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爾扈特部東歸

歷史的記載中，土爾扈特部落的先祖是王罕，亦稱翁罕。據波斯歷史學家拉施特《史集》記載，王罕所率領的是克列特部， “克列特”一詞，蒙古語古老的形式是（客列亦惕）現在發音為ere。土爾扈特一詞與克列特有著密切的聯繫，“克列特”有“包圍”、“警衛”的意思，因為王罕家族中的克列特人確曾充任過成吉思汗的護衛。而土爾扈特方言中“護衛軍”亦稱土爾扈特，因此，克列特便稱為土爾扈特。從古老的族源學考證，“克列特”原是土爾扈特部落的一個姓氏，王罕的姓就為“克列特”，以後發展成為一個氏族。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政府設立的烏納恩素珠克圖舊土爾扈特南路盟，其中最大的一個旗就是“克列特”旗，也就是汗旗，各代汗王均屬此旗。其分佈地域最廣，人數最多，文化素質最高，權力最大，歷史最悠久。土爾扈特部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他們自古就生息在貝加爾湖一帶，是一個勤勞、勇敢，有著光榮歷史的部落。

早在唐朝時期中國的史籍上就有漠西蒙古族的記載，元朝又有了“西蒙古的記載，史稱斡亦剌惕”、“外剌”、“外剌歹”，明朝又稱“瓦剌”，清朝稱“厄魯特”、“額魯特”、“衛拉特”，外文書籍又稱為“卡爾梅克”、“克爾梅克”、“哥爾梅克”。“斡亦剌惕”是蒙古語，它最早的含義比較普遍的解 釋有兩種：一種含有蒙古語“衛拉”即“近親”“鄰親”的意思，有“近親者”、“鄰近者”、“同盟者”；一種含有“林中百姓”“林中人”“林中民”之意。后一種說法比較可信。更主要的是根據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經濟類型來稱謂的。他們曾經過著林中採集漁獵的生活，草原上的牧民稱他們為“槐園亦兒堅”。也就是林中百姓的意思。

隨著歷史的變遷，明代西蒙古出現了“大小四衛拉特聯盟”，衛拉特一詞更具有“親近者”“同盟者”“聯盟者”的實際意義和詞源意義，尤其是18、19世紀帕拉斯、施密特等外國史學家認為“聯盟說”更合理。從四衛拉特聯盟角度分析，前一種說法也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俄國的布里亞特蒙古學者多爾濟班扎羅夫則認為衛拉特是由“衛”——“林木森林”——加“阿拉特”——“百姓”組成的，即“林中百姓”。人們普遍認為，多爾濟班扎羅夫的解釋更接近事實，理由較充分，頗具權威性。土爾扈特部落是中國衛拉特蒙古中其中的一個部落。

早在明朝末年（公元1628年），土爾扈特人為了尋找新的生存環境，部族中的大部分人離開新疆塔爾巴哈台故土，越過哈薩克草原，渡過烏拉爾河，來到了當時尚未被沙皇俄國佔領的伏爾加河下游、裏海之濱。在這片人煙稀少的草原上，他們開拓家園，勞動生息，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權土爾扈特汗國。

在以後的100多年裡，土爾扈特人始終保持著與清朝政府的關係。

土爾扈特人在伏爾加河流域，生活了140多年，到了18世紀60年代，他們又決心返回故土，主要原因來自沙俄帝國的巨大壓力，使他們再也無法生活下去。

土爾扈特的體制是汗王決定一切，在汗王的下頭有個叫扎爾固的這麼一個機構。俄國政府要改組扎爾固，並把它的權力上升到和汗王一樣，在權力上，對汗王渥巴錫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敦羅布喇什去世，由其子渥巴錫繼位，時年僅十九歲。沙俄欺他年少，乘機將土爾扈特直屬於汗的最高權力機構王公議會“札爾固”，強行隸屬於沙俄外交部的控制下，對“札爾固”成員實行年俸制，並派遣官員直接進行管轄，干涉“札爾固”內政，以達到架空汗權的目的。與此同時，沙俄政府又在土爾扈特內部另找代理人，任命策伯克多爾濟為“札爾固”首領，以分化瓦解土爾扈特內部力量，與渥巴錫汗相對抗，進而駕馭土爾扈特。

