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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楓

外交家

陳楓(1916—1986)，字文賢，又名哲平、國梁。廣東省陽山縣黃坌人。1935年考入廣州廣雅中學，開始接受進步思想；1938年入黨，,同年底在陽山建立第一個黨組織“中共陽山縣支部”。抗日戰爭期間擔任地下黨組織的領導職務進行革命鬥爭，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廣西城工委書記；新中國成立以後曾任柳州市委書記、南寧市委書記兼市長；1965年調任外交部，歷任阿富汗、蒲隆地、冰島、模里西斯駐外大使；1984年離休，享受副部級待遇；1986年8月陳楓在北京逝世，終年70歲。

1個人經歷 2工作經歷

個人經歷

在廣州組織領導學生運動引起國民黨當局注意，陳楓因此前往革命聖地延安，並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16年，陳楓出生在陽山縣黃坌街的一個小商業家庭。父親陳熾恩，靠蒸酒磨豆腐養活一家數口。母親余氏勤勞節約，賢淑聰慧。1923年，陳楓家遭匪洗劫，房子被縱火燒成灰燼，母親被綁架作人質。為贖回余氏，陳熾恩千方百計借來千元白銀作贖金，從此家道中落。

當時，7歲的陳楓已開始接受文化啟蒙，經歷此次家庭的興衰破敗，耳聞目睹土匪的燒搶掠奪，他憤怒不平，要尋找一條通向光明的道路。在家鄉讀了幾年私塾之後，陳楓轉到連縣燕喜小學就讀。這期間他成績出類拔萃，而且思想活躍，傾向進步。1932年在連縣高小畢業后，考入了廣州省立一中就讀，1935年以優異成績被廣州廣雅中學錄取。

在廣雅讀書期間，他更加勤奮，校內校外常常手不釋卷。不久被選為學生會幹部負責編印會刊，通過會刊傳播革命思想。1935年12月，他以學生會的名義，組織領導學生開展反帝、反封建愛國民主運動，為爭取自由、民主而鬥爭。

經過學運和鬥爭的鍛煉，1936年5月，陳楓加入了“中國青年抗日同盟”，在班上成立了“雜誌讀者研究會”，組織同學進行讀書報告、問題討論、每周時事分析等活動，以求開闊政治視野，豐富文化知識。並出資購買進步書刊，充實研究會內容。接著，他又組織成立了“故鄉留省學會”，為綏東前線發起募捐，大力支持抗日鬥爭。

在繁忙的學習和工作之餘，他寫下了洋洋萬言的生活日記，記錄了他時刻關心農民的疾苦、關心國家形勢、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的思想和言行。他寫道：“在這全國情緒高漲及民族一致要求政府抗戰的時候，綏東抗日將士能接受民意，為民族舉起偉大的抗戰火炬，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這不但是我們偉大民族的巨浪，且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也在我們偉大的民族面前起了懼怕和戰慄……”

1937年11月，高中尚未畢業的他，由於搞學生運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被勒令退學。後來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他與幾個進步青年同學一起踏上了通向革命聖地———延安的征途。經過長途跋涉，陳楓終於到達了延安，考入了抗日軍政大學。在這個革命的大熔爐里，他孜孜以求學習馬列主義和革命理論，鑽研軍事知識。1938年2月，陳楓在延安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回鄉創建黨組織

1938年12月，陳楓回鄉建立了陽山第一個黨組織“中共陽山縣支部”，並任書記。從此，陽山人民革命鬥爭有了中流砥柱。

1938年，廣東抗戰形勢緊迫，陳楓從延安回到廣東，后被中共廣東省委派遣返回家鄉陽山，開闢後方根據地，發展黨組織開展抗日救亡。

當時陽山還沒有建立黨組織，陳楓是陽山縣唯一的共產黨員。他利用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有利條件，公開合法身份，積極進行群眾性抗日救亡的宣傳發動及組織工作。他親自到當時國民黨省政府所在地連縣,向國民黨省主席李漢魂要求撥款，爭取到一筆活動經費建立抗日團體。

另一方面，陳楓依靠本縣進步青年，培養積極分子李卜凡、毛鴻籌、梁天培等，成立了“陽山縣青年抗敵同志會”，創辦了會刊《青鋒報》，以此為宣傳陣地，號召廣大人民群眾團結起來，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從此，沉寂的陽山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抗日浪潮。

青抗會的成立和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使陽山縣湧現了一批積極分子，陽山建立黨組織的條件已經成熟。1938年12月，陳楓在建立了陽山第一個黨的組織“中共陽山縣支部”，陳楓任中共連陽特別支部宣傳委員兼陽山縣支部書記，從此陽山人民革命鬥爭有了中流砥柱。之後，陳楓吸收了一批經過考驗的進步青年加入黨的組織，上級又調來幾個黨員到陽山工作，陽山黨組織的力量不斷壯大。1939年2月，組成了中共陽山縣支部委員會，陳楓任書記。

