紳士遊覽團

1873年，興宣大院君李昰應閉關鎖國的10年攝政結束，朝鮮王朝開始進入名義上由國王高宗李熙親政、實際上由閔妃外戚集團掌握政權的時代，國家政策也逐步向開化推進。1876年，在閔妃集團主導下，朝鮮與日本簽訂了《江華條約》，正式打開了國門。而後朝鮮政府相繼於1876年和1880年派遣金綺秀和金宏集（金弘集）兩次修信使訪問日本。這兩次修信使的派遣都帶來了大量關於處於明治維新中的日本的見聞，對朝鮮開化運動的展開起到重要作用。特別是作為第二次修信使的金宏集帶來了由中國駐日使館參贊黃遵憲所撰寫的小冊子《朝鮮策略》，建議朝鮮“親中國、聯美國、結日本，以求自強”，更是在朝鮮朝野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並且在國王高宗及領議政李最應等朝鮮決策層中產生高度共鳴。此後“開化自強”便成為了朝鮮政府的大政方針，在1881年設立統理機務衙門、創設別技軍，包括“紳士遊覽團”的派遣，都是朝鮮政府在《朝鮮策略》影響下實行開化政策的重要環節。另一方面，朝鮮國內金玉均、朴泳孝、李東仁等開化黨的活動也是“紳士遊覽團”得以派遣的重要因素。“開化僧”李東仁曾在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金玉均委託及朝鮮高宗密令幾番前往日本探查情報，並與日本朝野人士及各國駐日使館進行廣泛接觸，就考察團的派遣與日本斡旋也是李東仁的重要活動之一。

此外，當時朝鮮的守舊勢力非常強勢，開化勢力雖然有高宗和閔妃等統治者的支持，但仍顯得非常弱小。特別是大院君一派蠢蠢欲動，不斷試圖干涉朝政。在1880年《朝鮮策略》傳入朝鮮后，就引發了守舊勢力的巨大反彈，儒生上疏群起而攻之，並在朝鮮政府籌劃“紳士遊覽團”之際的1881年春發表“嶺南萬人疏”，掀起辛巳斥邪運動。高宗鎮壓了這次政治運動，處死上疏儒生多人，表明了高宗實行開化政策的堅定決心。因此，“紳士遊覽團”的派遣也蘊含著掌握朝政的閔妃集團藉此打壓大院君為首的守舊勢力的意圖（閔妃集團首腦閔泳翊就是推進遊覽團派遣的李東仁的至交）。但是，標榜“衛正斥邪”的守舊勢力畢竟太過強大（直到1882年“壬午兵變”以後才遭到沉重打擊，一蹶不振），為了避免再次出現《朝鮮策略》傳入時所引發的社會動蕩，高宗派遣“紳士遊覽團”是秘密進行的，而其出是的名義也是所謂的“東萊府暗行御史”，以避風頭。在朝鮮政局變化、《朝鮮策略》傳入、開化黨的活動和對抗守舊勢力等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終於有了1881年“紳士遊覽團”的派遣。在派遣“紳士遊覽團”之後，緊接著朝鮮政府又以金允植的領選使，率領60多人前往中國天津學習先進科技，因此“紳士遊覽團”與領選使團可以說是當時朝鮮王朝為尋求國際上的勢力均衡而採取的一種外交策略。

從1881年2月9日（高宗十八年正月十一日）開始，朝鮮高宗開始陸續任命“遊覽朝士”，這日朴定陽、趙准永、嚴世永、姜文馨、沈相學、洪英植、魚允中7人收到高宗密旨，要他們以“東萊府暗行御史”的名義前赴日本考察。3月1日（陰曆二月二日），又有李憲永、閔種默、趙秉稷、李元會4人受到了相同的旨意，後來又加入了金鏞元。於是，這12人便組成了“紳士遊覽團”。高宗要求他們詳細考察並搜集“朝廷議論、局勢形便、風俗人物、交聘通商”的相關情報，同時每個人都分配了不同的任務：

• 朴定陽——內務省和農商務省

• 沈相學——外務省

• 魚允中——大藏省

• 趙准永——文部省

• 嚴世永——司法省

• 姜文馨——工部省

• 洪英植——陸軍省

• 李元會——陸軍操練

• 李憲永、趙秉稷、閔種默——海關情況

• （金鏞元為臨時任命，未特別安排任務）

紳士遊覽團多數是30—40歲的青壯年官員，他們年富力強，樂於接受新事物，是朝鮮政府中的中堅力量。同時，他們中的許多人又是閔妃集團的人物，比如魚允中、洪英植屬於閔泳翊門下的“八學士”，朴定陽、嚴世永曾受命清除大院君黨羽，閔種默更是閔氏族人。人員安排完畢后，受命考察的12名朝士在1881年4月23日（陰曆三月二十五日）到達慶尚道東萊府，4天後鄭秉夏帶著高宗下賜的5萬兩銀子作為盤纏交給遊覽紳士，並兌換成日幣1366元。後來他們又聯繫日本人，並租賃了住友的輪船“安寧丸”，於5月7日（陰曆四月十日）從東萊府釜山鎮出發，秘密前往日本，開始了他們的日本考察之旅。整個“紳士遊覽團”共有12班60餘人，遊覽團人員如下表：

