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風·西風

《東風·西風》分上下兩篇，上篇講述桂蘭自己的故事，她出生於一個守舊的中國家庭，從小就在母親的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封建傳統教育下長大，學會了一個大家閨秀所應具有的所有技能：打扮自己、侍候公婆、精通烹飪，還會彈古琴，同時她也繼承了傳統妻子的重要美德：順從、以丈夫為天、以丈夫為一切生活的中心，除此之外，她還有一雙同輩女孩中最小的小腳。在出嫁前夕，桂蘭自認將成為完美的無可挑剔的賢妻，可唯一不同的是他的丈夫曾出國留學，學過西醫，對桂蘭身上的這些美德毫無興趣，尤其討厭她那雙人人稱羨的“三寸金蓮”。結婚前他甚至提出過退婚，失敗后他依舊按中國傳統娶回了妻子桂蘭，但新婚之夜便向桂蘭提出夫妻平等的要求。這與桂蘭一直以來所受的教誨背道而馳，在無所適從中，他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在侍候婆婆梳洗時，桂蘭不慎灑了幾滴水在床上，便遭到了訓斥，但是丈夫聲稱自己決不能容忍妻子干這種下人的活，竟為此從家裡搬了出來。接著丈夫強烈要求桂蘭放腳，大有不放腳不成夫妻的架勢，為了討得丈夫歡心，桂蘭只好忍痛放腳。在痛苦的過程中竟意外得到了丈夫因憐惜而產生的愛。在丈夫的改造下，桂蘭逐漸成為一個“現代女人”，她的婚姻充滿了平等友愛，兒子出生后，丈夫還幫她向大家庭爭取到了孩子的撫養權。

下篇圍繞著桂蘭哥哥的婚姻展開，在原有的新舊兩種生活衝突的基礎上，又增加了異族通婚的矛盾。桂蘭的哥哥到美國去讀書，愛上了自己導師的女兒瑪麗。他讓家裡退掉已簽訂的親事，毅然和瑪麗在內美國結了婚，然後帶著她一同返回中國。但父母堅決不認這個外國媳婦，哥哥與家裡抗爭了一年多，最後被迫與家裡一刀兩斷，放棄家產，靠教書獨立生活。

賽珍珠生活在中國的時代，正是中國處於內憂外患、貧窮落後的時代。長期生活在中國底層的她對當時中國人民尤其是農民的生活有著深刻的觀察與體認，因此，賽珍珠對當時中國人民落後的思想面貌、貧乏的科學知識、愚昧的信仰、狹隘的世界觀和幾乎為零的宇宙觀，也同樣有著深入骨髓的書寫。

賽珍珠的女性主義意識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和4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文章中有過集中的表述。在這些論文中，賽珍珠對參戰前夕美國的性別關係進行了透徹而冷靜的分析，她堅持認為婦女是否獲得平等和完整的自主權是評價美國民主體系的重要標準之一，這一激進的立場和主張也印證了作家作品中倡導男女平等的一貫訴求。在中國題材的系列創作中，讀者更能深切感受到她對女性遭遇的“切膚之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傳教士身份書寫“中國故事”的賽珍珠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難免有用自己的基督理念和“西方文明”同化她眼中落後和迂腐的“中式文明”的局限性，這也同時決定了她對待中國婦女解放問題所特有的女性主義立場。

