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刺在背傳說

大多數德國人曾支持或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或因此而受害。在德國或較中立的角度來說，一般認為俄羅斯藉助巴爾幹問題擴張。很多德國人都視戰爭為對抗“東方侵略者”的永久抗爭。考慮泛斯拉夫主義與俄國之擴張之餘，法國因普法戰爭之敗而生的復仇主義也是開戰的重要理由之一。對於德國人而言，英國也同樣是機會主義者。由於德國的崛起破壞了英國在貿易上的壟斷，故此英國也被視為企圖藉助支持比利時的中立 (德軍的施里芬計劃)，肢解德意志帝國的勢力。

戰爭的開始，在最初的確消除了德國社會的分化。天主教徒、猶太人、信義宗教徒、社會主義者、右翼勢力與自由主義分子都因戰爭而團結。

不過，隨著戰爭的變化，原本的分化再度出現。天主教徒、社民黨人與猶太人對戰爭之熱情減退，令其對國家的忠誠受到質疑。藉助戰爭發財的人士與參加罷工的工人也遭到批評。弗里德里希·阿爾弗雷德·克虜伯就因為替交戰雙方提供軍備，而遭到別人的譴責。個人利益往往被其他行業牽引著。德國政府設立最高價格管制以干預經濟，而商人則以轉移生產目標作回應，造成物資短缺。以上情況令社會緊張，經濟秩序受到破壞。在1917年，單單在德國就有五百次罷工，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

社會之不安，往往是經濟因素居多，而非人民是否愛國的問題。雖然德國的生產力在1917年到1918年時大幅下跌，但其實當時她的生產能力已經達到最高峰，無法再增加產量。根據後來的統計，德國根本無能力與英國、法國和美國打消耗戰而取勝。德國的確是歐陸大國，但她的工業產量與人口完全比不上整個協約國集團。雖然她打敗了俄國，但同年美國之參戰，已註定德國後來的失敗。美國僅僅在戰爭最後一年才加入戰場，而其國力又遠勝德國。

英美傳媒經過密集的宣傳戰後，成功塑造了德意志帝國具有普魯士式軍國主義與犯下危害人類罪的惡名。協約國之一的君主專制國家俄羅斯退出戰爭后，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與英美等協約國形成強烈對比。英美等國者，以所謂自由與民主見稱，而同盟國則是“專制國家”。此論調為西方傳媒所大量炒作。這對於美國帶領盟軍參戰之事非常重要，因為美國總統威爾遜支持美國參戰，指出要“使世界安全，捍衛民主”。 (詳見昭昭天命)

德國名將魯登道夫在其回憶錄指出，霍亨索倫家族在戰時未能察覺到協約國的宣傳，以致失敗。因此，納粹黨在德國當政期間，一直嘗試掌握當時協約國如此成功的宣傳策略。雖然德國被視為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但她的停戰建議就幾乎全被否決。在戰爭第二年，雙方都認為，簽訂沒有割地賠款或領土得益的條約就等於政治自殺。因此，德國當時的建議是要求保留她佔據的比利時之領土。

魯登道夫斷言，協約國要求之和議將與德拉古式條約無異。然而，德國人民並不相信他的理論，卻深信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以及德國社民黨在戰前早已是德國的著名民主派，協約國承諾和議與在其後恢復德國主權，更贏得以上黨派的一致贊同，大力支持停戰。戰爭持續下去，德國的盟國也開始質疑打仗的理由。

1918年11月11日，世界大戰終於結束，而魯登道夫的預言就幾乎馬上實現。雖然戰爭完結了，但英國繼續封鎖歐陸長達一年，令德國物資短缺，民不聊生。魏瑪共和國政府簽署的凡爾賽條約，更被認為是極度苛刻，完全不是德國人民在最初所期待的。

然而，凡爾賽條約出乎德國人意料之外：德國必須割讓約一成的領土、讓萊茵蘭非軍事化、讓法國佔領薩爾區和付出大量賠款 (分七十年還債，直到1988年) 。對於他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戰爭罪責條約：德國必須承認對發動戰爭的全部責任。

然而，在戰後幾年內，盟軍願意減少賠款，讓德國能對抗蘇聯的擴張，德國最後只付出了賠款的八分之一 (詳見洛桑會議) 。

德國投降后，盟軍從沒有佔領德國領土，而當時西線的德軍仍在法國北部。而且，當時列寧與德軍議和，在3月俄羅斯簽訂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奪得大量俄國在東歐之領土與賠款。這代表德國打敗了俄羅斯，也表示當時德國仍有勝利之機。於是，很多德國人都深信德軍所向披靡，根本沒可能會戰敗。換句話說，只要政府代表沒有“賣國求榮”，而國家又沒有因革命而崩潰，德軍一定會取勝。對一些德國人而言，即使必須求和，他們也相信盟軍會根據十四點和平原則寬待德國。

條約之所以被認為是奇恥大辱，最主要還是它嚴重損害德國主權與民族尊嚴。

於是，德國的保守派民族主義者與前軍事領導人就藉此諉過於人。最著名的代罪羔羊就是威瑪共和國的領導層、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以及“國際猶太人”，亦即被認為“為富不仁”的猶太人。以上人士統統被稱為“十一月罪犯”，被指為出賣民族的罪人，包括批評德國民族主義、煽動叛亂、煽動軍事工業之罷工與牟取暴利。最重要的是，“十一月罪犯”被指叛國，與所謂民族大義相違背。

