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紹騤

吳紹騤（1905—1998），號又騤，安徽省嘉山縣三界鎮（今三界鄉）人。農業教育家，玉米遺傳育種學家。安徽省嘉山縣人。1929年畢業於金陵大學（現南京大學）農學院農藝系。1934—1938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農學院深造，獲博士學位。1938年回國后曾任廣西大學農學院、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貴州省農業改進所技術專員。1949年後，歷任河南農學院副院長；中國農學會、中國作物學會、中國遺傳學會理事；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農牧漁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第三至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河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一級教授；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長期從事玉米良種研究，對我國玉米生產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1939年在美國農藝學會會報上發展的“玉米自交系血緣與雜交組合表現之間的關係”一文，提出了不同來源的自交系雜交比親緣關係較近的自交系間雜交具有更大的雜種優勢。這一科學論斷，被國內外玉米育種家所公認。1949年，在全國農業工作會議上發表了“利用雜交優勢增進玉米產量”的學術報告，提出以選育推廣品種間雜交種作為中國發展玉米雜種優勢利用的主要途徑的建議，被政務院頒布的五年良種普及方案和農業部制訂的“全國玉米改良計劃”所採納。1952年，與洛陽農業試驗站合作，育成中國第一個大面積推廣的玉米綜合品種“洛陽混選1號”。在1957年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大會上，宣讀了“從一個綜合品種——洛陽混選1號的推廣談玉米雜種優勢的利用和保持”論文，為雜種優勢的利用辟出了新途徑。以後，他又發表了“雜種優勢在新中國玉米生產上利用及其前瞻”、“對當前玉米雜交育種工作的三點建議”、“異地培育對玉米自交系的影響及其在生產上利用可能性的研究”等論文。在1956年，他倡導的異地培育方法，一直為全國各育種單位所採用。他領導的河南農業大學玉米研究室，先後育成並大面積推廣了豫農704、豫單5號、豫雙5號等優良玉米雜交種，分別榮獲全國和河南省科學大會頒發的重大科技成果獎。

吳紹騤1905年2月12日生於一個書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4歲時父親即教他識字，6歲入私塾，11歲入鎮小學讀書。兩年後隨父到安慶市的安徽省第一模範小學就讀。畢業后，進入安徽省立第一中學學習。這一年父母相繼去世，從此家道中落。吳紹騤勤奮讀書，於17歲時讀完舊制中學，考入金陵大學預科。一年後轉入該校政治系。不久又轉入該校農學院農藝系主攻植物遺傳育種學，師從著名小麥育種家沈宗翰，開始了他漫長的科學生涯。

1929年夏，吳紹騤以多病之身完成了大學學業，獲學士學位。1930年3月，經其師沈宗翰介紹，到浙江省棉業改良場任蕭山育種場技術員兼主任。兩年後，轉任安徽省建設廳技士，並被派到省棉業改良場任技術室主任。1934年4月，他考取安徽省留學歐美公費生。同年9月，抵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師從著名抗病育種學家H.K.海斯（Hayes）進行玉米育種研究。吳紹騤憑著強烈的求知慾望和遠大抱負，克服了種種困難，在海斯教授的指導下，刻苦學習，潛心研究。在四年時間裡，他沒有過一次暑假，卻鑽進悶熱的玉米地里，進行觀察記載。1936年，他取得碩士學位。1938年冬，吳紹騤完成了題為《玉米自交系血緣與其雜交組合之間的關係》的博士論文。但他未及參加授予學位的典禮，即於1938年11月初返國。以後才獲悉海斯教授推薦他為國際榮譽學會SigmaXi會員。他的論文登載於1939年3月份美國農藝學會雜誌上。在這篇論文中，他以有說服力的數據論證了親本的親緣遠近與雜種優勢高低之間的密切相關關係，對於玉米雜交種的親本選配尤其是選二環系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因而多次為國內外育種學書籍和論文作者所引用。

吳紹騤懷著拳拳赤子之心離美返國。當時祖國半壁河山已被日軍佔領，有家歸不得，只好繞道香港、海防、河內，經滇越路到達昆明。經他的業師沈宗翰推薦，到貴州省農業改進所工作，任技術專員，從事玉米遺傳育種研究。1939年9月又應金大校友周明牂之約到廣西大學農學院從事水稻育種研究，併兼任廣西省建設廳水稻督導專員、技正。1942年8月，吳紹騤受聘到當時西遷成都的母校金陵大學農學院任教授，后又兼任該院農事試驗場副場長及農藝研究部主任。

