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翟

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北方翟人（亦稱狄人）入據櫟地，因其地在嵩山之陽，改稱陽翟（音狄）。周威烈王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韓景侯將韓國國都自平陽遷至陽翟。公元前375年，韓國攻滅鄭國，遂將國都遷新鄭。僅五年，即公元前370年，韓懿侯便將國都城重又遷回陽翟。此後歷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宋、元等二千餘年，禹州稱陽翟不變。所以，許多文獻史籍在記述歷史事件及地地域時，習慣將上古時期尚無陽翟名稱的夏、夏邑、歷地、櫟邑等統稱為“陽翟”，比如“禹都陽翟”，其實應為“禹都夏邑”。

堯舜時期，禹州稱夏，是夏部族聚居與活動的中心。大禹為夏部族首領，是黃帝的玄孫。禹州就是因為大禹初封於此，故稱“大禹之州”。后因夏王朝創立並建都於此，又稱“夏都”或“華夏第一都。”禹在夏都（今禹州市）執政八年，號令全國實行統一的曆法，俗稱“夏曆”，也叫“農曆”。

鈞台也叫夏台，原在禹州城南，距城十里。《水經注》載，在三峰山東南，大陵之西，陵上有“啟筮亭，啟享神於大陵之上，即鈞台也”。有隅水東南流，經陵下，積為坡，坡方十里，稱鈞台坡。一說，鈞台在“潁川城郭之陰”，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舉行“開國大典”和“國宴”的地方，也是夏桀囚禁商湯的地方。后商湯強盛，聯合各諸侯國攻夏，縛住夏桀，放逐於現巢亭山（今安徽境）。三年後，夏桀憂憤而死，商湯便建都於亳（bo薄，河南商丘東南），但仍封禹之後代於夏亭。夏亭舊址在今禹州市鴻暢鎮夏寺村。后又將諸侯歷封於夏地，所以商末和西周初期，禹州一度稱“歷”地，或“櫟”地。

明朝洪武年間，因禹州有“鈞台”故，改陽翟為鈞州。明萬曆三年(公元1575年)，避明神宗朱翊鈞的“鈞”字，改鈞州為禹州。

據說，上古時期的河南地區，當時尚屬熱帶氣候，廣為分佈有大象、水牛、竹子等熱帶動植物。由此我們不難推測，當年的韓景侯率部下來到此地，欣賞著鬱鬱蔥蔥的原始熱帶雨林，處處欣欣向榮、生機勃勃，更見山雉成群，遍地飛動奔走，色彩斑斕繽紛，眩人眼目，呈絕妙之景觀。於是，他便流連不已，不禁連聲讚歎：“陽哉翟也，陽哉翟也！”（多麼亮麗的山雞，多麼亮麗的山雞啊！）隨從的文武大臣也都連聲附和著：“陽哉翟也！”“陽哉翟也！”於是，此地便被稱為“陽翟”。

陽翟，即今河南省禹州市。傳說為夏王大禹之都。《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縣下班固自註：「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帝王世紀》載：「禹受封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后在陽翟」。《水經．潁水注》：「潁水自竭東逕陽翟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為夏國」。

陽翟之稱其本義何在？對此則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古代“翟”與“狄”通。早在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北方狄人入侵併佔領了櫟邑，因此地處於嵩山之陽，故稱陽翟。但考諸史籍，孔子修《春秋》，在左丘明為《春秋》作傳，他們所處的時代距狄人佔領櫟邑晚得多，但在《左傳》中則一直稱此地為櫟邑，並無陽翟之稱，可見，終春秋之世此地一直稱櫟邑。何況周王朝儘管當時已經衰微，但齊桓公卻正在稱霸。齊桓公在大政治家管仲的輔佐下，高舉“尊王攘夷”大旗，率領中原各諸侯國，多次擊敗戎狄的侵入，有力地維護了當時政體下的國家統一。孔子曾由衷地讚歎管仲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即如果沒有管仲，中國可能會成為戎狄的殖民地，中國人可能要淪為亡國奴，像西北游牧民族一樣“披髮”、“左衽”。正是由於齊桓公，由於管仲，所以戎狄儘管曾經侵入內地，但並不曾長期在中原駐足。即使有少數狄人留居此地，但也決不會成為此地居民的主體，以致於影響此地的地名變更。

