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

1911年，袁殊（袁學易）誕生在湖北蘄春一戶沒落的官宦人家。秀才出身的父親袁曉嵐精於算學，熱衷排滿運動，年輕時即為同盟會會員，為革命活動幾乎傾盡家資。母親賈仁慧出身於前清鹽官巨賈之家，夫家沒落之後，她曾帶著學易、學禮兄弟兩人依靠娘家資助及典當家什生活。賈氏父母去世之後，賈氏帶著兄弟兩人前往上海投奔夫君，時任國民黨駐滬機關要職的袁曉嵐卻因與學生姘居而冷落賈氏母子。賈氏母子三人遂在上海浦東以教棚戶區工人認字為生，兄弟倆曾當街賣過大餅油條，擦鞋擦老虎灶。袁學易的童年生活甚為貧苦艱辛。

袁曉嵐沒有在經濟上資助賈氏母子，卻仍然關心著兒子們的成長。他托友人將學易介紹進上海立達學園，免費入讀。在讀書的這幾年中，袁學易加入“黑色青年”團體，主張建立“無命令、無服從、無制裁的無政府狀態社會”。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年僅14歲的袁學易參加了罷工、罷市、罷課大遊行，改名袁殊。

1927年，袁殊參加北伐軍，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第18師政治部連指導員，受到袁曉嵐之友胡抱一（時任國民革命軍江南別動軍司令）的提攜，加入國民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被清黨，回到上海。

民國17年（1928年）赴日留學，先後在早稻田大學和日本大學攻讀新聞學與東洋史。1929年留學日本，專攻新聞學，接觸了一些進步思想，回國后擔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常委，參加上海左翼文藝活動。

1931年3月16日，在陳望道等人的關懷下，創辦《文藝新聞》。其間，袁殊以讀者來信詢問的形式率先披露了左聯五君子遇害的消息。《文藝新聞》隨即被國民政府勒令停刊。

1931年10月，年僅20歲的袁殊經潘漢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後立即轉入了特科，參加中共情報系統的工作，由此逐漸褪去左的色彩，成為灰色人物。

1931年10月，中共地下情報人員潘漢年經過馮雪峰等人介紹和仔細考察，親自吸收袁殊加入共產黨並參加情報工作。不久后，袁殊經胡抱一介紹結識了暗殺大王王亞樵。王亞樵對袁殊頗有好感，便將手下的一份報紙交給袁殊去辦。袁殊辦報自然是一把好手，不久將報紙辦出了樣子，而且和王亞樵手下的骨幹交上了朋友。隨後，袁殊違反地下工作原則，利用王亞樵掌握的印刷廠為中共外圍組織印刷抗日傳單，被巡捕房查獲，等於在王亞樵面前暴露了袁殊和共產黨方面有關係，潘漢年只好命令袁殊中斷和王亞樵的聯繫。

按照地下黨負責人的指示，1932年春，袁殊經由表兄賈伯濤（黃埔一期生）的介紹，見到上海市社會局長、中統頭子吳醒亞，成功打入中統內部。

1933年，袁殊被吳醒亞任命為“干社”情報股股長。後來他由吳醒亞介紹，成為新聲通訊社的記者，從而可以利用記者身份出席南京政府的記者招待會，了解與結識許多人並且認識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岩井英一，成功打入日方情報機構。

當時，中日正在談判，談的是貨幣兌換率與關稅問題，這自然成了新聞界的搶手貨。由於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這位“涉外”記者立即成了紅人，連吳醒亞對他都刮目相看。過了一段時間，岩井便開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際費”，這樣，他又成了日方的情報人員。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黨負責人的批准——成為了“三重間諜”。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了日本。回國后，袁殊即與馮雪峰聯繫上。

馮雪峰建議他以青幫身份“找杜月笙想想辦法”，辦起了時事刊行社。

與此同時，袁殊還利用自身優勢，團結了一批新聞工作者為中共的事業而工作。他運用吳醒亞的關係，陸續成為“新聲通訊社”記者、《華美晚報》記者，並主辦外文編譯社、中國聯合新聞社、上海編譯社及《雜誌》半月刊等，還擔任了上海記者公會執行委員等。他同惲逸群等舉辦的“記者座談會”與范長江等發起組織的“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在當時均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案”入獄，中共身份暴露。在審訊中，袁殊旋即叛變自首，使著名電影女演員王瑩被捕入獄，夏衍也險些落入敵手，但他除了稱自己參加“中統”的內情外其餘一概不說。由於從兩人口中沒有得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再加上顧慮到袁殊與吳醒亞的特殊關係，同時又害怕得罪日本人，國民黨便通過法院判了袁殊兩年零六個月。袁殊先在南京模範監獄服刑，后又被轉入湖北反省院。后通過其父袁曉嵐的關係，在各方營救下於翌年春提前出獄（坐牢僅八個月）。出獄后，馮雪峰代表組織決定派他去日本，並告訴他如果中日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就立即回國。袁殊於是在妻子馬景星陪同下再次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歷史系留學一年，做清水泰次教授的研究生，有時也向避難在那裡的郭沫若學甲骨文，同時繼續與岩井保持關係，並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情報津貼。

