、領催等要事先排定車次，然後按順序魚貫銜尾而進。每輛車上挑掛雙燈，各有標誌。傍晚發車，入夜經地安門至神武門外，等候啟門，再以次下車入宮。所乘車輛，即由神武門夾道出東華門，再由崇文門大街一直向北，繞道仍進地安門回到神武門，估計時間已是次日中午左右。選看完畢的秀女，復按次序退出神武門，登車各歸其家。雖千百輛車，卻井然不亂，所以人們稱之為“排車”。據說乾隆年間，選秀女時，車馬雜沓，先後凌亂，應選者各自爭路，車不得進，不僅時有墮珥遺簪的旗女，且有交通事故發生。自嘉慶間額駙丹巴多爾濟提出上述車輛由神武門向東而西繞行的方法，人皆稱便，秀女的車輛就不再因搶道而擁擠不堪了。鑒於選看秀女時，這種車馬輻輳、人員麇集的情況，嘉慶六年（1801年）諭旨規定，應選當日，進宮的大臣官員不準走神武門，皆須由東華門、西華門入內，就連王子也不準由神武門行走。神武門既是皇后妃嬪及選看秀女出入的主要宮門，所以在順治初年，參與大政的孝庄皇后就頒有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清宮詞注》），這道懿旨清宮早年便高懸在神武門內。清朝初期，滿漢分別，極為嚴格。滿族女子本是“天足”，“纏足”的只有漢族婦女，所以孝庄的諭旨，具體反映了清入關之始強烈的民族觀念。

宸垣重地，門禁雖嚴，但也偶有疏忽，以致變生肘腋。嘉慶十年（1805年）這年二月二十日上午，突然從北上門（原在神武門北，今已拆除）西柵欄衝進一人，此人年約三十多歲，身材高大，體格健壯。他肩扛鐵槍，上蓋布袍，奪門而入。守門護軍見狀，當即上前攔截，那人一語未發，將布袍一丟，用鐵槍直戳過來，護軍衣服雖被扎破，卻順勢把槍握住。這時，護軍參領趕到，從身後將那人抱住。那人隨即用右手拔出彎刀，將參領帽沿砍破兩處。跟著又衝上幾名護軍，奪下彎刀，擊傷他的肋部及頭部后，把他團團圍住，用亂棍打倒擒獲。隨即對他進行了審訊，但他只供出一些謊話，終因傷勢過重，在將要押往慎刑司時死去。后經多方調查，才得知此人的真名叫劉士興。因此案危及清廷尊嚴，觸犯了皇朝禁律，嘉慶帝極為重視，在尚未有確供的情況下，就急不可待地在第二天發布上諭，以反逆罪處以極刑，命刑部“戮屍梟示”。刑部等衙門受理這一案件后，懷疑此案不是劉一人所為，可能還有同黨，於是分別在京師、直隸、山西、山東等地，同時對涉嫌人犯進行偵訪、拿問，先後受株連的有劉的父母妻室、藝師、鄉鄰等共三十多人。嘉慶親自閱批有關奏章，親自指揮審辦，在結案前後兩個多月的時間裡，連發了二十道上諭，最後連劉士興的兩個幼子（一個五歲，一個兩個月）也未放過，竟判交“值年旗酌給大臣為奴”了（《清宮述聞》）。此外，還處分了一批失職和辦理不力的官員。嘉慶所以發這麼大脾氣，絕非偶然，因在發生此案的兩年前，即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當嘉慶的“聖駕”回宮，正要進入神武門時，有一名叫陳德的男子，突犯御輿，使這位皇帝受驚不小，好在此人當即被擒，總算未出大事。短短兩年左右，連出兩起闖門事件，怎不令人惱火。無獨有偶，“禍”猶未了，七十多年後，光緒八年（1882年），又抓獲了一個擅入內宮的人犯，名劉振生，據供也是由神武門竄入的。可見當年清宮守衛，時松時緊，嚴密之中，常有漏洞。老大封建王朝，弊端百生，此其一例。

公交路線

58路、101路、103路、109路、124路、685路、夜13路、專1路、專2路至故宮站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