桂蘭

桂蘭從小接受了母親向她逐漸灌輸的封建思想。她所認同的婦道思想是女人天生低人一等，對於一切，女人唯有無條件地接受，對公婆、對丈夫只能百般順從，為婆家生育兒女、傳宗接代乃是女人應盡的義務，獲得婆家及丈夫的寵愛，是女人至樂。所以，有著這種文化背景的桂蘭一開始無法接受丈夫的新派作風，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與丈夫平等相處。她抱怨說：“多少年來，我就是這樣長大的，又怎樣能做好面對我丈夫這樣一個人的準備呢？”這裡不難看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婦道思想已經內化到桂蘭的人格系統之中，她的觀念代表了這一文化的一些特徵，而她丈夫的觀念則顯然烙上了美國文化的印記。雖然，從道理上講，中國人也知道“妻者，婦與夫齊者也”（《說文》），但這與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情形是相背離的。從這裡，我們也可以讀出賽珍珠對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男尊女卑思想的否定和抨擊。她借用代表美國男女平等思想的桂蘭的丈夫這一人物來說明合理的夫妻關係應有的面貌。桂蘭不知平等為何物，母親給婚前的女兒講解的一系列“注意事項”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取悅丈夫。所以，當桂蘭告訴她，丈夫認為小腳不美、她不知如何是好而只能向母親請教的時候，母親痛苦之餘，略加思索，感到只要能博得丈夫的歡心，幹什麼都行，哪怕是放腳。有趣的是，裹腳與放腳，做法上是相背的，目的卻是一致的，可謂“殊途而同歸”。同時，特別富有意味的是，一開始，桂蘭是為討丈夫喜歡才決定改變自己的，動機上仍是“無我”，但在丈夫的指導下，她學科學、學文化，夫妻倆慢慢增進了了解，漸漸產生了感情，桂蘭也在學習美國文化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受到了影響，認識到夫妻間感情的重要和愛的不可或缺。這些變化表明，桂蘭逐步承認了美國文化在婚姻家庭方面所具有的價值。

桂蘭處在封建思想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相衝突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作為封建家庭的名門閨秀，桂蘭從小受到封建傳統的熏陶，內心充滿了母親灌輸的封建婦道思想，認為女人生來就低人一等，除了生兒育女，就是逆來順受。面對丈夫，桂蘭從不多言，像花一般悄然無聲，只用眼睛和表情同他說話。為了取悅丈夫，桂蘭學會了彈古琴，做各式精美點心和菜肴，學會了自如地裝扮自己，特別是往那小腳上穿繡花鞋的本領。可以說，桂蘭是東方封建傳統文化意義上貴婦的完美代表。在塑造桂蘭形象時，賽珍珠沒有屈尊俯就的傲慢態度，也沒有嘲諷的意味。作為一個在時代浪潮中掙扎的年輕的中國女子，桂蘭證明自己是一個有尊嚴、有原則、有良好判斷力的人。她代表著新文化運動時期無數剛剛接觸到西方現代意識的中國女性。她們為人堅強，但與一個變革中的社會格格不入。周圍環境如迷宮般迅速變化，她們正努力尋找出路。對於傳統，她們有天生的依附和迷戀。傳統在束縛她們手腳的同時，也培養了她們奇特的古典美。例如，與西方女子直言示愛相比，桂蘭含蓄的表達更具詩意和美感：“夫君，你注意到今天的黎明了嗎？陰鬱的地球好像蹦了起來，迎接太陽。黑暗籠罩的大地，突然升起一片光明，那霞光好像噴涌而出的音樂！我親愛的夫君，我就是那等待著你的陰鬱的地球。”類似這樣的表述在小說中俯拾皆是。它們不僅勾勒出傳統中國女子的古典修養和甜美的內心世界，同時也傳達出了賽珍珠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同和讚賞。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以倫理為本位的文化，這種倫理觀給中華民族留下了尊老愛幼、社會和諧、家庭和睦等特徵。