民國25年（1936年）擔任外論編譯社副社長。翌年參與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的創辦活動，被推選為總幹事。在“孤島”時期，他受黨的委託，創辦《譯報》，打開局面后交梅益接辦；還與美籍猶太人伊羅生合辦《中國評論》，並擔任《華美晚報》記者。日軍進入租界后，受黨的派遣，利用社會關係打入敵偽內部，以辦《新中國報》和擔任偽職為掩護，從事情報的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后，渡江北上到達解放區，先後在蘇北、山東、東北等地從事黨的工作。后一度到香港工作。

1937年4月，為了加強自身的保護色，開拓情報來源，袁殊加入了青洪幫，成為可以和杜月笙、黃金榮平起平坐的“通”字輩師兄弟。

1937年春，正當潘漢年奔波於滬寧杭，參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談判之際，袁殊也回到了上海。他一面繼續和中統吳醒亞保持關係，一面找潘漢年、馮雪峰、夏衍等人聯繫，但又不知中共對他抱怎樣的態度。一次，他將一份有關日本各重要城市狀況的機密資料交給了潘漢年，希望藉此得到中共的諒解，重新給他一個工作的機會。於是，他帶著試探性的口氣，對潘漢年說：“我以後的工作該怎麼辦呢？我現在是一方面和軍統吳醒亞有聯繫，另一方面和日本駐上海領事館也有聯繫的。”

從袁殊的口氣中，潘漢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為當時國共談判桌上中共的全權代表，潘漢年審時度勢，認為在中日戰爭一觸即發、國共兩黨合作大勢所趨的形勢之下，用好袁殊這樣的情報人員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當即表態歡迎袁殊繼續與中共合作，並指示他：“你可以用抗日的名義繼續和軍統保持聯繫，也可以和日本領事館應付。但你要準備承受外界對你的誤解和抨擊。”

袁殊就這樣又恢復了與中共的情報關係。後來，潘漢年回延安時，即將袁殊的情況向中社部作了彙報，康生在中央特科時期也認識袁殊。中社部很快取得共識，認為可以爭取和利用袁殊的特殊關係，在敵人營壘中建立我們的內線。

1937年6月，潘漢年以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從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區，在潘漢年的導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場場出色的情報戰。

此後，袁殊成為和中統吳醒亞、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社會幫會都有一定聯繫，集多種身份於一身的情報人員，巧妙地利用這種多重身份廣開情報來源，上報給中共中央，為當時地處蘇區、消息相對比較閉塞的中共中央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

當抗日戰爭爆發后，戴笠一時找不到熟悉日本問題、又有相當的日本關係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個叫袁殊的日本留學生與日本領事館副領事岩井英一關係不錯，戴笠聽了很高興，於是親自登門拜訪。

袁殊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去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沉吟了一會，說：“這是件好事，機會難得，你千萬不可錯失良機，答應戴笠的一切要求。”於是，袁殊搖身一變又成了軍統上海區國際情報組主要成員，不久便因“工作出色”升任情報組組長、第三站站長。

戴笠給袁殊安排了兩項任務：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報，二是堅持留在上海，不管時局有怎樣的變化。就這樣，袁殊又多了一個身份：軍統，加上中統、青紅幫、日偽，以及貨真價實的中共秘密身份，則是五重身份了。這在中國情報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最多面的間諜了。

從此，袁殊通過各種關係，大量獲取日本情報。隨後他又通過岩井認識了後來成為汪偽政權高級顧問的日本軍部軍官影佐禎昭。全面抗戰爆發后，袁殊通過這條線取得了許多日本方面的重要情報。首先是向潘漢年彙報，然後，有選擇地給軍統彙報——畢竟是國共合作時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袁殊置生死於度外，化裝成日本學生，越過戰線，深入到了日軍陣地偵察，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軍事情報，我方避免了很大損失。

上海淪為孤島后，袁殊奉命（潘漢年之命，表面則是戴笠之命）留了下來，以軍統少將的名義，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專門懲辦侵略者與槍殺臭名昭著的漢奸，並得到了軍統局的獎勵。其中最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軍軍火倉庫。為此，軍統給袁殊記了大功。

1937年上海淪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並成立了一個日本特務機關“特別調查組”，袁殊自然也成為了其中一員。當然，這事不僅潘漢年知道，軍統也是知道的……由於袁殊迭立奇勛，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獎勵。在香港，袁殊還見到了潘漢年。

由戴笠親自任命為軍統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后根據組織安排充當“漢奸”，打入日本諜報機關，出面組織“興亞建國同盟”，並以此為招牌，秘密組建新的情報據點，將一份份重要的戰略情報從敵人的心臟發送到了延安。袁殊從“岩井機關”獲得的重要情報有：

⑴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

⑵1941年6月13日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報告，為此蘇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謝。