此次考察團的名稱是“東萊府暗行御史”，但由於這只是為避人耳目的幌子，一般不用這個稱呼，而通稱為“紳士遊覽團”。其得名於考察團隨員尹致昊發表在1930年1月11日《東亞日報》上的回憶錄中將其稱為“十二紳士遊覽團”。1965年，韓國歷史學家鄭玉子發表了韓國國內學術界首個相關研究論文《紳士遊覽團考》，因此“紳士遊覽團”這一名稱普遍化，並且韓國國史教科書也採用這一名稱。其他稱呼還有“朝士視察團”、“日本視察團”、“官紳視察團”、“日本遊覽朝士”等。

“紳士遊覽團”一行自1881年5月7日離開朝鮮釜山以後，途經對馬島、長崎、馬關、大阪、神戶、橫濱，於5月27日抵達日本首都東京。一行在東京逗留74天，期間前往橫濱、大阪等地出差考察。他們以私人旅行自處，拒絕住在公廨，而是住在民間旅館。“紳士遊覽團”在考察期間，受到了日本朝野的歡迎，並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協助。當時日本駐釜山領事近藤真鋤在遊覽團出發前的報告中寫道：“此行將會成為朝鮮國開化之基礎，希望能善待他們，採用手段使其大開眼界”。在1881年5月7日，即遊覽團啟程那天，日本《東京日日新聞》就以“（朝鮮）開化黨員五十名は日本漫遊”為題進行報道，對遊覽團寄予期待；而在1881年5月20日《朝野新聞》的報導中，則留下“紳士遊覽團”中的思想開化的魚允中與較為保守的沈相學之間爭辯的一段逸聞，可見日本是將他們作為“開化黨”來看待的。朝鮮考察官員趙准永也稱：“日人朝議以臣等之來謂之修好益篤，預飭沿路勤於接待，且遣外務省屬官迎接於中路，所過之地，地方官或來見於店社，或請邀而饋之。”當時為了給他們的視察作嚮導，日本駐朝公 使花房義質於6月初專程歸國，與遊覽團同行，此外曾與朝鮮打過交道的外務省代書記官宮本小一和元老院書記官森山茂也負責接待遊覽團的任務。

在日本期間，“紳士遊覽團”成員會見了他們所負責考察部門的長官，以及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左大臣有栖川宮熾仁親王、右大臣岩倉具視、參議伊藤博文等日本政界巨頭，同時又和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等頻繁接觸。除了考察日本政府各部門以外，他們還對日本社會進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觀察。經過兩個半月的考察，“紳士遊覽團”一行在1881年8月5日參加了日本外務省的餞別宴會，8月8日以後踏上歸國之路。1881年8月27日（閏七月三日），除了魚允中、金鏞元前往中國考察以外，其他10名朝士乘坐日本商船“千歲丸”抵達釜山，返回了朝鮮，結束了日本考察之旅。部分隨員如柳定秀、俞吉濬和尹致昊等則留學日本。《高宗實錄》對此行記載道：“本年正月中，秘命趙准永、朴定陽、嚴世永、姜文馨、趙秉稷、閔種默、李憲永、沈相學、洪英植、魚允中等，前往日本視察，而名稱以東萊府暗行御史，故國史只書其復命。其復命也，各有聞見記獻上，而煩不可錄。”

