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汝耕

1904年官費留日，時年21歲。

1909年入第七高等工科，曾加入同盟會，隨黃興參加辛亥革命。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敗，再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科，曾兼任孫中山所辦中華政治學校翻譯，號稱“日本通”。

1916年，畢業回國，適值黎元洪恢復國會，被任為眾議院秘書。護法政府成立后，被委為駐日特派員。

1920年，勾結日本特務在蘇北阜寧設新農墾殖公司。

1925年冬，任奉系軍外交處長，郭部倒戈失敗，殷汝耕逃入日本駐新民縣領事館。在日人今井房太郎護送下，次年逃往日本。嗣後回國投靠蔣介石。蔣叛變革命后，任總司令部駐滬辦事處主任，蔣每去東京，為隨從翻譯。參加北伐，

1926年參加北伐，受挫后又赴日。

1927年，殷汝耕以國民黨政府駐日代表的名義，代替蔣介石與日本勾結、密談。

1928年為外交部駐日特派員。10月歸國，任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12月任交通部航政司長，後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

1932年4月，殷汝耕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在談判中任翻譯，參與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1933年3月，日軍大舉進攻長城各口，國難當頭，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簽訂，始終參與其事。

1933年5月，國民黨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竟派殷汝耕等代表與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了賣國的《塘沽協定》。從此，整個華北門戶洞開，日本侵略者可以隨時進佔冀察和平津。而作為親日派的殷汝耕，1933年11月被委任為河北冀東非軍事區的薊（縣）密（雲）區行政公署督察專員。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製造冀東事變，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又改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主席，公然叛國投敵。濫發紙幣，販毒走私，大肆搜刮，建造“親善”公寓。通州偽冀東保安總隊以張慶余、張硯田為首率部起義，殺死日本侵略者數百名，史稱“通州事變”，殷汝耕遂被日本憲兵隊關押3個多月。

1936年8月，殷汝耕撥款5萬餘元，在通州公園建造大規模的“親善公寓”，專供日本侵略者住宿。打著“自治”旗號的殷偽冀東政權，已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徹頭徹尾傀儡政權，它的出籠，使得華北政局更加動蕩不安。於是，全國各界愛國人士十分憤慨，一致聲討殷汝耕的叛亂行經，紛紛要求國民政府明令討伐賣國賊。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南京國民政府曾經數次與日本交涉，要求取消該政權，但未得結果。

1938年以後回至北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殷汝耕因通州事件去職。

1943年2月，任汪偽山西煤礦公司董事長；後任汪偽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治理運河籌備處主任、工程局長。在日軍向北平大舉進攻之時，駐通州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所轄的保安隊第一、第二總隊官兵，在總隊長張慶余、張硯田率領下，於同年7月28日反正，將駐通州城內的日本侵略軍一個中隊及特務機關人員等400多人全部殲滅，並活捉漢奸殷汝耕，收復通州，史稱“通州事件”。可惜，殷汝耕在押送途中被日軍劫走。之後，他失去利用價值，逐漸被日本冷落。

“通州事件”中殷汝耕雖保住了性命，但日子並不好過。細木繁的妻子為了替丈夫報仇，向日軍指控“殷與起義軍串通”，她說：“如果不是串通，為何殷汝耕沒被殺死？”日軍中也有人主張立即殺掉殷汝耕。最後，以“對事件阻止不力”為由，由日本憲兵隊將他關進看守所。

但日本軍政頭目對於奴顏媚骨的殷汝耕，還是持保護態度，終於宣布“無罪釋放”。他感激涕零，表示忠心為日本主子效勞。汪偽政權成立后，他又應汪精衛之邀赴南京，先後擔任偽“全國經濟委員會特派委員”、偽“治理運河籌備處主任”、偽“治理運河工程局局長”等職。

日寇投降后，殷汝耕於當年12月5日被收押於北平炮局衚衕陸軍監獄。

1946年6月26日被空運至南京，入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自知必死，在獄中手抄《金剛經》留給親屬。

1946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開庭審理殷汝耕一案。公審有2000餘人到庭旁聽。殷汝耕深知自己罪惡深重，但又存僥倖心理。他挖空心思，羅列了條條“協助抗戰”的功績，寫出數萬言《自白書》，竭力美化自己，為所犯罪行辯解。

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作出判決：“殷汝耕連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外，沒收。”殷汝耕不服，數次申請復判，均被駁回。同年12月1日決定由高等法院檢查處對殷執行槍決，執行庭設在南京可容萬人的朝天宮大殿，這天殿內殿外擠滿觀看的市民。

隨後，殷汝耕被押上囚車駛向老虎橋監獄，在法警監押下走向刑場。此刻，他忽而口念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忽而大聲叫喊：“本人並非叛國，我的心還是向著國家的。”但這一切均無濟於事。一代巨奸殷汝耕就這樣得到了應有的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