沙俄政府讓大量的哥薩克移民向東擴展，不斷縮小土爾扈特的游牧地，意味著土爾扈特畜牧業發展受到限制。

共同信仰的藏傳佛教起到了橋樑和紐帶的作用。土爾扈特人崇信藏傳佛教格魯派，他們熬茶敬佛，在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離不開喇嘛教。西遷伏爾加河流域后，沙俄政府認識到，要斷絕他們與蒙古各部和內地各民族人民的宗教聯繫，而代之以俄羅斯的東正教這種西方的宗教。為此，彼得一世甚至親自發出諭旨，要求傳教士學會土爾扈特語言，以便說服土爾扈特人改信東正教。他們製造宗教矛盾和糾紛，對土爾扈特部眾進行大規模的宗教迫害，妄圖消滅藏傳佛教，逼迫部族改信東正教。引起了土爾扈特人強烈的反抗。

沙俄政府對土爾扈特人強制實行人質制度，目的就是控制土爾扈特人，一切聽沙皇指揮。18世紀，沙皇俄國竭力控制出海口。隨著沙俄侵略勢力不斷擴大，戰爭越來越多，其中跟土耳其就打了很長時間。大肆的徵兵行為也導致部族內青壯年銳減，許多人都充當了沙俄對外擴張的犧牲品，喪生在土耳其和北歐的戰場上。正拚命擴張的俄國需要更多的土爾扈特軍隊參與新的戰爭，需要土爾扈特騎兵去鎮壓無法忍受沉重稅賦而起義的農民；去控制信仰方面的異己者，如平定信仰伊斯蘭教的巴什基爾人的叛亂；去遏制不安定的其他周邊游牧民族；去參加歐洲的戰爭。敦羅布喇什和渥巴錫時期出兵助戰成為汗國的沉重負擔。然而土爾扈特人口減少、經濟衰退，已無法滿足俄國的頻繁徵兵。17世紀末，在土爾扈特汗國達到其頂峰時，包括阿玉奇汗的臣屬諾蓋人在內，土爾扈特人總共有7萬帳。到18世紀60年代，土爾扈特人僅有41 523帳。俄國對土爾扈特騎兵的需求不斷增長，甚至不顧土爾扈特兀魯斯的自身安全強迫其遠距離征戰，給土爾扈特人帶來了沉重負擔。

俄國當時就徵用土爾扈特汗國的青壯年，充當俄國軍隊和土耳其交戰，在戰爭中間，土爾扈特軍隊傷亡很大。而且這場戰爭打了21年，土爾扈特每次比如說去上10萬人，幾乎打仗回來就一、二萬人，當時土爾扈特人說，如果再這麼打下去的話，土爾扈特就沒有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爾扈特部強盛時期，他們的汗國與俄國的地位是平等的，而沙俄強大以後，卻要求他們俯首稱臣。綜述以上幾個方面的原因，在這樣的形勢下，土爾扈特人，如何決定自己的命運，面臨著一個嚴峻的考驗和選擇。

在1767年，當時的土爾扈特在渥巴錫的領導下，開了一次小型的絕密的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就決定要東歸故土。

土爾扈特人畢竟在伏爾加河流域生活了將近一個半世紀，那裡的草原、牧場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撒下了他們的汗水。馬上要放棄那塊土地，說走就走，在老百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能想通的。

清朝乾隆三十五年秋（公元1770年），在伏爾加河下游草原的一個秘密地點，土爾扈特汗王渥巴錫第二次主持召開了絕密會議。會上，他們莊嚴宣誓，脫離沙皇俄國，返回祖國去。

1771年1月4日，渥巴錫召集全體戰士總動員，提出土爾扈特人如果不進行反抗，離開俄國，整個部族都將將淪為沙皇的奴隸，這次總動員，點燃了土爾扈特人心中奔向光明的火焰。

儘管渥巴錫等人力圖對俄國人保密，但消息還是泄露了。形勢的急劇變化，迫使渥巴錫不得不提前行動。

他們本來計劃攜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當年竟是暖冬，河水遲遲不結冰，左岸的衛拉特人無法過河。只好臨時決定，右岸的三萬餘戶立即行動。