桂蘭丈夫

小說的另一主人公，桂蘭的丈夫是一位在西方受過十二年教育的醫生，也因此成為了小說中西方先進文化的代表。在新婚之夜，他與妻子立下夫妻平等宣言，決心用自己的方式改造自己的婚姻，以平等友愛的新方式與傳統守舊的妻子共同生活。讓我們來關注一下他的那段令新娘震驚的平等宣言：“我想你不會馬上就喜歡我，你是第一次見到我，而我也是第一次見到你。我們都是被迫結婚的。以前，我們對這樁婚事無能為力。可現在就我們兩個在這兒，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創造生活。就我本人說，我願按新方式生活。我將平等地待你。我不會強迫你做任何事情。你不是我的附屬品，不是我的奴隸。你要是願意，我們可以做朋友。”新婚一個月後，因為不願意讓他的妻子成為家中的傭人，竟然帶著妻子搬出了他家世代居住的大院。桂蘭生下頭生子后，按照老規矩，孩子應該留在老屋，因為“他是家裡的獨苗，太金貴了，所以日日夜夜都要讓他爺爺奶奶守著”，但是丈夫對這規矩非常不滿，擔心孩子會被那些愚蠢的丫鬟和嬌生慣養的生活方式寵壞，他與老父爭論，他告訴父母，“就像當年他宣布他妻子只屬於他一樣，他的兒子也只屬於父母”。最終，孩子留在了自己的父母身邊。

留學歸來的丈夫生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用現代醫學和智慧造福祖國，於是他以科學、民主、平等為武器，與封建迷信和愚昧無知展開了殊死搏鬥，在家裡，他幫助桂蘭放足，維護了妻子的人權，在外，他治病救人，播撒科學的種子。那雙顯示桂蘭出身名門，標榜母親家教有方，並寄託著桂蘭對幸福婚姻所有渴望的“三寸金蓮”，丈夫沒有絲毫的欣賞，而是將它們畫成畸型的骷髏狀，以示他的深惡痛絕。桂蘭考慮再三，為了取悅丈夫，忍痛開始了放足的艱難歷程。桂蘭曾用盡心計以她的美貌、順從和高超的廚藝去取悅丈夫，結果都一一失敗。如今，她壓根沒想到她會以對傳統的背叛和捨棄贏得了丈夫的心！看到桂蘭因為放足而疼痛難忍時，丈夫對她說：“我們倆一起忍受，桂蘭，這不僅是為我們自己，同時也是為了其他的人—是對舊的害人的傳統習慣的抗議！”放足使桂蘭體驗到了一種走動自如的自由，一種靈魂的解放。她逐漸認識到自然、健康才是美；夫妻平等相待，才能有精神溝通和思想共鳴，才能有美妙的愛情和幸福的婚姻。

主題

19世紀末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在面臨西方新文化衝擊時傳統家庭倫理所遭遇到的挑戰。小說中，作家懷著悲憫的情懷對傳統女性在時代變遷中經歷的生活和心理的變化進行了細緻地刻畫，對她們中西合璧的婚戀生活給予了樂觀的肯定。

在桂蘭的文化認同中，由於文化差異性的存在，也由於這一文化與她自小所接受的文化迥然相異，桂蘭按照自己的文化標準和思維方式去讀解外來文化的時候，便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少的誤讀情況。在小說中，賽珍珠十分高明地於不經意處穿插細節，以指出這些誤讀的存在，譬如，桂蘭認為丈夫把有痰的手絹放回口袋，西方人的這種習慣真臟；丈夫動作快，桂蘭便擔心他會傷了身體；又譬如，桂蘭以為，外國人洗澡過頻，把皮膚洗得過白，所以，缺乏自然膚色，等等。但總體上說，桂蘭是美國文化接受者，她從丈夫那裡得知，外國並非是野蠻的國度，外國人也有自己的文化和歷史。這就完全有別於桂蘭的父母對待外國人的態度或者準確地講是偏見了。桂蘭的父母把外國人一律視為異端，是不開化的野蠻人，衣服式樣奇怪得荒唐，外國人開辦的醫院在玩西方魔術，他們面容粗糙，行為突兀魯莽。產生這些存在於東西方之間的偏見或誤解的根本原因，正如桂蘭的丈夫所分析的那樣，是缺少溝通，如果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願意去溝通，那麼，誤解抑或偏見終究是可以消除的。但從《東風·西風》中可以看到，異質文化之間的誤解有時是由於不願意“屈尊”去溝通而產生的，桂蘭的父母就是極好的例子。