登封有陽城，也正是由於處在嵩山之陽而得名。與陽城相比，禹州城的方位並非正好在嵩山之陽，且距嵩山遠得多。由此可見，陽翟之陽也並非就是嵩陽的陽。

因此，我們要了解“陽翟”這一地名最初的本義，不妨先將二字拆開。“陽”字，其本義指太陽；引伸意義，依地理方位而言，山之南，水之北為陽；反之為陰。至於“翟”字的本義，是指長尾的山雉。推而廣之，所有事物皆有其陰陽兩面，故《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其明顯的一面便稱之陽，如上述之山南水北，受陽光之照，呈鮮明之狀，故稱為陽。再進一步引伸，事物之鮮明亮麗者，皆可以陽狀之。故《詩經》云：“載玄載黃，我朱孔陽。”這其中的“陽”字便是鮮明亮麗之意。根據《辭源》中所列，還有其他解釋，因與本文無關，略之。由此，我們初步可以斷定，古人稱此地為陽翟，是因為當時此地多有山雉，鮮明亮麗之故也。

事情本來就是這麼簡單，古人關於地名之稱謂，最初多與當時當地的地理事物相關。或以山名之，或以水名之，或以方位名之，或以物產名之。如潁川郡，乃以潁水而得名；河南省，乃以其方位在黃河之南而得名。河南古稱豫州，乃以此地上古之時多有大象而得名；禹州古稱櫟邑，乃以其多櫟林而得名……凡此種種，舉不勝舉。

后徠來，隨著時間推移，各地之歷史積澱日益深厚，於是以歷史文化特徵而命名的現象亦日漸增多。如登封以古代帝王屢次登上中嶽嵩山，舉行封禪大典而得名；許昌則以其曾為許國故地而得名。

禹州之地，屬暖溫帶氣候，溫和宜人。其地形有山區、丘陵、平原，且各佔三分之一。更有潁水穿境而過，潁水之大小支流遍布全境，優越的地理環境，豐富的物產，使禹州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尤以此地曾為夏禹之故都，有鈞台古迹之遺存而著聞，故後來又改稱鈞州、禹州。縱觀禹州地名之沿革，正是經歷了由地理特徵到歷史特徵這樣一個漫長過程。

再回到前邊的話題，禹州之稱翟，乃因其當時山雉之多，鮮明亮麗之故也。據傳說，正由於山雉的鮮明亮麗，遠勝於其他鳥類，山雉也很為此而自豪，常常站在河邊，翔舞於河面，將自己美麗的身影倒映在水中，自我欣賞，自我陶醉，自鳴得意。唐代大詩人李白在其《秋浦歌》中，為了誇張地寫出秋浦錦駝鳥之美麗，於是以山雉作為映襯寫道：“山雞羞綠水，不敢照毛衣。”正是由於山雞的這種美麗，使中國的上古先民由此而展開想象，創造出鳳凰這一美麗的形象。因為這種創造源於現實又而高於現實，所以鳳凰的形體更大，尾巴更長，羽毛也更亮麗，但其形狀與山雉極其相仿。

地質考古也證明，上古時期的河南地區，當時尚屬熱帶氣候，廣為分佈有大象、水牛、竹子等熱帶動植物。由此我們不難推測，當年的韓景侯率部下來到此地，欣賞著鬱鬱蔥蔥的原始熱帶雨林，處處欣欣向榮、生機勃勃，更見山雉成群，遍地飛動奔走，色彩斑斕繽紛，眩人眼目，呈絕妙之景觀。於是，他便流連不已，不禁連聲讚歎：“陽哉翟也，陽哉翟也！”（多麼亮麗的山雞，多麼亮麗的山雞啊！）隨從的文武大臣也都連聲附和著：“陽哉翟也！”“陽哉翟也！”於是，此地便被稱為“陽翟”。此地的原住民對山雉也司空見慣，並無新鮮之感。可是對於初來乍到的韓景侯而言，這亮麗而鮮明的山雉，給人們的新鮮感受太強烈了，無怪乎他們要稱此地為“陽翟”。這雖為揣測之辭，但今天我們從“陽翟”之字義，聯繫當時之史實背景，以及地名之沿革過程，則應該是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