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榮

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上海灘里的特有產物。那些出身低微、家道貧寒，但又不學無術的流氓，利用幫會勢力，網羅門徒，成為地方一霸。在舊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權勢相加，左右逢源，一路而為上海聞人。對於這些人，老百姓給他們一個綽號，叫做“流氓大亨”。而舊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頭號大亨，當推黃金榮。民國時期的上海聞人、青幫大亨杜月笙，有兩處招牌性場所：一是杜公館，算作他的住宅和指揮部；另一個是杜家祠堂，那是他光耀門庭、顯示財力的象徵。1931年6月9日至11日，杜月笙在新落成的杜家祠堂擺堂會，幾乎請齊了所有京劇名角獻藝。前後三天時間，堂會宴請了萬名賓客和鄉親，擺了1200多桌酒席，堪稱“古今天下第一堂會”。進巡捕房當差的黃金榮，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員，直至警務處唯一的華人督察長。倚仗帝國主義勢力，在上海廣收門徒，欺壓民眾。1927年與杜月笙、張嘯林等積極支持並參與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后，曾任少將參議及行政院參議。

黃金榮自幼不愛讀書，擅長與地痞流氓交往。為了加強租界內的治安，法國駐滬總領事白早脫和公董局總董白爾研究決定招募120名華人巡捕。黃金榮曾當過裱畫匠，后又在上海縣衙門裡做過一陣子捕快，這時黃金榮聽說進了巡捕房當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無量，他不甘寂寞，便決定去碰碰運氣。這一年，他才32歲。他來到設在公館馬路法租界總巡捕房報名應試。也許是他那強壯的身體佔了便宜，他居然給錄用了。進了巡捕房后，黃金榮就跟著法國巡捕的屁股後面，挨家挨戶去徵收“地皮捐”、“房屋捐”，還要到越界築路區為新建的房屋訂租界的門牌號碼。在這些工作中，他表現得格外賣力，還參與鎮壓那些不願意動遷的農戶、墳主和抗議加捐的小東主活動。由此，他就被警務總監看中，一下就由華捕提升為便衣，也就是包打聽。提拔后的黃金榮被派差到十六鋪一帶活動。這時候的他，一身便裝，成天地泡在茶館店裡，喝喝茶、吹吹牛，從中收集情報，聯絡眼線，也算是一項工作。莫看黃金榮人長得五大三粗，但腦子蠻活絡。他用“黑吃黑”、“一碼克一碼”的手法，網羅了一批“三光碼子”，即那些慣偷、慣盜、慣騙分子給他提供各類情報，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還製造假象，用賊喊捉賊的辦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國巡捕房的街對面有一家咸貨行的一塊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飛。老闆急得六神無主。這時，“有人”就對那個老闆說，對面的黃金榮破案子“交關靈光”。老闆進了巡捕房就直接點名找黃金榮破案。誰知，不等黃金榮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癟三就敲鑼打鼓地將那塊招牌給送了回來。由此，黃金榮名聲大噪。其實，這全是黃金榮在幕後一手策劃、導演出的一出醜局。

不久黃金榮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強盜班二個部門的領班。不過，黃金榮在任期間還真的破過幾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國總領事的書記官凡爾蒂偕同夫人去太湖遊覽。沒想到竟遭到了那裡土匪的綁架。法租界聞訊后，就派黃金榮前往營救。黃金榮找來了手下的小嘍啰找到了太湖土匪的頭領“太保阿四”、“豬玀阿美”，便輕而易舉地將這一對“法國肉票”保釋了出來。還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蔭人的參謀長楊知候帶了六箱古玩、字畫到上海來。不料，一出碼頭就被人盜走。為此，松滬護軍使何豐林特請黃金榮協助追查。結果，不到半天黃金榮就將原物如數追回。在當包打聽的生涯里，最令黃金榮得意的還是偵破法國天主教神父被綁架案。為此，法國東正全權大臣授予黃金榮一枚頭等金質寶星。法國巡捕房提升他為唯一的一個華人探督察長，另派八名安南巡捕給他當保鏢。從此以後，黃金榮更是飛揚跋扈、膽大妄為，成為地方一霸。

儘管他從未拜過老頭子、開過香堂，是個“空子”，他卻憑藉著勢大力大而自稱為“天字輩”青幫老大。當時，上海灘青幫最高輩分為“大”字輩。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里，黃金榮利用手裡的權，販賣鴉片、開設賭場、合夥開跑狗場等，不到幾年就成為上海灘里的頭號大亨。黃金榮擔任法巡捕房華探督察長長達20多年，直到他60歲生日後才辭職，即使如此，法巡捕房警務處還繼續聘請他擔任顧問。

