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幼馬

1943年，周幼馬出生在延安的窯洞里，大概算得上窯洞里出生的第一個外國人。當時，馬海德是毛澤東的保健大夫，而妻子蘇菲和江青早年在上海一起演電影，到延安又相見，自然比較熟絡。李訥比周幼馬大一兩歲，兩家人住在同一個院子里，其樂融融。1947年，國民黨進攻延安，撤離的時候一個騾子兩個筐，母親牽著牲口，這邊是周幼馬，那邊是楊尚昆的兒子楊少怡，“所以後來楊少怡見著我媽都叫乾媽，李訥每次見我都管我叫弟弟。”

如果說父親的美國人身份曾讓他們一家與中央領導們相對親近，那麼解放后，同樣是因為美國身份，在當時“一切學習蘇聯”的中國，周幼馬第一次體會到人情的疏離。

“雖然是中共黨員，雖然是老革命，但我父親也知道自己是美國人，他知道這個時候應該怎麼做。”解放后馬海德複員，主動到衛生部做顧問，扛著行李卷，帶著醫療隊，翻山越嶺下農村，彷彿一切又回到了1936年。就沖這一點，周幼馬敬重父親“是個爺們兒”。“他在解放后不當官不做領導，而是從事連普通醫生都不願意做的、最臟最不好辦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

在周幼馬看來，父親的偉大不僅僅在於解放前不懼艱苦毅然加入解放事業，更在於解放后仍然堅持過艱苦的生活。“上世紀三十年代，父親去見毛澤東，賀子珍從屋裡端出一盆黑黢黢的東西，我父親吃了，‘哎呦’就叫了一聲，是那麼酸的杏，一點兒糖不擱就腌起來，當時在陝北還是比較奢侈的小吃。”而這種艱苦，解放后也同樣在經歷著，不過其中也有很多喜悅。比如給人治病，治好了的病人生了孩子，遇到馬海德回訪，少數民族的人就送一團羊油作為重禮，回到北京，煉成油，做炸醬，再出去的時候，吃它就乾糧……

抗美援朝期間，美國成為敵人，那時周幼馬正在八一幹部子弟學校就讀。美國人的血統，讓他體會到人生的壓力，“老師們一旦抗美援朝的熱情上來了，就把我叫過來，過來過來，給我過來，學個美國兵投降，我就把棉帽子那個帶兒扒拉下去，像個豬耳朵一樣，一舉手，好好好，走吧……”

周幼馬還記得，和父親一起去頤和園，看見廁所牆上寫著的外文，他問父親，這是你的字兒嗎？父親說，不，這是俄文，我講英文。周幼馬覺得奇怪：是因為俄國人特別多嗎？父親回答他：現在是俄國人多，但將來也還會寫上英文的。

給宋慶齡當攝影師

因為學習不好，後來周幼馬沒考上好中學，就上了北安河鷲峰下的一所鄉村中學。高中從清華附中轉到二十二中，緊緊巴巴畢業。事實上，周幼馬的心思不在此處，而在攝影。

高中畢業后，面臨上大學的問題，正好父親衛生部的戰友在籌建醫科大，周幼馬問父親學醫行嗎？父親連連搖頭，算了，你要照相照壞了還可以再照，當醫生當壞了那可不行，你照相去吧。就考電影學院，竟然給考上了。大學生活周幼馬如魚得水，不想兩年不到就趕上文革。

文革對周幼馬及其家人的衝擊不可謂不大。他不想放棄攝影愛好，也不想跟著打打鬧鬧，於是就做了《紅衛兵報》的攝影記者，也因此拍下許多歷史瞬間：第一次斗彭真，王光美第一次戴乒乓球當項鏈在清華大學挨斗，毛主席接見紅衛兵……

到了文革後期，父親因為美國身份受到懷疑，而在北影廠工作的母親則被作為黑導演批鬥，“在北京電影製片廠門口，一群跪著的人當中就有我媽媽，旁邊就是謝芳(曾出演《早春二月》)。”周幼馬也曾勸說父母，給林彪寫封信吧，打仗的時候都給他看過病；給江青寫封信吧，都一塊兒過來的，她還不了解你。然而父親和母親給誰都沒寫那封信。

當別的外國友人紛紛寫大字報，參與批鬥時，馬海德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他與好友路易·艾黎·米勒躲在家裡，聊天、講過去，吃吃喝喝。