⑶德蘇戰爭爆發后，日本動向是南進而非北進，以及日美談判的情報等。

袁殊當時不僅為我方搜集和輸送敵人情報，還負有“建立通往根據地秘密交通線、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等任務”，1941年7月奉汪偽政府之命去蘇州籌備組建“清鄉政工團”，並利用“清鄉工作條例”中“凡屬中國抗日人員，被俘者一律交政工團處理”的一條，營救了許多抗日人員，如魯迅夫人許廣平等，並還親自掩護潘漢年、范長江、鄒韜奮等進入根據地。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兩項任務：一是暗殺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關係，交換和平意見。袁殊回到上海，同軍統潛伏人員策劃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號。沒想到軍統上海區區長王天木等人叛變，把他給出賣了。後來，袁殊被作為“外務省情報人員”，引渡到了岩井那裡。

根據潘漢年指令（事實上，是中央的具體部署並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興亞建國運動”的本部，“興亞建國運動”本部於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館成立。

潘漢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這麼一個機構，除了掩護一個電台外，更重要的，則是出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大局的考慮。

在日偽與頑固派的夾攻下，隱蔽戰線工作的任務也更為艱巨，必須以更靈活的方式深入敵人內部。在這之前，潘漢年已派關露打進76號。有袁殊進入了日本人活動的圈子中，對獲取情報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於遠離情報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營動向及日、汪、蔣三方相互勾結又相互矛盾的微妙關係與變化。於是大量情報發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務省安排，陳孚木與袁殊一道，作為“興建運動”的代表，應邀到日本訪問。外務省頭子野村吉三郎，是組織這一訪問的主角。吉三郎向陳、袁透露，當前的國策，是準備誘降蔣介石，建立一個以日本國為主體的大東亞共榮圈，日軍已確定了南進的戰略部署。這一消息，讓袁殊為之一震。

來自各方面的情報表明，日軍南進，已是確定不移的戰略決策了，潘漢年即告延安。

在歐戰全面爆發之後，蘇聯始終擔心腹背受敵。在有了確定日軍南進的情報后，才放心大膽地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兵力到西線。

自1939年到抗戰勝利，袁殊從來沒有發生任何意外，這無疑是與他的智謀與出色的活動分不開的。

當然，這期間完成的情報工作可謂數不勝數：及時向黨中央提供了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清鄉行動；建立通往根據地秘密交通路線；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這包括袁殊親自救出的魯迅夫人許廣平，掩護潘漢年、范長江、鄒韜奮等進入根據地；由於情報及時，粟裕部隊迅速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牆”……

後來，袁殊又擔任了一系列偽職，如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江蘇省教育廳長、清鄉專員以及偽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報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辭去了偽教育廳長等職，僅留下一個上海市參議的名分。“八一五”抗日戰爭勝利后，袁殊被任命為忠救軍新制別動隊第五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授予中將軍銜。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國民黨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區，不由得勃然大怒，於是，“抗戰有功人員袁殊”，立即變成了“共黨漢奸”，軍統對袁殊下了通緝令，並派人去蘇州抄家。

民國37年（1948年）在大連辦《海燕報》。

“雙十”協定后，袁殊隨軍北撤。華東組織部長曾山同志親自找袁殊談話，考慮到各種關係，讓袁殊暫時改名，跟他姓——也證明是組織的意思，從此，“曾達齋”一直用了幾十年。後來，他被任命為華東局聯絡部第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定為旅級。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轉到了李克農的情報部門，做日美動向的調研工作。

潘漢年每次到北京開會，兩人都會見面，最後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飯店看潘漢年，潘十分傷感地說了一句：“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在“潘漢年事件”發生后沒幾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滿，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滿，仍被解送到另一個勞改農場“就業”。

但他還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嚇，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未遂，后離家出走，從此下落不明，顯然已不在人世了。

1980年，袁殊被釋放，卻仍無自由之身，行動亦受限制。他曾向組織提出前往日本或香港安度晚年，卻未被允許；1982年8月2日，潘漢年被平反，9月6日，袁殊亦被宣判無罪。

1982年正式平反。

此後，年邁的袁殊曾回到潘漢年家鄉前去悼念早逝的故友，與逝者共同緬懷過往的崢嶸歲月。

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極為紊亂，時常號陶大哭，同年11月26日，病逝於北京。

袁殊沒有像關露，先後精神分裂多次，終無奈自盡。在獄中，他通讀了《資本論》馬列著作《毛澤東選集》，翻譯了大量日文書籍，寫下史料性傳記《大流氓杜月笙》，並且仍然關注著黨的情報事業，寫了近8萬字的《南窗雜記》，總結敵後情報工作經驗。直到1982年平反后，還寫了不少文章。他一生留下的文字近千萬字。

他是中國第一個提出“報告文學”這一概念，並最早對報告文學作出研究。同時，也在中國新聞學史上留下好些個“第一”的記錄。（首創將journalism翻譯為集納主義。）他如不“改行”，當不弱於同在二、三十年代一同出山的著名作家。

被譽為“東方佐爾格”的袁殊，直到今天仍以其撲朔迷離的面目，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也許，是他的“道行太深”了，直到今天仍不能辨明他“間諜”的本來面目。但他應是無悔了。在全人類反法西斯的偉大鬥爭中，他畢竟為自己立下了豐碑。

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病逝，死後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