在考察過程中，“紳士遊覽團”成員大多數都注意到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的蒸蒸日上，主張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文物。比如李憲永說：“凡於厚生之方，富強之術，有可移者移之” ，趙准永指出：“若其軍制、槍炮、船機、農業諸法之可以固國裕民者，猶可以法”。閔種默亦向高宗說：“以中國之眾且大，不無受損於洋人，則不可謂之強也；雖以日本之小，方務富強之術，不無張大，不可謂之弱也。” “紳士遊覽團”成員這些想法有一部分很快付諸實踐。趙秉稷的隨員安宗洙在日本向農學家津田仙學習農業，回國后寫成《農政新編》一書；朝士金鏞元在日本參觀大阪造幣局，學習“金銀分析法”，還在造船所學習了航海技術，在釜石礦山學習了冶鐵技術，1882年11月獲得了日本政府頒發的名為“器械圖卒業證章”的技術資格證；孫鵬九最初想到東京大學學習西洋醫學，因日語能力不足而沒能入學，於是到品川玻璃工廠當實習工，學習了玻璃製造技術。不過，在肯定日本工商業和科學技術發達的同時，“紳士遊覽團”成員對於日本社會風俗的西化大多持批評態度，這是因為“紳士遊覽團”成員出身朝鮮王朝統治階級而秉持的儒家觀念和立場所致，反映出“紳士遊覽團”的局限性。比如他們對日本儒學的衰微表示憂慮，比如閔種默說：“明治以後，貯新書，其泰西之文，十居八九。館無生徒，但四五遊學之人時寓館焉。或雲要路之人行此舉，不勝感慨。”嚴世永說：“置書籍館於文廟內，中華、日本、西洋之書畢具，就讀者日數百人。噫！古聖設學，豈或為雜種不經之書而始之也？”只有魚允中在觀察日本之後對儒學有所批判，他寫道：“我邦素尚儒道，以沉潛柔懦為賢，無一人勇敢作氣者。是可先變風俗，使之痛革前習而後可耳。……古人每以安貧為賢，真不是也。使人安貧而不務養生之具，何以保其口體？此儒學之所以不振也。”總的來看，“紳士遊覽團”成員在考察、認識日本的過程中還是以“東道西器”的理念為主，即維持傳統體制和文化，輸入先進科技，而沒有上升到全面變革的層次。

“紳士遊覽團”最大的閃光點是其成員呈給國王高宗的各種報告。首先是受命考察日本各部門的朝士分別所撰的“視察記”，其次還有幾位官員撰寫了以“聞見事件”為題的報告，另外一些紳士和隨行人員也留下了若干私人性質的遊記，這些文獻資料多達100餘冊，均用漢文寫成。其中“視察記”主要是將當時日本官方文件的翻譯而成，是對日本政府各部門沿革、職能和下屬機構的簡要概括；更有價值的是“聞見事件”和相關遊記，這些文獻更側重於日常見聞的記載，而其中呈現了大量有關日本社會情況的細節描寫。其中主要包括：

由於“紳士遊覽團”肩負著“詳探彼中物情”的任務，所以其成員對當時日本社會各個層面情況無不考察入微，他們留下回國后提交的考察報告以及見聞記錄，對日本的政治制度、政府設置、國民經濟、工業生產乃至日常生活都有十分詳盡的記載，將這些材料組合在一起，可以說細節化地呈現了19世紀80年代的日本在經過了10多年的近代化改革之後的面貌。

“紳士遊覽團”在朝鮮近代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意義。首先，這是朝鮮自主學習近代文明所邁開的第一步，表現了以高宗李熙為首的朝鮮高層“開化自強”的決心，朝鮮王朝通過“紳士遊覽團”這一支先遣隊，接觸了先進文物，極大開拓了視野，促進了朝鮮的進步；其次，在守舊勢力強大的局面下，“紳士遊覽團”的訪日增強了朝鮮國內的開化勢力，為進一步實行開化政策鋪平道路；再次，“紳士遊覽團”成員留下的大量報告和見聞錄，這些資料廣泛涉及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輸入的西方近代文明，反映了當時部分朝鮮人的開化觀和日本觀，是朝鮮開化運動珍貴的文獻，對於了解19世紀80年代初朝鮮通過日本輸入近代文明的過程及其演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對日本而言，“紳士遊覽團”作為第一批以考察明治維新為目的的外國訪問團，也是日本近代化之路一個重要的側面見證。

但是，“紳士遊覽團”在日本3個月的活動只是接觸了日本近代化的表面，並沒有上升到對其本質的理性認識，其成員對許多新事物也持懷疑態度，因此“紳士遊覽團”的成員除了洪英植成為主張全面變革的開化黨（急進開化派）以外，大多數人都是主張“東道西器”的穩健派。而且，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紳士遊覽團”的影響沒有能夠實際性地顯現出來，他們的考察報告並沒有成為朝鮮近代化改革的藍本而廣為傳閱，而是直接被放進了奎章閣，成為塵封的歷史檔案。另外，“紳士遊覽團”成員大多只是記錄下他們的訪日見聞，而鮮少有他們對朝鮮未來具體的規劃，因此這次考察活動沒有給朝鮮指明前進的方向，朝鮮的近代化之路仍在摸索之中。“紳士遊覽團”的局限性同之前日本派往歐美的“岩倉使節團”相比非常明顯。總的來說，“紳士遊覽團”雖然有各種局限性，但是一次“睜眼看世界”的順應歷史潮流的活動，有利於朝鮮的近代化，在朝鮮歷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