看著昔日的戰友紛紛被打倒，馬海德的心裡並不理解，他很苦惱也很難過，但仍然選擇相信中國共產黨。“這是他的信念。”周幼馬說。

再苦再可怕的時代，也總會向前推移。上世紀七十年代，周幼馬被分配去了張家口，又回到最原始的農村，掏糞、挑渠、澆水、吃小米飯……這都不算什麼，然而最令他痛苦的是不能照相，手癢心癢。

後來斯諾來了，美國的叔叔也獲准來探親，周幼馬被父親叫回北京，去機場接叔叔。後來，周幼馬寫了封信給周恩來總理：我是電影學院學生，很希望繼續攝影，不想回張家口。周恩來很快回復：可以到宋慶齡的《中國建設》雜誌。

送了幾張片子過去，宋慶齡很喜歡，說你來吧，順便也給我做私人攝影記者。

就這樣，周幼馬當了十年宋慶齡的攝影師，她生命中最後十年的每一張照片，都是周幼馬拍的，直到去世。“這是我一生中(惟一)有一點兒閃亮的地方，”周幼馬說，“當年宋慶齡把我父親接來，最後我和父親又把她送走了。”

個人信仰

1988年，馬海德因工作中體力不支而去世。令周幼馬深感羞愧的是，父親生前對他最大的願望是能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親去世，都沒能入黨。在父親的葬禮上，鄧穎超當時拉著周幼馬的手說：幼馬呀，你一定要成為像你父親一樣優秀的共產黨員。後來，旁邊的媒體記者問周幼馬：你是黨員嗎？周幼馬說：不是。直到三年後，1991年，周幼馬才終於像他父親一樣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信仰的問題上，周幼馬看得很明確：“我沒有第二條路”。在他看來，共產主義是父母堅持一生的信念。尤其父親是第一個外國人身份的中國共產黨員，也第一個加入中國籍，文革也沒能動搖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和對共產主義的信念。

在心底里，周幼馬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徹底的中國人，是個吃過苦，經過了各式各樣運動的中國人。他不只看到年輕新中國的這幾十年，也體驗了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這種身份上的問題從不會困擾他。“有人問我這個社會足夠好嗎，我說沒有足夠好的社會，全世界都沒有。一切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腐敗、效率低、幹部隊伍(數量)過大，這些問題需要的是一一解決。”周幼馬說。

作為馬海德與中國女演員蘇菲的獨子，如今擔任《今日中國》雜誌社高級記者的周幼馬，毫無疑問是馬海德五十多年中國歲月的最佳見證者。

對於周幼馬而言，父親的故事在當年並不見得多麼吸引自己，但日後講得越多，便越覺得父親了不起，那一代人了不起。

父親的一生都奉獻在中國

馬海德與中國的故事，開始於1933年。那之前，他還叫喬治·海德姆，窮苦出身的黎巴嫩人後裔，苦苦求學后終於考取醫學博士。畢業那年，他和三個朋友週遊世界，到了上海，發現在上海講英文完全能活得下來，掙錢也容易，就留下了，從此再沒離開。

1936年，在上海一家書店，馬海德偶遇進步人士，並經引薦結識了宋慶齡。在宋慶齡的幫助下，馬海德與埃德加·斯諾一起去陝西保安訪問，隨後便留下來參加了紅軍。跟隨紅軍轉移到延安后，馬海德開始擔任八路軍總衛生部的顧問，籌建八路軍軍醫院。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顧問身份一直延續到建國后，那時他沒有選擇做官，而是繼續擔任衛生部顧問，長年下農村，致力於消滅中國偏遠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性病和麻風病。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宣布消滅梅毒后，馬海德立刻開始研究麻風病，直到1988年去世前，他代表中國官方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基本上消滅了麻風病。

從參加紅軍到八路軍、解放軍，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新中國經濟建設，身為外國人的馬海德一直默默地參與其中。

“父親這一生千辛萬苦，卻也很偉大”，多年後，周幼馬才得出這個結論。他說，一切也許是潛移默化的，很多事情現在回想起來比當時給自己的震動更大。

現在，周幼馬仍然住在自家后海邊的四合院里，每天接送孫子上幼兒園是他的一件樂事。平時參加政協的活動、寫寫文章，看上去更像一個標準的中國退休幹部的晚年，他說，自己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