1949年前夕，黃金榮的兒媳李志清席捲了黃金榮的金銀珠寶離開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灣。有人勸黃金榮到香港去，82歲的黃金榮面臨人生的最後一次抉擇——或去台灣，或留上海。最終，黃金榮留了下來。“以不變應萬變”是他的處世信條，反正來日無多，聽天由命吧。但黃金榮心裡明白，自己已是80多歲的人，死在香港倒不要緊，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他對人說：“我已經是快進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屍骨不想拋在外鄉，死在外地。”

黃金榮蟄居在家，深居簡出，不問外事，不少人以為黃金榮早已逃往台灣或香港地區，或被人民政府逮捕入獄。因此，當黃金榮的自白書（悔過書）刊登出來后，人民群眾的反響極其強烈，都說沒有想到這個大亨還活著，受到共產黨的如此寬待，一時之間殺黃呼聲響徹雲天。

在嚴峻的形勢面前，連黃金榮的一些門徒也起而揭發，要求靠攏共產黨，與黃老闆劃清界線。這時候的黃金榮，真的成了一隻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解放初期百廢待舉，人民政府要處理的事千頭萬緒。黃金榮也過了一段安逸日子。以抽大煙來說，政府雖有明令禁止，但黃裝糊塗，照吸不誤，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煙土，據報“足夠他後半世之吸食”。

黃金榮每日吸大煙、搓麻將，他能留在上海不走，這“幾件套”也有一半功勞。

當時黃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都住在龍門路均培里一號。這是黃金榮發跡后造的一幢三層洋房，有幾十個房間。黃的居室在二樓東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門徒租住，可以互通聲氣，方便走動。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涇黃家花園住一段時間，黃金榮一直居住於此。人民政府這時還允許黃金榮照常經營他的產業，如大世界、黃金大戲院、榮金大戲院等，每月都有一筆不菲的收入。

1951年初，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后，黃金榮的日子開始難過起來，市民甚至自發涌到黃宅門口，要求他接受批鬥。一封封控訴信、檢舉信，如雪片般飛進市政府和公安機關，懇請政府作主，為民報仇雪恨。

實際上，對於上海的幫會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為我所用，黨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確的方針，即只要他們不出來搗亂，不干擾上海解放后的社會治安，老實接受改造，就不動他們。特別是對於黃金榮、杜月笙這樣的幫會頭面人物，“觀察一個時期再說”（劉少奇語），其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亂”（周恩來語），這樣對全國大局有利，對恢復上海經濟發展有利。

陳毅市長和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漢年副市長，都忠實地執行了這一正確的方針政策。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見黃金榮，向他說明既往政策不變，但希望他能寫“悔過書”公開登報，進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實認罪，以求得人民群眾在某種程度上的諒解。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聞報》、《文匯報》刊出了《黃金榮自白書》，結果非但沒有平息群眾的憤怒，反而引出更大的風波，已如前面所述，“黃金榮可殺不可留！”的口號響徹上海灘。黃金榮在“自白書”中，自稱“自首改過”、“將功贖罪”、“請求政府和人民饒恕”云云。上海灘第一大亨的“懺悔”，在當時轟動一時。

不用說，對穩定社會秩序，震懾幫會殘餘勢力起了不少作用。隨後，黃金榮響應政府的改造號召，開始掃大街。

“黃金榮掃大街”的新聞不脛而走，傳遍世界各地。舊上海另一大亨杜月笙在香港得知這一消息，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留在上海，躲過一劫。考慮到國內外的反響，對黃金榮的這項“改造”措施只是象徵性的並沒有持續下去，畢竟他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兩年後，這個曾在上海灘顯赫一時的人物，因發熱病倒，昏迷了幾天，就閉上了眼睛。時年85歲。

露蘭春事件

露蘭春本是黃金榮門生張師的養女，常來黃公館串門，平日也喜歡去聽戲。她生得聰明伶俐，沒多久就學會幾句老生戲和青衣。當時已經50多歲的黃金榮對露蘭春一見傾心，決定讓年僅14歲的露蘭春在舞台登場演出，捧她出道。黃金榮對此不遺餘力，一連兩個月，親自下戲館為她捧場，又甩出大疊銀洋，要各報館不惜工本地捧露蘭春。他還親自為她張羅演主角、灌唱片。一時間，上海各大小報紙上紛紛刊出露蘭春的俏影玉照。她的名聲壓倒了上海紅伶小金玲和粉菊花。