而桂蘭的丈夫灌輸的西方先進文化，最終使桂蘭擺脫了幾千年封建傳統對中國婦女身心的束縛和毒害，使她以積極的態度去接受新思想、新觀念。賽珍珠在文中並未直白地對丈夫這一形象加以稱讚，而是通過桂蘭對丈夫行為的懷疑不解到逐漸理解直至最後的完全信任表達了賽珍珠對丈夫所代表的西方先進文化的自豪與稱頌。

賽珍珠還通過桂蘭的眼睛，看到了另外一些東西方在生活習慣及思想觀念等方面的差異。

在探討中國婦女生活時，辜鴻銘曾經指出：“在中國，一個真正的婦人，不僅要愛著，而且要絕對無我地為她丈夫活著。事實上，這種‘無我教’就是中國的婦女尤其是淑女或賢妻之道。”辜氏這番話的本意雖然是要為中國男人的納妾制度作辯護，卻在無意之中道出了中國婦女的生存現實。林語堂則斷言：“在中國，婦女們總是缺乏她們的西方姐妹那種獨立精神；被遺棄的妻子總是處在一種無限悲慘的境地。這兩段文字具有互文的性質。中國婦女的依附性，使她們難以獨立自強，她們沒有覺醒了的自我意識，而是被幽禁在其所處社會為她們劃定的性別角色之中難以自拔，到頭來則為性別角色的規定性義務所束縛，滑落到不想或不知道想解放自己的麻木不仁的地步，而只是一味地迎合男性迫使她們接受的一整套自成系統的價值標準，成為“無我教”的信徒和犧牲品。《東風·西風》中，桂蘭在洞房花燭夜聽到丈夫說她是他的朋友，而非奴隸或財產，所以要平等對待她時，竟一時不知所措，丈夫的開明或者說開明程度的厲害使得她一籌莫展，無所適從。從桂蘭的講述中，我們看到，她的丈夫是個在美國攻讀十二年後回國從醫的闊少爺。他希望利用從美國學到的民主自由思想來改造他的從小就深受封建禮教三從四德熏陶的妻子。就從這裡開始，夫妻之間在觀念上發生一了衝突，而這一衝突實質上是中美文化衝突的一種表現。

《東風·西風》中，其實，有一個關鍵詞——愛。小說的第一部分里，愛使桂蘭獲得了新生，至少是改造，儘管她還不能歸人新女性一類。在第二部分，桂蘭的哥哥出於愛而與美國姑娘結為夫妻，最後，父母要強迫他打發瑪麗回美國，逼他與出國前就和他訂了婚的李家小姐完婚，他出於愛毅然決然地與家庭斷絕關係，並執意從家譜中拿掉自己的名字，從而與祖宗一刀兩斷。這是需要勇氣的。從桂蘭的哥哥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賽珍珠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的否定。傳統的中國社會講究“入則孝，出則梯”，在家為孝子在國為良民，在中國人的人生觀中，人們認為“孝梯仁之本”，所謂孝順，是要奉養父母，服從父母的意志。

但是，桂蘭的哥哥為了愛，為了享受美國式的婚姻自由，終於棄孝於不顧，向封建傳統的家庭觀念發起挑戰。和他並肩作戰的是瑪麗。為了愛，她與丈夫來到中國這箇舊家庭，卻始終不為這個家庭所接受。一開始，除了她丈夫和桂蘭的丈夫，是沒有人看得慣她的。桂蘭認為洋嫂子與她這樣的中國女人整個就不一樣，最大的差異之一恐怕要算公開向丈夫示愛，表現出親昵行為了。洋嫂子與桂蘭的母親一直敵對，桂蘭的父親對這個洋女人心懷邪念（起初，孤獨的瑪麗還以為是友好），桂蘭的哥哥因母親的態度而常常心情沮喪，桂蘭的父親納的小妾們對她指指戳戳。但是，為了那份愛，瑪麗對這一切全部忍受了下來。