1939年春，國民黨陽山縣黨部書記范少楷貪污了人民群眾給青抗會開展抗日活動的募捐款，激起了公憤。陳楓以青抗會的名義，帶領近百名師生上街遊行示威，強烈要求把范少楷撤職查辦。國民黨當局迫於廣大師生及人民群眾的強烈抗議，不得不撤了范的職務。

是年冬，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抗日戰爭期間的反共高潮，抗戰形勢急轉直下。這時候，上級黨組織考慮到陳楓已引起國民黨的注意，決定把他調離陽山，另行安排工作。而他的父親陳熾恩因掩護並在經濟上接濟過中共地下黨組織，其所創辦的“安和堂”中藥店遭到了國民黨多次勒令封閉，並逮捕了母親余氏，敲榨了二萬斤谷才作罷。

二入琶江開展革命

從、琶、花（縣）支隊於1946年1月成立，陳楓任政委。這支武裝部隊為從琶江地區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很大貢獻。

離開陽山後，陳楓兩次進入琶江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有“琵陳”之稱。

1941年春，接受北江特委指派，陳楓第一次進入從（化）琵（江）地區，建立中共從琵工作委員會，任工委書記。這期間，他以琶江四九文昌小學教師為身份作掩護，從事領導地下黨活動和組織抗日武裝。

當時琶江的國民黨地方反動勢力，控制把持了大部分的地方勢力和武裝，他們不斷破壞中共地下組織，逮捕、迫害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致使整個琵江的上空籠罩著白色恐怖。在此惡劣環境，開展黨的地下活動和武裝抗日，受到嚴重的阻力和障礙。

陳楓到琵江后，馬上與地下組織取得聯繫。首先對當地的風俗民情、地方武裝的分佈等情況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了解，動員開明紳士和愛國志士投入抗日行列中去，與國民黨頑固勢力開展鬥爭。經過艱苦工作，不久便恢復和發展了琵江、湯塘、田心、官山、圍鎮、菱角塘等黨支部，鞏固了黨的核心力量和抗日組織，打開了琶江地區的工作局面。

1943年，上級安排他到英德縣英東中學教書；次年夏，陳楓第二次進入從琵地區，接受秘密任務———接回地下黨員的關係、恢復黨組織活動和打通與東江游擊隊的聯繫。

1945年春，東縱部隊準備第二次挺進粵北，開闢抗日游擊根據地。為保證東縱部隊安全順利通過琵江，陳楓組織帶領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做好收集情報和籌糧等工作，並對當地開明紳士和實力派實施統戰。他提出“自衛衛國，自救救人”的口號，成立了四九、良安、湯塘三鄉抗日自衛委員會，將一批共產黨員安插到自衛大隊任大隊長、中隊長等職，使三鄉地方武裝牢牢掌握在黨組織上。

琶江地下黨的工作贏得了廣大群眾的信任和支持，為東縱部隊挺進粵北掃除了障礙。當年4月，東縱鄔強的北江支隊和蔡國良的西北支隊到達琶江時，沿途通行無阻，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

隨後不久，中共琶江縣委成立“琶江人民抗日義勇大隊”，緊接著舉行了武裝起義。當時，陳楓在羅浮山開會回到琶江，並帶回珠江縱隊的一個中隊與琶江起義部隊匯合在一起，使隊伍壯大。1946年1月，從、琶、花（縣）支隊成立，陳楓任政委。這支武裝部隊為從琶地區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

轉戰廣西爭取解放

解放戰爭時期陳楓任中共廣西城工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柳州市委書記、南寧市委書記兼市長，為廣西的解放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陳楓受上級黨組織的派遣，於1946來到廣西，先後擔任中共桂柳區特派員，桂柳區工委書記，廣西省城市工委書記等職，帶領廣西廣大地下黨員和人民群眾進行艱苦的鬥爭，爭取廣西早日解放。

1946年12月底，陳楓領導了桂林師範學院和廣西大學的學生運動，進行反美、反帝、反迫害、反飢餓遊行示威，抗議美軍在華的暴行，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和平真內戰的醜惡面目，有力地配合了全國廣大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推動了桂柳區革命鬥爭的向前發展。

1947年7月，遵照中共香港分局指示，中共桂柳區工委成立，陳楓任書記，負責領導桂、柳、邕、梧四市以及桂北、柳北、桂中都宜沂地區黨的工作，投入到開展人民解放戰鬥中。

同年7月，陳楓在柳州主持召開了中共廣西省城工委會議，大膽發動工人、學生建立秘密的或公開合法的組織，開展迎軍護城工作和社會調查研究，準備裡應外合，為人民解放軍解放桂林、柳州等城市鋪開道路。當時人民解放軍已逼近衡陽，廣西解放指日可待。

由於陳楓對形勢作了正確的判斷，正確地把黨中央的指示精神貫徹到桂柳區黨組織之中，並帶領廣大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1949年11月，終於迎來了廣西的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陳楓繼續在廣西工作。1950年3月至1951年6月任柳州市委書記，1952年5月至1953年5月任廣西省民政廳副廳長，任職期間，他親自帶領幹部下到桂平縣等基層單位了解旱情，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傾聽各方意見，解放實際問題，受到廣大群眾的讚揚。1953年5月開始任南寧市委第一書記兼南寧市長，在任期間，他經常下到工廠、農村蹲點，大抓工農業生產，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重要文件指示默記背熟