抗戰勝利后，1946年他隨金大回到南京，仍開展玉米育種工作。但他以前從國外帶回來的自交系因戰亂和到處奔波，已蕩然無存，一切需從頭做起。為了籌措經費，他到處求援，幸得當時任農業部農業推廣委員會糧食生產組主任兼金大農學院農藝系主任王綬教授的支持，以推廣玉米雜交種為名撥出經費，支持他開展品種間雜交種的選育研究。

1949年3月，他應當時國立河南大學農學院院長王鳴岐之約，來到南遷蘇州的該院任教。後學校遷回開封，他因故未隨同北上。不久，他的好友、浙江大學農學院農藝系主任蕭輔約他到該院任教，后又改任浙江省農業改進所農藝系主任，但他不願擔任行政工作。出於對以後事業發展的考慮，他毅然決定從美麗富饒的江南，來到風沙漫卷的古城開封，期望在盛產玉米的中州大地施展他的抱負——為發展祖國的玉米育種事業而奮鬥。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吳紹騤一直從事玉米遺傳育種研究和農業教育工作。他作為農業教育界和育種界的老前輩，辛勤耕耘數十載，桃李滿天下。他以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理論聯繫實際的作風，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胸懷，永不居功的美德，言傳身教，為祖國培養了大批高級農業建設人材，使他畢生從事的玉米育種事業後繼有人。

吳紹騤不但是著名的作物遺傳育種學家、農業教育家，而且是積極的社會活動家。1950年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他曾先後擔任河南大學農學院副院長兼河南省農業廳副廳長，河南農業大學副校長、名譽校長，河南省政協副主席，河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四、五、六、七屆人民代表，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河南省民盟主委、名譽主委，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二屆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農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農學會、中國遺傳學會理事，中國作物學會常務理事，河南省農學會、河南省作物學會、河南省遺傳學會理事長等職務。

倡導發展玉米品種間雜交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吳紹騤積極從事玉米雜種優勢利用研究。他在我國玉米育種發展的不同階段，提出了許多創見，諸如：建國初期提出以發展玉米品種間雜交種作為雜種優勢利用的先導；50年代中期主張選育推廣玉米綜合品種和倡導利用異地培育方法加速自交系的選育進程。人們喻之為吳老的“三斧”。他這“三斧”以及其它研究成果，對我國玉米育種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冬，吳紹騤應中央農業部的邀請，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全國農業工作會議。會上，他根據1947年在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主持的玉米品種間雜交研究結果和1948年M.A.奧爾相斯基（Olshansky）院士在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舉行的年會上所作的研究報告中提供的資料，做了《利用雜種優勢增進玉米產量》的發言，對我國開展玉米雜種優勢利用的步驟提出了精闢的見解。他提出：玉米雜交優勢利用最徹底而基本的辦法是選育自交系間雜交種。但鑒於這項工作需時較長，在育成自交系間雜交種之前的過渡時間，增產的辦法是推廣品種間雜交種。他提出了品種間雜交種的親本選配原則，認為：“要想獲得大而強的雜種優勢，必然要注意到兩個父母親本的品種，凡是親本的血緣較遠的，一般說來，能獲得雜種優勢的機會就越大。”因而建議：“在國內應當用各地原來的玉米品種（硬粒種）和美國的馬齒種雜交，來獲得較有把握的雜種優勢。”他的這一建議，與他1939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中所闡明的雜交親本遺傳分歧的大小與雜種優勢高低之間的關係的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在爾後各育種單位選出的品種間雜交種的實踐中，證明他提出的上述建議是正確的。

1950年1月7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吳紹騤的發言。他提出的適合我國當時玉米生產水平的利用品種間雜交種的主張，通過黨報傳布到全國。接著，中央農業部又召開了玉米專業會議，制訂了全國玉米改良計劃。吳紹騤和李競雄、張連桂、劉泰、陳啟文等參加了起草工作。他的上述建議內容，被吸收到這個計劃之中。

為了實施全國玉米改良計劃，1950—1951年，吳紹騤受中央農業部的委派，到山東省指導玉米雜交種選育工作。兩年暑假，他不辭勞苦，揮汗齊魯，為山東省玉米育種科研的奠基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為適應玉米生產發展形勢，吳紹騤在開封河南大學農學院開展了自交系間雜交種的選育研究。他從廣西柳州沙塘試驗站引進了一批單交組合，分別在洛陽和開封兩地進行產比試驗。從產比試驗結果看到，有相當數量的單交種比對照種（當地農家品種洛陽小金籽）成倍增產。