《東風·西風》中的這些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中美婚姻觀念的不同。中國人古老的擇偶方式是“父母之命，媒約之言”，美國人是自由戀愛；中美擇偶的標準也不一樣，中國人擇偶，必須由長輩來安排，最講究“身家清白”和“門當戶對”，而美國人看重的是兩情是否相悅。擇偶方式和標準的不同，緣於婚姻觀念的不同。美國人結婚是為自己的，中國人則為他人；美國人結婚是個人的權利，中國人結婚是對家庭盡的一種義務。在中國，父母為兒子娶進媳婦，看上去是為兒子完婚，實際上是為了家庭或家族。關於中美婚姻觀，辜鴻銘寫道：“⋯⋯在中國，一個合法的公民婚約不是那個女子和男子之間的事，而是那個女子同她丈夫家庭間的事，她不是同他本人結婚，而是進人他的家庭。”辜氏稱這種婚姻為“社會婚姻”或“公民婚姻”，稱歐美的為“情人婚姻”，¾確實是抓住了兩種婚姻觀差異之所在。根據這些不同的婚姻觀來分析，桂蘭及父母與瑪麗之間程度各異的對峙，源於雙方都堅持各自的觀念，而拒斥對方的觀念。這樣就使得雙方的觀念都著上了固執甚或是頑固的色彩。合理的明智的做法應當是，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注意取長補短。唯有這樣，才有可能走向互補或融合。中國長輩對兒女婚姻的過分關心和投人，其出發點仍在於愛。這是他們對子女最後一次愛的表示，由於愛兒女，才來“把關”，小輩的個性自由因此幾乎在面對父母之愛的同時被大致剝奪。一旦象桂蘭的哥哥和丈夫那樣，感受到了歐風美雨之後，對個性自由的追求就會凸現出來。就桂蘭的哥哥而言，這一追求的結果便是與瑪麗在大學里的相戀。

他們沒有因各自生活習慣的差異而不安，沒有為對方所持有的不同文化傳統和信仰所困惑，沒有為家長的百般阻撓所折服，他們克服了重重障礙勇敢地追求純潔的愛情，最終，他們愛情的結晶—一個象徵著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嬰兒出生了，“他的出世帶來怎樣一種結合的快樂！他已把父母兩人的心維繫在一起，他倆出生、教養完全不同，而這種差異已存在幾百年了。這是多麼了不起的結合呀！”小說最後，桂蘭對哥嫂所生的孩子充滿期望：“對他們的孩子，我有兩種猜測：他會獨創自己的天地，他既不是純粹的東方人，也不是純粹的西方人，沒人會理解他，他會被兩個世界所拋棄。但我想，他吸取了父母的精華，他一定會理解兩個世界，會更堅強，更聰明。”

《東風·西風》這部小說在承認東西方差異的同時，更突出了雙方溝通融合的可能性。在賽珍珠看來，東西方文化之間有差異、矛盾和衝突，但融合是主流，只要雙方互相尊重，多加溝通，多作交流，既保障異質文化之間的差異，又彼此取長補短，和諧並進，最終達到天下歸一的境界。這種通過文化碰撞來達到文化融合的觀點是她提倡多元文化的一個基本核心，也是她所追求的崇高的文化理想。

手法

《東風·西風》中的中西文化融合有著某種說教成分，這並不是徹底否定這部小說的價值。事實上，作為有著跨國文化背景、跨國生活經歷這些優勢的作家，一生致力於中西文化的交流與溝通的賽珍珠，是以《東風·西風》的寫作及其主題探討，來開始自己的努力的。在這部作品里，她藉助於婚姻問題來展示中西文化的異同。在她看來，中西文化之間的融合是主流，小說以象徵中西文化融合的嬰兒的出生為結局，作者在書中也極力表現桂蘭和洋嫂子之間始終存有共同點，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賽珍珠所持的“一個世界”的論點，即全世界的人民，拋開民族不提，其基本情感和心緒是十分相象的。這是賽珍珠美好願望的反映，也是早年受了孔先生教誨的結果。孔先生曾對她說：普天下人是一家。賽珍珠本人也說過：“如果普通美國人能夠把自己看成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就能引發自己對其他民族的好奇心，進而產生興趣，直至產生理解。”她在小說中，也借桂蘭丈夫之口，分析了文化之間誤讀的原因，探討了消除誤解及偏見的有效途徑：溝通。我們認為，只有通過了解、溝通，才能解決矛盾、消除衝突，在保留各自文化個性的前提下，相互汲取養分，從而創造出更為豐富的文化。