浙江督軍、軍閥盧永祥的大兒子、上海灘出名的四公子之一盧筱嘉，最愛聽戲，他看到報紙上大篇幅介紹露蘭春，就一襲青衫，輕車簡從，專程前往榮記大舞台。戲尚未開場，盧筱嘉就讓跟班給露蘭春送去一枚鑽戒，約定戲散后同度良宵，被露蘭春推說有約拒絕了。

偏巧這天露蘭春一不留神，將一段戲文唱走了板。盧筱嘉在台下正沒有好氣，就陰陽怪氣地喝了聲倒彩。黃金榮正坐在正廳包廂里看戲，一聲倒彩傳來，氣得他暴跳如雷，馬上派人過去給了盧筱嘉兩個大嘴巴。盧筱嘉見打手人多勢眾，自己只有兩個保鏢，就悻悻地走了。

過了幾天，黃金榮吃罷晚飯，又帶了四個貼身保鏢耀武揚威地踏進了包廂。就在這時，盧筱嘉帶領十幾個便衣悄悄溜進了正廳包廂，用手槍頂著黃金榮的光腦袋，隨後架了他就走。

後來，還是杜月笙和張嘯林出面，打通了盧府內部關係，花了三百萬款子，總算把黃金榮贖了回來。

黃金榮一手捧紅露蘭春之後，就想據為己有。但是他明白自己的老婆林桂生不會輕易答應，因她當年為自己發跡立下過汗馬功勞。他知道林桂生非常信任杜月笙，於是就讓他去遊說。不料林桂生回答得非常乾脆，要娶露蘭春可以，除非自己出門。讓杜月笙、張嘯林等人沒有想到的是，黃金榮真的提出了離婚。他給了林桂生一大筆生活費作為補償后，就迫使她搬出了黃公館。露蘭春名正言順地成了黃太太。黃金榮驅趕林桂生出門之後，杜月笙對黃金榮內心裡非常不滿，也對林桂生的遭遇感到不平。不過黃金榮的新婚並沒有維持多長時間，不到三年，露蘭春就堅決地提出和黃金榮離婚，據傳是與德孚洋行的買辦薛恆產生戀情。隨後，兩人在法國律師魏安素事務所協議離婚。

收徒蔣介石

民國9年(1920年)，為黃金榮52歲壽辰，蔣介石曾親自來黃家花園祝壽。蔣介石曾經拜黃金榮為師。當年經費時常不足，為了掙錢，其中的一些人在上海開辦證券物品交易所“恆泰號”。蔣介石也是參與者之一。

初期交易所的業務還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發“信交風暴”，類似今天小規模的金融危機，一時交易所紛紛倒閉，股票值如廢紙。勉強支撐到1922年，“恆泰號”徹底倒閉，眾多股東拿著股票要求兌現，交易所的監察人周駿彥被逼得兩次要跳黃浦江自殺。債主們甚至僱用一些打手來威脅蔣介石等還錢。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蔣介石來到法租界鼎鼎大名的黃金榮門下尋求“保護”。

選了個黃道吉日，在黃家公館的二樓上，蔣介石為端坐在太師椅上的黃金榮呈上大紅拜師帖子，上書：“黃老夫子台前，受業門生蔣志清”。志清是當時蔣介石常用的名字。然後磕頭行禮。

事後，黃金榮在酒店招待債主們，酒席中，黃金榮指著蔣介石說，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債，大家可以來找我要。債主們這才明白，黃金榮擺下了鴻門宴。大家眼看著錢要不回來，還不如順水推舟，給黃金榮一個面子。於是，把蔣介石逼得焦頭爛額的事情，黃金榮一句話就解決了。

為了表示謝意，蔣介石在1930年題字"文行忠信"給他，這字碑放在上海桂林公園四教廳前。

人生末路

歷史的緊要處往往會有細節凸顯，檢視這樣的細節，有一個現成的“大亨標本”放在我們面前，他就是上海灘曾經的“三大亨”之一——黃金榮。

1949年，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的炮聲，離上海已經越來越近了。杜月笙已去了香港，也不乏有人勸黃金榮去香港安身。黃金榮想，自己已是80多歲的人了，只怕人還沒到香港，卻病倒在了半路上，所以他堅決不去香港。