正當喜獲科研豐收的時刻，1952年在我國開展了對孟德爾和摩爾根遺傳學說的批判，玉米自交系被視為異端。吳紹騤被迫停止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為使這部分失之難以復得的育種材料能在生產上發揮增產作用，他與洛陽農業試驗站合作，將12個自交系組配成的91個單交種（其中包括27個正反交組合，實際上是65個單交種）的越代種加以混合，配成綜合品種，取名“洛陽混選1號”。經農民大面積種植，比當地品種增產30%～80%，最高畝產達550公斤。農民互相串換，不推自廣，僅在洛陽地區推廣面積即達200多萬畝。在1957年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大會上，他發表了《從一個玉米綜合品種——洛陽混選一號的選育推廣談玉米雜種優勢利用和保持》的論文。文中提出：“當雙交種未育成之前，或是雙交種種子產生的量還不夠普遍的時候，利用綜合品種推廣種植，可以收到增產效果，值得加以提倡。尤其是在目前我國農家品種產量水平不高的情況下，綜合品種的產量很容易超過農家品種，起到增產效果的。”吳紹騤對綜合品種的作用及其優缺點也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綜合品種不是完美無暇，它的缺點在於產量不及雙交種高。但有其優點，如配製成一個綜合品種所需要的時間遠比雙交種短；而且種子繁殖簡易。尤其值得重視的，配製綜合品種可以作為培育雙交種過程的‘副產物’，並可把它看成推廣雙交種的先驅者”。吳紹騤還著重指出：“綜合品種不但可以直接推廣於生產，並因其由數目眾多的親本配成，遺傳基礎複雜，而成為選育自交系的理想源泉。”

率先選育推廣玉米綜合品種

吳紹騤在我國玉米雙交種尚未得到普及推廣的過渡時期，提出選育與推廣綜合品種的主張，與後來墨西哥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國家推廣綜合品種的做法不謀而合，但在時間上比他們早走一步。同時，也正如他所預見的，一些育種單位以混選一號作為選育自交系的基本材料，從中分離出不少高配合力的自交系。如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我國推廣面積最大的單交種“新單1號”的親本自交系之一“混517”，以及“太183”、“太184”、“武102”等自交系，就是從這個綜合品種中選出的。

為了保持綜合品種的雜種優勢，吳紹騤提出採用混合選擇法與半分法加以改良，並強調要注意保持綜合品種的遺傳多樣性。他當時提出的上述意見，與近代關於玉米群體改良的理論是一致的，只是當時主要是為了維持綜合品種的雜種優勢，以便在生產上連續使用，而不是為改進綜合品種群體的遺傳結構，以選育更好的自交係為目的。

採用玉米異地培育方法

1956年黨提出了“百家爭鳴”的方針，一度中斷了的玉米自交系選育工作又得以恢復。為了奪回失去的時間，加速我國玉米自交系的選育，吳紹騤依據獲得性狀不能遺傳、基本株的配合力基本穩定等遺傳育種學原理，並根據建國初期河南與廣西相互引種自交系和雜交種的實踐經驗，提出玉米自交系異地培育方法，即利用我國南方冬季氣候溫暖，適於玉米生長的有利條件，進行加代選育，以縮短育種年限。為了驗證他的設想，1957年開始，他與廣西柳州沙塘農業試驗站、河南省農業科學院等單位合作，將北方玉米育種材料送到南方進行選育，一年種植兩代。他與合作者發表的《異地培育對玉米自交系的影響及在生產上利用可能性的研究》及他撰寫的《對當前玉米雜交育種工作的三點建議》等論文，以翔實的數據論證了這一方法是切實可行的，可以普遍應用於育種實踐。它不僅有利於縮短北方雜交種的選育年限，而且通過互相交換，豐富了雙方的育種材料；同時發現玉米自交系的配合力並不因異地培育而發生變化。