第二天凌晨，寒風凜冽。當陽光灑向大雪覆蓋著的伏爾加草原時，伏爾加河右岸的三萬三千多戶的土爾扈特人出發了，離開了他們寄居將近一個半世紀的異鄉，用他們的話說：到東方去、到太陽升起的地方去尋找新的生活。

渥巴錫率領一萬名土爾扈特戰士斷後。他帶頭點燃了自己的木製宮殿；剎那間，無數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這種破釜沉舟的悲壯之舉，表現了土爾扈特人將一去不返，同沙俄徹底決裂的決心。

土爾扈特東歸的消息，很快傳到了聖彼得堡。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認為，讓整個部落從她的鼻尖下走出國境，這是沙皇羅曼諾夫家族的恥辱，她立即派出大批哥薩克騎兵，去追趕東去的土爾扈特人。同時採取措施，把留在伏爾加河左岸的一萬餘戶土爾扈特人嚴格監控起來。

土爾扈特人的隊伍，很快穿過了伏爾加河和烏拉爾河之間的草原。走在外側的一支土爾扈特隊伍，被哥薩克騎兵追上了。由於土爾扈特人是趕著牲畜前進的，來不及把散布在廣闊原野上的隊伍集中起來抵抗，九千名戰士和鄉親壯烈犧牲。

東歸隊伍必經的一個險要山口，是奧琴峽谷。一支龐大的哥薩克騎兵搶先佔據了這個山口。面對強敵，渥巴錫鎮定指揮：他組織五隊駱駝兵從正面發起進攻，後面派槍隊包抄，將哥薩克軍隊幾乎全殲，為犧牲的九千名同胞報了仇。

一路上除了殘酷的戰鬥，土爾扈特人還不斷遭到嚴寒和瘟疫的襲擊。土爾扈特人由於戰鬥傷亡、疾病困擾、飢餓襲擊，人口大量減員。有人對能否返回祖國喪失了信心。

在這最困難的時刻，渥巴錫及時召開會議，鼓舞士氣，他說：我們寧死也不能回頭！土爾扈特人東歸的消息，事前清政府一點也不知道。土爾扈特人無法和清政府溝通，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任何援助。英勇的土爾扈特人，仍然只有再次抖擻精神，向著既定的目標一步步走去。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公元1771年4月），定邊左副將軍車布登札布向朝廷奏報說俄方派人來通報土爾扈特舉部東返。清政府才得知這一消息。

土爾扈特人歸來的消息在清朝朝廷中引起了爭論，是把他們擋回去，還是把他們接回來意見不一致。

最後乾隆做出了判斷：既然土爾扈特部前來歸順，就該接納，而不能因為害怕發生事端而拒絕他們。所以決定對土爾扈特部接納安置。

在土爾扈特部剛剛到達伊犁時，俄羅斯就通過外交手段交涉清政府，要求其不能接受 土爾扈特部進入國境，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後命人回復沙皇：“此等厄魯特因在爾處不得安居，欲蒙大皇帝恩澤，投奔大清實屬誠心歸附，大皇帝施恩，將其戶口、屬眾分別指地而居，各自獲得安生之所”。誰知俄國沙皇又提出了交涉，威脅乾隆若是不將 土爾扈特部交出來就不惜發動戰爭，乾隆皇帝聽到俄羅斯的這種話語勃然大怒，立即回復：“爾等若要追索伊等，可於俄羅斯境內追索之，我等絕不干預，然其已入我界，則爾等不得任意於我界內追逐，若爾等不從我言，決然不成，必與爾等交戰”

土爾扈特人浴血奮戰，義無反顧。歷時近半年，行程上萬里。他們戰勝了沙俄、哥薩克和哈薩克等軍隊不斷的圍追堵截，戰勝了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承受了極大的民族犧牲。終於實現了東歸壯舉。

根據清宮檔案《滿文錄副奏摺》的記載，離開伏爾加草原的十七萬土爾扈特人，經過一路的惡戰，加上疾病和飢餓的困擾，“其至伊犁者，僅以半計”。就是說，約有八、九萬人犧牲了生命。

