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齋讀書志
郡齋讀書志
理宗淳祐九年(1249)游鈞在衢州(今屬浙江省)重刊二十卷本,后稱衢本。同年,黎安朝在袁州(今江西宜春)重刊四卷本,又刻了趙希弁續撰的《讀書附志》一卷。次年,並刻趙希弁據衢本摘編而成的《讀書後志》二卷和《二本考異》。與《讀書後志》相對,先前的四卷本被稱作《前志》。《前志》、《附志》、《后志》合為七卷,后稱袁本。自此,《郡齋讀書志》在流傳中形成衢本和袁本兩個版本系統。
《郡齋讀書志》
衢本郡齋讀書志刻本
晁公武(約1104—約1183),字子止,號昭德先生(因祖居汴梁昭德坊),澶州清豐(今山東巨野縣)人,著名目錄學家。二十餘歲逢“靖康之亂”,入蜀寓居嘉州(今四川樂山)。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登進士第,為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屬官。井度“天資好書”,是南宋初四川的一位藏書家,臨終前將藏書盡送晁公武,成為撰錄《郡齋讀書志》的主要依據。
郡齋讀書志
該志是現存最早的、具有題要的私家藏書目錄,基本包括了南宋以前的各類重要著述。著錄圖書一千四百九十六部,除去重見者,實為一千四百九十二部。(袁本著錄一千四百七十部,除去重見,為一千四百五十九部。)其中,尤以唐、宋(北宋和南宋初)書籍為完備,可補兩《唐志》和《宋史·藝文志》之缺。分類依當時通行之法,經、史、子、集四部之下設類,經部十類、史部十三類、子部十八類、集部四類,共四十五類。(袁本《前志》分四十三類。)書首有總序,每部之前有大序稱“總論”,二十五個類目前有小序。(袁本《前志》九個類目前有小序。)小序未標明,置該類第一部書的題要中。每類之內,各書大體依時代先後編次。史部立史評類,衢本集部立文說類,具有開創的意義。兩個版本系統,曆元、明兩代,雖流傳不墜,但未重刻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陳師曾重刻袁本。嘉慶二十四年(1819),汪士鍾重刻衢本。光緒十一年(1885),王先謙以汪士鍾重刻衢本為底本,校以陳師曾重刻袁本之抄本等,成一合校本。《四庫全書》所收兩江總督采進本,屬袁本系統。民國年間,南宋淳佑袁州刊本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被發現,涵芬樓、四部叢刊三編、萬有文庫先後據以影印或縮印。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郡齋讀書志校證》,以汪士鍾所刊衢本為底,合校以涵芬樓影印南宋淳佑袁州刊本,並作內容的疏證和考訂,又附以趙希弁《讀書附志》,是目前較完備的一個校點本。現在最新的是2011年6月第一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孫猛校對。
《郡齋讀書志》20卷,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首先,收入的圖書達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類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羅唐代和北宋時期的典籍更為完備。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殘缺,後世可據書目的提要而窺其大略。其次,體例有嚴謹的安排,全目分經、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類;書有總序,部有大序,多數小類前有小序;每書有解題,從而形成了一個嚴謹完備的體系。全書的大序、小序中,注意闡述各部各類的學術淵源和流變,發揮了古代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尤其是他對經學素有研究,因此在經部大序、小序中,敘先秦、兩漢、魏晉、中唐經學的演變和流弊富有獨特的見解。第三,由於所錄各書為晁氏實藏,所以在提要中對典籍情況的介紹,咸有憑據,自非其他叢抄舊錄的書目所能比擬。晁氏撰寫的提要不僅翔實有據,而且注重考訂,內容詳略得當。如在集部別集類《蔡邕集》的提要中說:“凡文集其人正史有傳者,止掇論其文學之辭,及略載鄉里,所終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見……若史逸其事者,則雜取它書詳載焉,庶後有考。”其介紹作者生平、成書原委、學術淵源及有關典章制度、軼聞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實錄、宋朝國史、登科記及有關史傳目錄,並詳加考證。這些材料許多今已失傳,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內容,很多具有較高史料價值。第四,《郡齋讀書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內容的私藏書目,對於後世目錄學影響很大。比晁公武稍後的目錄學家陳振孫說:“其所發明,有足觀者。”陳氏所作的《直齋書錄解題》就是效法《郡齋讀書志》撰成的,有不少內容引用了晁氏的書目提要。宋末學者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漢書藝文志考證》、《玉海》也大量徵引了《郡齋讀書志》。至於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則主要是以晁、陳二書目為藍本編纂的。直至清代的目錄巨編《四庫全書總目》,仍採用《郡齋讀書志》的材料多達三百多條。由此可見《郡齋讀書志》在我國目錄學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