吳紹騤的異地培育研究結果，不僅批駁了主宰當時的環境決定遺傳的外因論錯誤學說，樹立起正確的概念，而且通過實踐開闢了我國南北穿梭育種的先河，改變了傳統的在固定地點進行新品種選育的方法。從50年代末期開始，全國各省（自治區）的科研單位紛紛到南方（主要是海南省）建立冬季育種基地。大批育種和種子生產工作者從祖國的四面八方彙集到寶島，利用這個天然的大溫室從事育種和種子生產。最早是玉米，以後擴大到高梁、水稻、小麥、棉花、大豆、甘薯、麻類、瓜果、蔬菜等數十種作物。“南育”已成為這些作物育種的常規過程。據統計，從1965—1988年，僅在海南省的南繁南育面積，累計達到164萬畝，平均每年約7萬畝，規模之大，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吳紹騤倡導的異地培育方法短短几年內在全國廣泛推廣應用，縮短了農作物品種更新的周期，對提高我國作物產量起到重要的作用。

吳紹騤在論文中還提出了雙交種的親本組配原則。他認為：在配製雙交種時，自交系在親本單交中對雜種優勢所起的作用，決定於其配合力，而不能依靠類型間的差別作為產生雜種優勢的主導因素。同時也指出：雖則類型間的差別不足以作為產生最大雜種優勢的依據，但其血緣間的差別仍是要掌握的規律。如在組配雙交種時，四個親本自交系中A及B出於同一品種，X及Y出於另一個品種，則組配雙交種時應採用（A×B）×（X×Y）的組合方式。他提出的這些育種學原理，對玉米育種實踐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吳紹騤一貫堅持求實與創新的學風，主張重視吸收國外的先進經驗。他更強調在科研工作中要有獨創精神，要根據科學實驗和生產實踐，結合我國的國情，提出新的方法和途徑。1962年他在山西太原舉行的全國玉米研究工作會議上發表的《關於多快好省培育玉米自交系配製雜交種方面的一些體會和意見》中，提出了利用國外引進的和國內育成的現有材料配製雜交組合，迅速投入生產應用以及自交系的早代利用等意見。在玉米雜種優勢利用方式上，他主張由雙交種改為單交種。他認為：在玉米生產中，單交種所以不作為生產上應用的種子，而僅作為配製雙交種的親本材料，其原因在於單交種的親本自交系產量低，種子生產成本過高。如果親本自交系表現在生活力上的衰退並不太強烈，產量並不太低的時候，在生產上自然可以考慮直接利用單交種，無須機械地強調利用雙交種，徒然增加一重配製雙交種的手續。他的上述建議迅速產生了迴響：河南省新鄉地區農科所於1963年育成了單交種“新單1號”，直接應用於生產，推廣面積達到1000多萬畝。由於單交種的種子生產程序簡單，增產潛力更大，因此各地紛紛以單交種代替雙交種，使我國成為最早普及推廣單交種的國家之一。

在吳紹騤的領導下，河南農業大學玉米研究所在雜種優勢理論和應用研究上都取得了顯著成績，先後育成了“豫農704”、“豫單5號”、“豫雙5號”等優良雜交種，在省內外大面積推廣，並榮獲全國和河南省科學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六五”期間，他被推舉為全國玉米育種協作攻關專家組成員之一，與專家組組長李競雄等緊密合作，為發展我國玉米育種事業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作為一名學者，吳紹騤對各種學術見解始終採取兼容並蓄，擇善而從的科學態度。1949年春天，他閱讀了李森科所著杜布贊斯基譯成英文的《遺傳及其變異》一書後，便與王鳴岐合作將之翻譯出版。他在譯者序中闡明重譯此書是鑒於：“新舊兩學派之爭，在蘇聯正如火如荼，且將蔓延而及於全世界。……在我國國內，僅仰賴於報章雜誌片段之介紹，未足以窺其梗概，不無遺憾”。對兩學派之爭執，譯者認為：“我輩應保持科學態度，擇善以從，初不必立門戶之見，以自行閉塞其智慧之門……。”同時申明：“譯者稍涉獵於遺傳科學，對李森科院士所持之說，以所知甚少，不敢貿然贊同。此文之轉譯，僅為介紹遺傳學中另一學派之見解而已。見仁見智，有待於讀者之抉擇也。”然而，他萬萬沒有料到，作為國內最早把李森科學說介紹到我國的學者之一，竟被“立門戶之見”者扣上“堅持反動的、唯心的遺傳學說的頑固分子”、“資產階級用來欺騙工農大眾的工具”等帽子。從此，他被迫中斷遺傳學的講授，研究助手也相繼星散。在這種異常的情況下，他依然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術見解，沒有忘記為之奮鬥的育種事業。他冒著風險與蘇聯專家就玉米自交系間雜交種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那位專家以質問的口吻問他為什麼非搞自交系不可，吳紹騤立即反問：“自交系間雜交種顯然比品種間雜交種增產，我們為什麼要放棄不搞？現在我國尚未推廣自交系間雜交種，我無例可以奉告。但中國老百姓在養蠶業上早就採用的改良種（相當於玉米單交種）比原有種增產、優質是確實無疑的”。說得這位專家無言以對。1952年在武漢召開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主持人說：“純系學說可以休矣”。吳紹騤在後來的發言中提到自交系並非一般的純系，將大有用途。聽眾為之愕然，更為他擔心，但他處之泰然。