在人物描寫上作者拋卻了用抽象概念來描寫事物的方法，代之以大量的細節描寫和新奇的比喻，使人物栩栩如生，傳達出強烈的詩味。例如，新婚之日，桂蘭透過頭蓋的流蘇看到丈夫穿著筆挺的黑西裝站在那兒，“他很高，直得像一根小竹竿”。在她的印象中，“哥哥優雅得像支銀笛”；與哥哥訂有婚約的李家小姐“嘴唇很厚，彎得像把鐮刀”；而哥哥的妻子瑪麗則“美麗得像一棵白雪覆蓋的松樹”。在個性的描寫上，最突出的人物是母親。她深諳世事，碰見不如意事時，她言語不多卻很尖刻，話語刺中犯錯的人，“彷彿寒冷刺骨的冰塊兒落在肌膚上一樣”。面對無法調和的矛盾，母親病了。“她的嘴唇緊閉，像尊石像”，“身子單薄得像乾枯的蘆葦桿”。她卧床不起，“像一棵被掏空的大樹倒了下來”。這些文字提供了作為一種幻象的事物的感覺，遠勝於關於母親高貴、典雅、精明能幹、痛苦、絕望的認識，給人以新意和極大的想象空間。

在人物的心理刻畫上，作者通過語言的對仗、排比，生動的比喻、隱喻及暗喻，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了東方女子桂蘭含蓄、深沉的內心世界和嫵媚委婉的古典美。書中有這樣的描寫：“夫君，你注意到今天的黎明了嗎？陰鬱的地球好像蹦了起來，以迎接太陽。黑暗籠罩的大地，突然升起了一片光明，就好像噴涌而出的音樂！我親愛的夫君，我就是那個等待你的陰鬱的地球”。“啊，寒冷的大地怎麼知道春潮時的太陽何時引逗得她心花怒放？大海又怎會察覺到月兒迫使她向他屈服？”“我日日夜夜地思念他，彷彿春天的河水嘩嘩地流入乾涸了一冬的溝渠，彷彿河水灌溉了田地，給一切都注入了生機和收穫的希望”。“我只知道在收稻的季節——一年中萬物成熟的時候，我的孩子就要出世了”。以上的這些短短的內心獨白，活生生地展現了桂蘭由懷春少女的竊喜、期待到為人妻的幸福滿足的心理過程。這與西方女子活潑大方、直言示愛的方式相比具有強烈的感覺差異。這使西方讀者在審美接受過程中形象地感受到了中西愛情之差異和東方女子之含蓄、典雅，從而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審美快感。

在語言層次、結構層次之上的是《東風·西風》創作視角的陌生化。在賽珍珠之前曾有不少自命為“中國通”的西方人描述過中國。他們大都把中國描寫成一個劣等民族，一個需要靠西方基督教予以開化的民族。《東風·西風》一改以西方人看東方的創作模式，以一個中國女子桂蘭的自敘口吻，向一個生活在中國、懂得中國的外國女孩講述她眼中的西方世界，講述西方文明對她現實生活的衝擊，講述她目睹的中西文化的激烈交戰。如此奇特的創作視角一下子賦予作品以無限的新意和真實性。

賽珍珠（Pearl S.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美國偉大的女性作家。1932年籍其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成為第一位獲得普利策小說獎的女性；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她也是唯一同時獲得普利策獎和諾貝爾獎的女作家，是作品流傳語種最多的美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