為了保存組織，長期堅持鬥爭，1947年12月，陳楓起草並經工委通過了《關於秘密工作條例的通知》，對地下黨工作紀律作出了嚴格要求。陳楓是執行秘密工作條例的模範，他的住處只有少數人知道，文件來往、安置也極為秘密。

至柳州解放，陳楓在柳州搬了3次家。“他最早住在曙光東路159號。1948年春，又搬到曙光西路223號。”1982年，陳楓重回柳州，原中共柳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劉明文伴他故地重遊，尋訪在柳州工作時的幾處住所。劉明文告訴記者，1949年1月，桂柳區工委撤銷，成立廣西省城市工作委員會，任命陳楓擔任省城工委書記后，陳又搬到了中山東路。

每隔3個月，陳楓必須到香港分局彙報請示工作。他化裝成商人或學者，攜帶的文件都用密寫，或藏在隨身攜帶的牙膏、暖水瓶或雲片糕里。有一次，他與隨行的黨員熊柳生從香港乘飛機返回柳州，文件藏在暖水瓶里。由於熊神色緊張，在機場差點被警察查出。陳楓吸取教訓，以後往返香港時不再帶文件，而是把重要的文件和指示默記背熟。

在艱險複雜的環境中，柳州地下黨生存下來，並且保證了地下鬥爭的順利開展。直至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柳州地下黨僅犧牲了一名黨的幹部，被捕去一名黨的領導幹部。劉明文認為，嚴格遵守和執行黨的《秘工條例》，是柳州地下黨保存自己、戰勝敵人的法寶。

從敵人口袋掏錢幹革命

在不知情的外人看來，陳楓確實是個商人。家門大開的時候，他衣著講究，飯桌上有酒有肉。實際上，關起門來，陳楓和家人用頭菜就白飯，過著清貧的生活。“露富”，其實都是為了更好地掩護身份。

1986年12月3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原主席韋純束在《廣西日報》上發表題為《他十分熱愛第二故鄉——廣西》的回憶文章，就是為懷念陳楓而作。文中寫道：“陳楓同志一向生活儉樸，作風艱苦深入。解放前他調來廣西工作，表面看像衣冠楚楚，經常來往於桂林、柳州、南寧和香港的大老闆，實際上並無任何收入，過的是供給制的清苦生活。”

那時候，黨的經濟來源，主要靠黨費和黨員捐獻的財物，經費非常短缺。在中共桂柳區工委文獻《加緊努力，迎接新形勢——一月決議》里，對黨員幹部的生活開支和黨費徵收標準作了嚴格規定。

陳楓每月的生活費僅為150斤到200斤大米，相當於三四十元錢，剛剛能夠解決一家人的吃飯問題。他為掩護機關做生意賺得的錢，全部充作黨的經費。陳楓經常到香港彙報工作，來往要乘坐飛機。地下黨員熊柳生變賣家中田產，在學校工作的黨員李庚承和李鉉賣學米，幫助解決了機票費用。

由於黨的活動經費不足，陳楓想了個辦法，從國民黨的金庫里“找”錢來幹革命。由黨組織派員，以假身份到國民黨開辦的農業合作社貸款。在合作社裡面，拿公章批貸款的人，也是地下黨。這樣，錢輕而易舉地從國民黨銀行領出來了。有一次，陳楓接到兩麻袋錢。他立即用來購買洋紗，並轉手賣出，賺到的錢也成了黨的經費。

1947年至1949年，陳楓通過召開“七月會議”、“成團會議”、“社灣會議”、“鷓鴣江會議”，組織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培養、訓練幹部，總結鬥爭經驗和教訓，部署城市的愛國民主運動和農村武裝鬥爭任務，發動各級組織做好保護城市和迎接大軍解放的工作。

工作經歷

離開廣西后，陳楓於1965年1月調任外交部工作，歷任亞非司副司長，駐阿富汗、蒲隆地、冰島、模里西斯大使。

在20年的出使國外生涯中，陳楓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共產主義事業，贏得了一致好評，駐外大使館黨委給予了陳楓高度的評價。

駐冰島使館黨委：“陳楓同志堅決貫徹黨的外交路線和方針，注意掌握政策，根據駐在國的情況積極開展對外活動，對重點開展當權派工作有很大成績，積極推動兩國文教、藝術、體育和科技的交流，促進兩國貿易的發展。由於陳楓同志的積極努力，兩國友好關係得到不斷發展。”

駐模里西斯使館黨委：“陳楓具有較豐富的工作經驗，掌握政策較穩，工作積極，辦事認真，計劃性較強，積極開展對外活動，重視調查研究，注意抓駐在國動向，及時報回，不僅做當權派工作，而且根據駐在國的特點做反對黨的工作，積極開展華僑、華人及其社團工作，利用一切機會宣傳我大好形勢和對外政策，交了一批朋友，為今後工作打下較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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