40多年來，吳紹騤堅持真理，維護科學。在一度幾乎完全中斷研究工作的困難條件下，仍然思考著如何為農民選育良種，如何加速我國玉米雜交種的選育進程。1956年在黨的“雙百”方針鼓舞下，吳紹騤利用與來華訪問的蘇聯玉米專家肖洛可娃和茹可夫座談的機會，把醞釀了多年而未能付諸實現的異地培育方法正式提了出來，徵求他們的看法，並立即組織力量，開展研究，終於獲得了成功。

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吳紹騤對我國玉米育種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1962年春天，他應邀列席了全國政協會議，並十分榮幸地被邀請到中南海懷仁堂，與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同桌進餐。毛主席坐在周總理的對面，吳紹騤坐在周總理的右側。總理親切地問了他的姓名、職業，並立即把吳紹騤的回答轉告毛主席。總理含笑握著他的手說：“大辦農業，多為祖國培育良種！”這對一個在舊社會沒有找到報國之門的科學家來說，該是多大的褒獎和激勵啊！

但好景不長，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他離開了自己所從事的事業，1969年他來到商丘縣五里楊鄉三劉庄村接受“再教育”，住在光線不足、四處透風的小磨房裡，可心裡仍然想著那綠色的事業，耳邊響著周總理的叮囑。他讓隨同下放的教師引進玉米雜交種在當地試種，並親自向群眾傳授玉米制種技術，舉辦業餘農校，培訓農業技術人員。由於他和教師們的辛勤工作，以後五里楊成了商丘地區的玉米高產典型鄉。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在河南省委主要領導人的多次過問下，吳紹騤終於在1971年恢復了工作——這是他一生事業的第二個春天，然而他已年近古稀。

吳紹騤恢復工作后，許多人都勸他保重身體，安度晚年。但他仍以年老體弱之軀，儘力為人民作出自己的奉獻。

1974年8月到10月，他參加了以俞啟葆為團長的中國農業科學考察團赴美國訪問，參觀考察了8個州的高等農業學府和育種研究結構，深入了解美國農業生產，特別是玉米育種發展狀況。

為了加速河南省玉米雜交種的更新，促進玉米生產的發展，他在1975年向省科委提出建立一個包括科研、教學、生產單位參加的全省性玉米科研推廣協作組。他擔任了協作組的顧問。通過協作組在全省廣泛布點進行試驗示範，迅速肯定了“鄭單2號”、“豫農704”、“新單7號”、“博單1號”四個雜交種的增產作用。之後，又組織力量加速親本自交系的繁殖，使上述雜交種迅速普及推廣。該協作組後來更名為河南省玉米高穩優低協作組，開展玉米高產、穩產、優質、低成本的綜合研究，為河南省近年來玉米產量不斷提高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六五期間，他積極參加全國玉米育種攻關組的活動，多次冒著酷暑烈日到各地考察和參加會議。七五期間，他雖退居二線，仍十分關心我國玉米育種科研的進展。1989年他獲悉河南農業大學玉米研究所和四川省農業科學院作物所密切合作，利用姊妹系配製改良單交種，使制種產量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情況后，主動提出要到四川省現場考察。人們看到這位84歲高齡的老前輩不遠千里前來巴山蜀水，頂著烈日在玉米地里仔細觀察，傾聽農民意見的情景，無不為之動容，多次勸他適可而止。但他毫無倦意，滿面笑容地回答說：“看到這樣好的種子生產基地，這樣高質量的高產制種田，看到這項種子生產改進技術為農民帶來顯著的經濟收益，感到非常興奮，完全感覺不到疲勞。”