以上的論調，似乎有實據支持。在德國投降之時，德軍仍然留在法國與比利時之領土；戰爭完全沒有波及德國領土。

在1918年初，魯登道夫曾發動春天攻勢以突圍而出，幾乎能讓德軍取勝，卻最後失敗。部分不滿現狀的德國人，就指責軍事工業的工人在戰事的緊急之際發動罷工，引致德軍軍備不足，令其失敗。他們聲稱罷工乃叛國行為，而猶太人則要負上最大責任。

這忽略了德國在戰爭上的位置，也忽視了個人的力量如何在前線被邊緣化。隨著戰爭經濟的發展和總體戰之出現，其實可能是全新的戰爭模式令德國戰敗。

無論如何，刀刺在背傳說在戰後廣泛流傳，後來並令極具種族主義色彩的納粹黨能借之獲得公眾的支持。

1919年，德國革命仍然持續。共產黨人成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最後被右派的自由軍團鎮壓並推翻。由於此蘇維埃的領導成員大多是猶太人，故此反猶太主義者在進行宣傳時，便為猶太人扣上“賣國的共產黨人”的帽子。

在戰爭後期，德國實際上被一個軍事獨裁統治，亦即當時的最高陸軍指揮。馮·法爾根漢因凡爾登戰役而辭職，由興登堡接任參謀總長。興登堡則任命魯登道夫為首席參謀長。二人負責協助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有關戰役之安排，掌管大權，亦即“第三最高陸軍指揮”。德國在西線的最後攻勢失敗后，最高指揮決定改革政府。魯登道夫表示：

“我已經向陛下請教過，現在就要讓他們 (文官) 重新掌權。實在很感謝他們的貢獻。所以，只要我們讓他們當部長，他們就可以去 (跟盟軍) 議和了。”

1918年11月11日，新成立的威瑪共和國派出文官代表，與盟軍簽署停火令，正式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新政府承認了凡爾賽條約，並因此要割地賠款。

由於當時十一月革命爆發，威廉二世被迫退位，而軍方又放棄了行政力量 (魯登道夫自己就在9月逃到瑞典) ，作為唯一仍然能運作的德國政府，威瑪政府根本是“被迫”求和。面對盟軍的軍事壓力，新政府只好答應簽署凡爾賽條約。上述的軍方高層在表面上鄙視條約，但其實是在找借口推卸責任。戰爭結束后，盟軍沒有佔領德國，也沒有進行任何戰爭罪行的審判。於是，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等人就被推崇為“未被打敗的戰爭英雄”。這些戰時將領更可以悄悄準備推翻共和國—那個在他們努力下成立的共和國。

1919年，德國國防軍就開始向阿道夫·希特勒灌輸有關戰爭的起因與德國為何戰敗，讓他深信刀刺在背之傳說。後來，魯登道夫更在1923年11月8日協助希特勒在巴伐利亞發動啤酒館政變。國防軍更在納粹黨成立初期提供資助；1933年1月30日，當時已屆八十五高齡的德國總統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德國首相。

傳說在1919年中開始流傳。當時魯登道夫與一名英國將軍尼爾·馬爾科姆 (Neil Malcolm) 吃午餐。馬爾科姆就問他對德國戰敗的看法。魯登道夫用數個理由解釋，例如國內生產問題拖累了德軍。馬氏就問：“那麼，你們就好像被人從后插了一刀似的，對嗎？”馬氏的比喻，對正中魯登道夫的下懷。魯登道夫就把這個名詞介紹給參謀部成員，指出“刀刺在背”就是傳言的“正式”名字，並讓傳言在德國散播。

右派政治勢力就利用這傳說攻擊共和政府，指出政府要為德國的失敗負責。而且，右派還用上“十一月罪人”之名詞，意指為負責簽署凡爾賽條約的政府官員，也指共產黨人和猶太人等 (請見上文) 。他們也指出，那些“不夠愛國”或不支持軍國主義的德國人也是罪犯。另外，參與德國革命、推翻帝國政府和建立威瑪共和國的一干人士，也是罪犯。

右派對此理論的依據，大多是關於如庫爾特·艾斯納 (Kurt Eisner) 一般的人。根據艾斯納所言，他是一個在柏林出生的猶太人，在慕尼黑生活。

由1916年開始，艾斯納就撰寫文章，譴責戰爭為不義之戰。他又積極參與於慕尼黑的革命，更在1918年11月9日代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當選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首任總理，宣稱巴伐利亞為自由邦，廢除了統治該州的維特爾斯巴赫王朝。艾斯納於2月21日被一名右翼學生刺殺身亡。

而且，威瑪政府總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藉助國防軍與自由軍團大力鎮壓工人起義。局勢穩定后，威瑪政府依然容忍右派勢力，並未加以鎮壓。也許基於它的容忍，右派勢力反而更張狂，每每針對政府，甚至刺殺如馬蒂亞斯·艾茨貝格爾和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等人。在商人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手下的右翼傳媒就大肆將共和政府之官員和猶太人打成“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