在五月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土爾扈特人終於到達了祖國西陲邊境伊犁河畔。當時任伊犁將軍的伊勒圖，派錫伯營總管伊昌阿等官員在伊犁河畔迎接剛剛抵達的渥巴錫、舍楞等人。

不久，渥巴錫隨伊昌阿到伊犁會見參贊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向渥巴錫轉達了乾隆帝的旨意，讓渥巴錫等人在秋高氣爽時節前往避暑山莊面見乾隆皇帝，並轉交了乾隆皇帝頒給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舍楞的敕書。

乾隆的敕書是用滿文和一種古老的蒙古文字托忒文寫成的。這份敕書充分表達了乾隆對土爾扈特人的讚揚與歡迎。不久，渥巴錫等十三人及其隨從四十四人，在清朝官員的陪同下，自察哈爾旗來到避暑山莊。

1771年10月，恰好承德普陀宗乘之廟落成，舉行盛大的法會。乾隆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廟豎起兩塊巨大的石碑，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銘刻他親自撰寫的《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用來紀念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

然而作為東歸壯舉的領袖渥巴錫卻因為積勞成疾，返回祖國不久就身染瘧疾，於公元1775年病逝，年僅33歲。臨終叮囑部族民眾勤於生產，安守本分，毋生事端。

土爾扈特全族東歸的壯舉，深深感動了中華各族人民，各地紛紛捐獻物品，供應土爾扈特人。清政府也撥專款採辦牲畜、皮衣、茶葉糧米，接濟貧困中的土爾扈特牧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及《滿文錄副奏摺》都有詳細記錄。

為了妥善安置歸來的土爾扈特部眾，清政府指派官員勘查水草豐美之地，將巴音布魯克、烏蘇、科布多等地划給土爾扈特人作牧場，讓他們能夠安居樂業。

最後確定的游牧地為“渥巴錫所領之地”，也稱舊土爾扈特，分東西南北四路，設四個盟，各任命了盟長，舍楞所領之地，稱新土爾扈特，舍楞為盟長；還有和碩特恭格部，下設四個旗，恭格為盟長。

時間雖然過去了二百多年，然而，人們沒有忘記東歸的英雄，他們的事迹成為經久不衰的學術研究課題。中外很多學者，都讚頌土爾扈特人民，重返祖國的英雄壯舉。東歸英雄們的史詩將永遠被傳唱下去。

土爾扈特部回歸的英雄壯舉，創造了舉世聞名的民族大遷徙的奇迹，震動了當時的中國與西方世界。正如愛爾蘭作家德尼賽在《韃靼人的反叛》一書中所說的：“從有最早的歷史記錄以來，沒有一樁偉大的事業能像上個世紀後半期一個主要韃靼民族跨越亞洲草原向東遷逃那樣轟動於世，那樣令人激動的了。”土爾扈特人創造了英雄壯舉，光耀史冊。（說明：,留在俄羅斯的另一部分蒙古衛拉特人居卡爾梅克共和國。）

回歸祖國后，土爾扈特部眾主要生活在新疆、內蒙古、青海一帶，他們和當地各族人民一起內勤耕牧，外御強敵，為開發和穩定中國西北邊疆、維護和鞏固國家統一，為促進民族團結做出了重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之後，聚居在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的東歸土爾扈特部後代，為了新中國航天事業多次遷徙。在他們的游牧土地上，東風航天城拔地而起，新中國的航天事業從這裡蹣跚起步、走向輝煌，新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第一枚遠程運載火箭、第一艘載人航天飛行器“神舟五號”飛船、第一個空間站“天空一號”，都從這裡起飛，在太空中篆刻下中國印記。這些偉大成就的取得，彰顯了包括蒙古族土爾扈特部在內的各民族對祖國的拳拳赤子之心，彰顯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

2004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將渥巴錫率領部眾到達巴音布魯草原的日子——6月23日，定為“東歸節”。此後，每年“東歸節”期間，當地都會開展形式多樣的紀念活動和文化體育活動，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東歸精神。“東歸節”逐漸成為巴音郭楞州的品牌文化，吸引了八方來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