1986年，吳紹騤因患膀胱癌和前列腺炎動手術治療。出院時醫生囑他在家靜養，不宜勞累。但他一回來，就象往常一樣，參加各種活動。人們勸他注意保重身體，安心療養，他卻不以為然地說：“這病算不了什麼，若不工作，不活動，反而周身不適！”吳紹騤就是這樣一位以工作為樂趣、孜孜不倦為人民服務、具有高度歷史使命感的老科學家。只要一息尚存，他將奮鬥不止。因為：

他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正方興未艾！

他永遠銘記著周總理生前的囑咐：多為祖國培育良種！

他立下的座右銘是：“寧盡瘁於案首，毋垂歿於牖下。”

作為中國玉米育種事業奠基人之一的吳紹騤教授，既是有著輝煌成績的作物育種學家、玉米專家，又是立足農業高校教書育人的教育家。他原本不曾想過成名、成家、攀居顯位，但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因為為國家做出巨大貢獻，他被黨和人民屢屢委以重任，先後出任過多屆全國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以及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政協副主席、河南農學院副院長、河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等職，還曾榮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中央參議委員會常委、省民盟主委和多種國家級、省部級協會、學會的理事、常務理事、理事長等職。

面對如此殊榮和不尋常待遇，他總是謙遜地推說自己沒有多大作為，只不過做了些應該做的事情，決不貪天之功。而事實上，吳老卻用自己長達80來個春秋的不懈追求和無私奉獻，用無愧於祖國、無愧於時代、也無愧於先輩和他本人的言行作為，寫下了一部部充實的、屬於自己的輝煌歷史篇章——

他，作為一名既普通又偉大的人民教師，從教數十載，孜孜不倦地為農業高校的莘莘學子和青年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給予了他們崇高的思想、豐富的學識和自立自強的技能，使之成長為黨和國家的有用之才。他還精心培養出一些如蘇禎祿、陳偉程、汪茂華、任和平，以及羅福和、石敬之、呂先勝、季良越、張傳貞和陳彥惠、陳紹江、孫書庫等玉米育種研究方面的專家教授，保證了河南農業大學玉米育種事業後繼有人，青春永駐。

他，作為一名玉米育種工作者，不僅有著出類拔萃的學術造詣和理論建樹，還同助手們一起培育了“洛陽混選1號”、“豫農1號”、“豫農704”、“豫單5號”、“豫雙5號”等高產優質玉米雜交良種，並在省內外大量推廣種植。僅“豫農704”數年內就累計推廣3000萬畝以上。加之異地培育、高產開發等研究成果的廣泛推廣應用，為河南、為國家創造了無可估量的經濟效益和良好社會效益。他為此多次受到國家及省、部級嘉獎。早在1962年春列席全國政協會議期間，他就曾被邀請到中南海懷仁堂，與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同在宴會第一席就餐，深得中央領導同志的褒獎、鼓勵。

他，作為一名愛黨愛國的民盟盟員、一名受人尊敬的老知識分子、著名社會活動家，數十年如一日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積極參政議政，熱情參與學術探討、科學研究等社會活動，勤勉敬業，德高望重，成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楷模和青年學生學習的表率。他曾先後擔任河南省政協第四、五屆副主席，河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七屆副主任，為社會為人民積極工作，無私奉獻，受到廣泛的讚譽。

他，對共產主義也有著執著追求。他長期渴望並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出於工作需要而長期留在黨外。他一方面團結廣大知識分子，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做出積極貢獻；另一方面從沒有放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努力，終於在1997年實現了畢生夙願，由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加入了黨組織。

為我國農業高等教育和玉米育種事業一生奮鬥不息的吳紹騤教授，十分感激新中國為他創造了可供施展抱負的良好從業環境和工作條件，感激改革開放時代給了他開展玉米育種研究和高產開發的又一個春天。每想到這些，年過八旬的吳老仍壯心不已，使命感倍增，希望能以自己的年老帶病之軀，儘力為人民多作點貢獻。於是，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河南省玉米高穩優低協作組的工作；於是，他參與了“六五”全國玉米育種攻關組活動；於是，他在年已84高齡的1989年，仍一如既往地關注著“七五”全國玉米育種科研的進展情況，並不惜千里迢迢涉足巴山蜀水進行現場考察……即使在因病手術治療后本該靜養的情況下，他也照樣看書、學習，爭取參加各種活動，並且立下了“寧盡瘁於案首，毋垂歿於牖下”的座右銘，激勵自己只要一息尚存，就將奮鬥不止。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已屆晚年的吳紹騤教授依舊關注著學校和育種事業的發展。1998年初，在他93歲生日之時，還曾向前來祝壽的學校領導以及有關專家學者，暢談了他關於擴大雜交優勢利用和加強作物種質基因材料研究等問題的新設想，並且通過學校黨委致送河南省有關領導，將此設想作為建議鄭重提出。然而，就在有關方面正欲就此作出安排，並進一步找他求教時，吳老卻因突發高血壓、冠心病合併心力衰竭等症，經醫治無效，於3月30日凌晨2時30分逝世於鄭州，享年94歲。