但此時的黃金榮日子過得很不爽。他與共產黨、國民黨都打過交道，為雙方都做過事，他最有負罪感且最為擔心的是“四·一二”對共產黨人和上海工人欠下的血債。儘管此時有進步人士向他規勸，只要他不再繼續與人民為敵，不做壞事，決不會鬥爭他。這多少也決定了他最後拿定主意留在上海。

再則，就人民政府而言，也希望黃金榮這樣的舊上海“大亨”能夠留在解放后的上海。這對穩定剛剛解放的上海社會秩序，以及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都是有利的，所以不僅對黃金榮，對已去香港的杜月笙，也在作這樣的爭取。

事實上，上海解放后，黃金榮也確實努力在金盆洗手，改邪歸正。他有一張攝於1951年監督勞動時，在大世界遊樂場大門口掃地的照片。只見身穿長衫的黃金榮煢煢孑立於晨曦之中，一旁的垃圾車是空的，說明他似乎還沒有開掃，但他尚沒開掃卻已在拄帚歇息，顯出一副疲態。看得出，此時此刻黃金榮的臉容是凝重的，甚至帶著滿臉的迷惘和惆悵。

黃金榮無疑是有民憤的，甚至民眾認定對黃金榮其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軍管會委派軍事代表杜宣，遵照中共華東局統戰部部長、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指示，到黃宅向黃金榮宣布政策。黃金榮也信誓旦旦地保證不再做壞事。

知道人民政府不殺自己，黃金榮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但他在“民憤”面前必須有所動作，而且影響要大。於是，人們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匯報》《新聞報》上讀到了意在進一步向人民交代、並低頭認罪的《黃金榮自白書》。

黃金榮的“自白書”，其實就是他的“懺悔錄”。黃金榮起筆回顧了自己早期的經歷，其“發跡”過程交代得很模糊，但狠狠鞭撻自己，以及認罪態度和擁護共產黨人民政府的內心倒是披露得頗為誠懇。結束部分這樣寫道：“最後，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為年紀大了（今年84歲），有許多事，已經記不清，話也許說得不適當，但是我懊悔、慚愧與感激的心，是真誠的！是絕不虛偽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這份公開發表的《黃金榮自白書》，他還有一份未發表的文本，原件現藏上海市檔案館。比較一下二文，頗可從中看出一些令人關注的內容：

立坦白悔過書人黃金榮，又名錦鏞，上海人，年八十四歲，住龍門路一四五弄一號。小時候，在私塾讀書，後來在南門城內一家裱畫店做裱畫匠，五年後去投考前法租界巡捕房包打聽。考進后，就派到大自鳴鐘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歲，後來因為我幾次破了盜案，升了探長，在五十歲時候升了督察長。

在租界時候，巡捕房是外國人專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為我是巡捕房裡的包打聽，所以百姓認為包打聽有法子可以與外國人接近，講得上話，所以賣煙土的、開賭檯的人都來與我商量，托我去運動法國頭腦能求太平，等事體成功后，他們送些錢謝我，還有一輩子做生意的人，因為怕被人欺侮，也託人介紹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侮，或是外面的人時常借我的名氣，在外面講斤頭，做不好的事情。我在舊法大馬路聚寶樓做茶會間（這是包打聽平日碰頭地方）用了不少夥計，在外面打聽盜賊線索與行動，每天在茶會間報告我好去破案，加些功勞，這筆開銷很大，所以就在法大馬路開共舞台戲館來貼補，後來戲館賺了很多錢，一部分辦金榮義務學校，幫助貧苦學生讀書。

四十歲左右，我在小東門巡捕房做探目，由小東門一個姓王的介紹，認識了杜月笙，後來巡捕房禁煙，由杜月笙、張嘯林、金廷蓀來與我商量，請我幫忙，讓他們私賣煙土，我就與法國頭腦費沃利談好，就讓他們做，仔細想想，這種事體都不應該的。

我在四十歲光景，孫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護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時候，我保護送他上車，臨走的時候，中山先生對我說，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護，所以後來我認得了許多革命分子，像胡漢民與汪精衛他們就在革命軍打製造局的時候認識的。蔣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紹認識的，因為蔣介石那時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蔣介石錢，由虞洽卿介紹托我代他討債的。楊虎是徐福生（共舞台稽查）介紹認識的，因為中山先生曾經叫我保護革命分子，那時候楊虎也是參加革命的。後來北伐軍到上海做事的時候，有一天與張嘯林、杜月笙、虞洽卿來看我，因為他們發起組織共進會，因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長，叫我也參加幫忙。後來法國頭腦費沃利因為共進會在外面有招搖事體發生，命令禁止在法租界活動；一方面張嘯林等要借共進會名義發達他的幫會勢力，所以不滿意我，因為公務上的關係就與他鬧意見，從此與張嘯林等避開，不多時我就辭去巡捕房職務，到漕河涇祠堂退休。

