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井公館

七七事變后不到一年的時間，日軍就迅速佔領了中國的半壁江山。這時，日本外務部門迫切需要有一個針對重慶國民政府的情報機關從事情報的搜集、分析，以便為下一步的侵華戰爭做決策參考。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外務系統的日特機關“特別調查所”，於1938年4月在上海寶山路應運而生。“特別調查所”由岩井英一統領，也稱“岩井公館”。

岩井英一，是個中國通，漢語流利，曾數次被派任駐渝蓉日本領事機構外交官，時任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岩井英一雖然職位不很高，權柄卻很大，上海的日本和汪偽特務組織的活動經費全由他掌握核發，取得了操縱、干預日偽特務組織的權力，而且他還有強烈的政治野心，圖謀在中國建立和擴張他自己的勢力，以此作為資本，在日本官場中攀升。因此，岩井英一對成立和運作這一特務機關非常賣力，成立之初也確實小有斬獲，受到日本外務部門的誇獎，這讓他對這一機構更加寄予厚望。

岩井英一畢竟還有領事館的其他事情要做，不可能整天圍著“岩井公館”轉，便想尋找一名得力助手，代他具體管理和運作“岩井公館”。這名“中國通”深知“以華制華”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收集中國情報方面，中國人比日本人更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於是，他把選擇助手的目光投向了中國人，幾經篩選，“能幹可靠”的袁殊進入了他的視線。袁殊有多重身份——軍統、中統、青洪幫、日偽，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卻是一名貨真價實的中共地下黨員。

袁殊1911年生，湖北省蘄春縣人，幼年隨母遷上海浦東。1929年留學日本，專攻新聞學，接觸進步思想。1931年10月，年僅20歲的袁殊經潘漢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情報組織“中央特科”的一員。1933年，袁殊奉派打入國民黨上海社會局長、中統頭子吳醒亞主持的特務組織“干社”，擔任記者和外論編譯社的負責人，用合法身份為黨收集情報。1936年軍統頭子戴笠知道他是日本通，請他加入軍統。袁殊請示潘漢年同意，於是他又成為軍統國際情報組組長。

1939年，為炸漢奸特務李士群、丁默村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成立特工總部，被特工“76號”逮捕，潘漢年叫袁殊的妻子馬景星立刻去找岩井英一設法營救。

原來，袁殊利用記者身份早就結識了岩井英一，並成功打入了日方情報機構。岩井很欣賞袁殊的才幹，稱他是“值得信賴的好朋友”，久想拉為己用，當即答應了馬景星的要求，親自趕到“76號”要人。岩井給袁殊設宴壓驚，並透露了準備請他幫助主持“岩井公館”的想法。袁殊隨即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權衡全局后同意了。於是，袁殊就發表親日的《興亞建國論》，同時根據潘漢年指令，在“岩井公館”內成立了“興亞建國運動”本部，並擔任總幹事，公開當了“漢奸”。岩井英一把主持“岩井公館”的任務交給了“值得信賴的好朋友”袁殊。

鑽進敵人“心臟”進行抗日活動，是件十分危險的事，必須有一批絕對可靠的共產黨員作幫手。潘漢年隨即向遠在國統區的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求援，要求組織派兩位可靠又幹練的同志來幫助袁殊。李克農就安排桂林《救亡日報》經理、共產黨員翁從六和《救亡日報》電台台長彭克平一塊來上海。

不久，名記者、國新社香港分社社長、共產黨員惲逸群由黨派來上海，也被安排在“岩井公館”工作。

袁殊對“岩井公館”內外由總負責，翁叢六負責人事和經理部門，惲逸群負責文化、教育事業。他們三個人是一輛三駕馬車，緊密團結。對外都是‘漢奸’，但他們都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完成黨交給我們的任務。岩井英一把主持“岩井公館”的任務交給了“值得信賴的好朋友”袁殊。於是，這裡上演了一幕幕有聲有色的“好戲”。

“岩井公館”的活動，可概括為四方面：政治、情報、文化、武裝。四個部門的工作人員分別在“岩井公館”的四幢樓房內工作，又互相交叉溝通。

是由“興亞建國運動”本部負責，主要是針對汪精衛，它的“親善”、“共存共榮”的調子比汪精衛唱得更高，從而形成分庭抗禮之勢。“岩井公館”和汪精衛爭勢是日本人一向採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它既要扶植汪精衛，又擔心其勢力壯大不聽指揮進行牽制。汪精衛為日本陸軍扶植，由岩井英一等外務省派就想扶植勢力爭得權益。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下，袁殊的“興亞建國運動”得以開展。這個組織下設文化、勞動、青年、特種等多個委員會，除了進行宣傳外，還在社會上開展組織活動，聲勢越來越大。

主要由袁殊負責，他幾乎每周將自己和手下收集到的真真假假各種情報，經過仔細篩選后提供給岩井英一。有時，中共地下組織有意在租界內外布置一些假機關，或者放上幾冊文件，讓袁殊他們“偵悉”，以作為誇耀和報功的資本。這樣，在中共地下黨的配合下，袁殊成為日特機關中效率高、能量大的實力人物，從而取得了岩井英一和日本外交高層的信任。

另一幢房屋是“上海編譯社”的所在，它是新聞、文化、教育、出版事業的總匯，由編譯社社長惲逸群主持。他率領多名編輯、翻譯人員，又組織社外的作家，為“岩井公館”所屬的《新中國報》報刊提供各種著譯稿件。此外，還成立了“自修大學”，為社會失學青年提供受教育的機會，由惲逸群任教務長。