1905年2月12日出生於安徽省嘉山縣三界鎮（今三界鄉）。

1921年畢業於安徽省安慶市省立第一中學。

1929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獲農學士學位。

1930年1932年任浙江省棉業改良場蕭山育種場技術員兼主任。

1932年—1934年任安徽省建設廳技士，安徽省棉業改良場技術室主任。

1934年—1938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從事植物遺傳育種學研究，1936年獲碩士學位，1938年被授予博士學位，獲國際榮譽學會SigmaXi會員。

1939年—1942年任貴州農業改進所技術專員；國立廣西大學農學院教授兼廣西省建設廳技正，水稻督導專員。

1942年—1946年任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兼農事試驗場副場長、農藝研究部主任。

1949年—1990年任河南大學農學院（后稱河南農學院，今為河南農業大學）教授兼副院長、名譽校長；河南省農業廳副廳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二屆委員，中國農學會、遺傳學會理事，中國作物學會常務理事，河南省農學會、作物學會、遺傳學會理事長。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1998年3月30日病逝於鄭州。

1吳紹騤譯．試驗地區計劃法（Love著）．農林彙刊，1929，創刊號：85—91．

2吳紹騤譯．或差學說對於解釋試驗結果之重要（Love著）．浙江省建設月刊，1931,5(4):7—17.

3吳紹騤譯．解釋對比試驗之學生法．浙江省建設月刊，1931,5(4):18—24.

4S.K.Wu.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 of Selfed Lines of Corn and their Value in Hybrid Combination.J.Amer.Socity.Agro.,1939,31:131—140.

5吳紹騤．美國明理蘇達大學作物育種及推廣制度．廣西農業，1940,1(4):275—278.

6吳紹騤，王鳴岐譯．遺傳及其變異（李森科著）．蘇州工藝書局，1949；上海商務印書局，1950．

7吳紹騤．利用玉米雜交優勢增進玉米產量．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全國農業會議彙刊，1949,81—86.

8吳紹騤．利用品種雜交以增加中國玉米產量．農業科學通訊，1950,(7):4—9.

9吳紹騤．對“混選一號”玉米在豫西及豫東栽培及推廣的調查和今後意見．中國農報增刊，1956,(1):19—20.

10吳紹騤，張明北，許德順．從一個玉米綜合品種——洛陽混選一號的選育到推廣談玉米的雜交優勢的利用和保持．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大會論文集1957，18—32頁．

11吳紹騤．雜交優勢在新中國玉米增產上的利用及其前瞻．農業學報，1959,10(5):360—367.

12吳紹騤，蘇禎祿，陳偉程等．異地培育對玉米自交系的影響及其在生產上利用可能性的研究（第一報）．河南農學院學報，1960，創刊號：124—153．

13吳紹騤．關於多快好省培育玉米自交系配製雜交種工作方面的一些體會和意見．河南農學院學報，1961,(1):38—43.

14吳紹騤，汪茂華，陳偉程等．河南省幾個玉米綜合品種選育經過及其雜交優勢的保持利用問題．河南農學院學報，1961,2:10—25.

15吳紹騤．對當前玉米育種工作三點建議．中國農業科學，1962,(1):1—10.

16吳紹騤，張明北．利用半分法穗行選種以改進一個玉米綜合品種．河南農學院學報，1962,(4):38—43.

17吳紹騤，汪茂華．玉米品種資源的搜集研究和利用探析．河南農學院學報，1981,1:1—7.

18吳紹騤，陳偉程．關於玉米育種的幾個問題．中國農業科學，1978,(1):19—27.

19吳紹騤，汪茂華．玉米品種資源的重要作用及其對利用問題的意見．作物品種資源研究，北京：農業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