“八一三”日本人打來上海的時候，難民很多，米糧恐慌，虞洽卿辦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為救濟、籌款。后在敵偽時期，日本人時常來與我商量，要我出來做事，我總說年紀大了，不能做什麼事，回絕他們，所以沒有出來做事。到抗戰勝利后，我也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但是聽說我的門生，仍借我名義，在外面招搖，干不好的事，因為年紀很大，也顧不了這許多，不過這種事情，是怪我過去太賣情面，收了好多門生，想想這種不好的情形，實在錯誤。

解放前不多時，杜月笙來勸我到香港去，我因為年紀太大了，況且差不多廿多年沒有做事，又不問事，專心管理大世界與黃金大戲院的事情，所以沒有答應去。

解放后，看到共產黨樣樣都好，所以我想到從前有許多事是不對的，人民政府對我很寬大原諒，我有說不出的慚愧與感謝。我決定從今以後，多做些對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還要勸我的門生和親友，不要做對不起人民的事體，凡是覺得自己有這種事體的，趕快要和政府自首改過，要跟我一樣將功贖罪，報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還要幫助政府來做好鎮壓反革命的事體。因為我年紀太老了，腦筋不好，恐怕想不周到，以後想到的，就報告政府，這要請求人民政府特別寬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愛國的事體。

黃金榮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徠“自白書”“懺悔書”文字都不是出自黃金榮手筆，而是由他授意，讓身邊的筆杆子龔天健代筆完成的。落款簽名則是黃金榮親筆。

以上文字，是否出自黃金榮的真心流露姑且不論，但文字經過他一再推敲是確鑿無疑的。這份未發表的《自述悔過書》，比之那份公開見報的《黃金榮自白書》，有些改動顯然並非出自黃金榮本意，如杜月笙名字的刪除即是一例。

另外，在這份未刊稿中，黃金榮顯然過分誇飾甚至張揚了自己對革命者（比如孫中山）幫助過的一面，對自己的罪過則低調帶過。這可能也是這份初稿未能通過的原因之一。在日寇進佔上海期間，他的不做漢奸固然值得肯定，但對手下門生的落水，他則將自己與之推得一乾二淨。此時的黃金榮也明白，點點滴滴的罪責累加起來，極有可能把他送上斷頭台。於是他主動向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遞交了坦白交代書。

那天，黃金榮是由舟山同鄉會會長陳翊庭陪同前往的。軍管會首長粟裕和副市長盛丕華接見了黃金榮。接見中談了什麼，至少目前尚未見有詳細檔案披露，只知道接見結束走下大樓后，陳翊庭忽然發現自己有東西忘在了上面，於是關照黃金榮在樓下稍等，他轉身上樓去取遺忘的東西。陳翊庭取了東西很快返回，但樓下已不見了黃金榮的身影。他後來才知道，原來黃金榮等不及他下來，一個人急急回龍門路家裡了。

對於黃金榮為何如此急不可耐地想回家，幾乎所有交代這段事情的文字，都說是他恐生變故。其實推想當時的情況不難明白：這就是黃金榮的心虛。他心知肚明自己在交代的文字上是作了“技術處理”的，他的內心誠惶誠恐，而身處軍管會空曠森嚴的大樓，這樣的環境和氛圍下，更容易讓他從腳底往上滋生出一種被放大了的不踏實感，甚至產生恐懼，所以他再不敢在這樣的地方多呆一分鐘，那對他是一種折磨。黃金榮在這時候認為，只有家才是相對可以安全棲身的港灣。

曾經一度不可一世的上海灘“大亨”黃金榮，在一切繁華落盡后，他才不得不面對自己無法逃避的過往和罪孽。泛黃的檔案真實地記錄下了他人生落幕前忐忑的心靈軌跡和生活片段。

大房後代在台灣發展，為議會議員，具體情況不詳。二房留居上海，長孫健在，有二兒一女。其女在北京，大兒子暫於北京工作，二兒子在上海某公司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