還有一幢房子是“自強學院”的所在。它實際是一個軍事組織，專門培養特工人員。幾十名學員除保衛“岩井公館”外，還組成一支由袁殊率領的武裝隊伍，執行“特種”任務。

看到“岩井公館”日益壯大，野心勃勃的岩井英一就更加信任和依賴袁殊，並每月撥給大量“軍票”(日本侵略者專門在淪陷區發行的一種沒有準備金的紙幣，以搜刮中國人民的血汗，供應日本部隊和機關的開支)。因此“岩井公館”經費充足，一切開支實報實銷，翁從六就每月撥出一筆錢送交潘漢年，提供黨作活動經費。日本人做夢也沒有想到，“岩井公館”竟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它的各部門負責人幾乎是共產黨員。更有趣的是，“岩井公館”的各個辦公室里，都懸掛著袁殊手書的“忠誠”二字，日本特務滿以為他們忠誠於“大日本帝國”，實際上，袁殊他們忠誠的是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事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袁殊在北京《世界知識》雜誌社任撰稿人，1955年因“潘楊事件”含冤入獄，1982年獲正式平反，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惲逸群在1952年3月被錯誤開除黨籍，1955年因潘漢年冤案而入獄，1978年12月10日因病去世，1980年4月獲得平反，1980年10月恢復黨籍。翁從六到解放區後主要擔任財經工作，1947年11月12日石家莊解放后，他和同志們乘一輛運輸車去石家莊時，因中途車禍而犧牲。

中共上海地下黨安排袁殊等人打進“岩井公館”，一是掩護了地下黨的電台。“岩井公館”為了方便收集情報，設有多個秘密電台。袁殊等共產黨人主持“岩井公館”后，每天抄收延安、重慶的廣播，除抄送一份給日本人外，還提供給潘漢年和地下黨；地下黨有什麼重要情報要發往延安，也經常由“岩井公館”的秘密電台在深夜偷偷拍發。因此，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延安黨中央和上海地下黨的電波聯繫從未中斷過。

二是出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大局的考慮。中共中央當時地處偏僻的延安，遠離上海、南京、重慶等情報中心，正急待掌握日偽蔣等各方面的情報。上海當時在日偽與頑固派的夾攻下，中共隱蔽戰線的任務也更為艱巨，必須以更靈活的方式深入敵人內部。在這之前，潘漢年已派人打進“76號”，再有袁殊等人進入日本人的活動圈子，對獲取情報也就更加有利。

在“岩井公館”及“漢奸”外衣的掩護下，袁殊、惲逸群、翁從六等共產黨員冒著極大危險，為抗戰事業進行著神不知鬼不覺的秘密情報活動，將一份份重要的戰略情報從敵人的“心臟”發送到延安。這期間，他們完成的情報工作可謂數不勝數：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1941年6月13日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報告，後來蘇共中央為此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謝；及時向黨中央提供了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清鄉行動；建立通往根據地秘密交通路線；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這包括袁殊親自救出魯迅夫人許廣平，掩護潘漢年、范長江、鄒韜奮等進入根據地；由於情報及時，粟裕部隊迅速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牆”。

1942年初，日本外務省安排，袁殊等人作為“興亞建國運動”的代表訪日。外務省頭子野春吉三郎是組織這一訪問的主角。他向袁透露，準備誘降蔣介石，建立一個以日本國為主體的大東亞共榮圈，日軍已確定了南進的戰略部署。來自各方面的情報表明，日軍南進已是確定不移的戰略決策了，潘漢年即告延安。蘇聯在歐戰中始終擔心腹背受敵。有了確定日軍南進情報后，才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兵力到西線。

後來，袁殊又兼任了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江蘇省教育廳長、清鄉專員以及偽保安司令等一系列偽職，他的情報工作日益老辣。自1939年主持“岩井公館”到1945年抗戰勝利，袁殊從來沒有發生任何意外，這無疑是與他出色的的智謀及中共地下黨的密切配合分不開的。

抗戰勝利后，上海出現了大批從天上飛來的、地下鑽出的國民黨官員，像餓虎撲食般爭搶敵產，把日本人和漢奸留下的汽車、洋房、金鈔、妻妾、貨物攫為己有，頃刻間成為發“勝利財”的暴發戶，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五子登科”醜劇。袁殊目睹這一切，意識到必須趕緊把“岩井公館”的大量財產處理掉，以免落入貪官污吏之手，隨即和惲、翁一起著手清理、遣散人員，把所屬10多個單位的財產集中起來。

一天，袁殊和惲逸群二人乘小汽車來到西藏路上的聯華銀行，把沉甸甸的三隻大皮箱寄存在這家銀行的倉庫里，三隻皮箱中裝滿了黃金、外幣和房地契、銀行單據等，當時價值近千萬元。三天後，他們避過了國民黨接收人員的偵查，前來把三隻皮箱取走，全部交給了地下黨。

除此以外，當時黨派人來上海籌劃出版《新華日報》，袁殊、惲逸群就把“岩井公館”的一幢房屋，交該報作為社址，又把“岩井公館”所屬新昌印刷廠的廠房、機器和器材交給該報社使用。不久，夏衍受黨指派，來上海創辦《建國日報》，也缺少經費，袁殊、惲逸群又把“岩井公館”的新聞紙100筒、油墨20大桶，裝滿3大卡車，送給了《建國日報》社。

袁殊等人出生入死，勝利完成了黨交給的“鑽進敵人心臟”的艱巨任務。但國民黨罪惡的魔手又向他們伸來了，國民黨圖謀用“漢奸”的罪名來加害這些抗日勇士，黨組織立即安排他們到解放區去。袁殊隨即把敵偽留下的槍械、彈藥裝了幾隻木船，和翁從六等人一起奔赴蘇北解放區，惲逸群隨後也離開了上海。自此，“岩井公館”走進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