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巴錫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1月21日敦羅布喇什逝世，承襲汗位，成為土爾扈特汗國汗王。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8月12日俄國正式承認為土爾扈特蒙古汗。

1765年（乾隆三十年）后俄國政府“屢征土爾扈特兵與鄰國戰”，使全部落“苦於徵役”，“人人憂懼”，憂心如焚。

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春正式發動武裝起義，分三路向祖邦中國進發。5月26日所率領的土爾扈特部起義軍經歷八個多月的長途跋涉之後，與前來迎接他們的清軍相遇。9月初8傍晚，在木蘭圍場伊綿峪覲見了乾隆。

1775年1月9日（乾隆三十九年）因病逝世，終年33歲。長子策凌那木扎勒襲位。

至遲在1767年初已開始醞釀東返的大膽計劃。正如渥巴錫自述：“自古以來，土爾扈特人沒有像今天這樣負擔過如此沉重的捐稅，所有的人為此感到動蕩不安，這就是為什麼不願再受俄國的統治，而希望看到自己的遵守共同法規的同胞和自己原來的故鄉”。

1770年已就緒。這一年秋天，從高加索前線回來后，隨即與親信王公越過伏爾加河左岸，在維特梁卡（阿斯特拉罕省葉諾塔耶夫斯克以北處）召開了一次絕密會議，為了不再把計劃泄漏出去，參加會議的除渥巴錫和策伯克多爾濟外，僅有舍楞、巴木巴爾（渥巴錫族弟）、達什敦杜克和大喇嘛羅卜藏丹增等4人，“沒有通知其他任何一個貴族”。會上經過莊嚴宣誓，“通過明確決議，離開俄國”，返歸祖國，並“決定在1771年開始行動”。以渥巴錫為首的參加這次秘密會議的6名上層貴族，形成了實際的領導核心，在以後領導起義與東返祖邦的鬥爭中起了巨大作用。

1771年7月8日策伯克多爾濟率領的前鋒部隊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與前來相迎的清軍相遇。6月初5（陰曆）清軍總管伊昌阿、碩通在伊犁河畔會見了剛抵達的渥巴錫和舍楞，以及土爾扈特部的主力和大隊家屬。

返歸祖邦后的渥巴錫仍面臨重重困難和眾多急待解決的問題。土爾扈特蒙古部眾經過長余跋涉、殘酷鬥爭，損失慘重，處境艱難。來自察林河畔清軍的現場記述：“其投來者內，皆為老弱孤獨，婦女幼兒甚眾，搖晃行走而來。至其游牧處觀之，則饑饉疲憊者甚多。……看來已是甚為窘迫”。而“策伯克多爾濟所率近百人，馬駝混騎，駝上亦有雙人騎者，馬駝膘疲，多露疲憊不堪之貌”。其次，如何消除清政府的疑慮，是渥巴錫面臨的又一難題。還面臨來自土爾扈特蒙古領導集團內部矛盾的干擾，其表現則是策伯克多爾濟的爭權和舍楞的離心。為爭奪土爾扈特蒙古的汗權。

在與清軍相遇第一天就派舍楞通知伊昌阿等，表示可以隨時動身前往伊犁會見舒赫德，次日即初六起程奔赴伊犁，十三日抵達伊犁會見舒赫德。渥巴錫等一行於六月二十五日在舒赫德陪同下離開伊犁，取道烏魯木齊、巴里坤，經蘭州、涼州、大同、宣化、過懷安，進張家口直奔承德。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上旬一行在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陪同下，如期抵達木蘭圍場的伊綿峪。

九月初八傍晚在木蘭圍場伊綿峪覲見了乾隆，乾隆在行帷中親自“以蒙古語垂詢渥巴錫”。據乾隆自撰的詩文和清政府檔案記載，他們除了向乾隆進獻“七寶刀”、“銀鞘刀”外，還有弓箭、腰刀、手槍，鐘錶等物多件，表明他們投歸清朝的誠意。渥巴錫等在承德的活動，到了九月三十日，已近尾聲，遂先後啟程離開承德。

由於東返征程損失過重，元氣大傷，安居之初，仍困難迭生，特別是所屬部眾。據返歸之初清政府的實地調查，渥巴錫所屬部眾有8251戶35909人，加上附牧於渥巴錫的其他舊土爾扈特部眾，人數不下4萬餘眾。佔了東返部眾的大多數，他們暫居於齋爾地區，仍遇到極大的困難。

為擺脫困境，多次力求移地放牧，終於獲准，幾經協商，選定了氣候適宜、水草豐美的珠裕都斯草原作為新的游牧地，並派人會同清廷官員一起踏勘，認為該處“冬夏牧場，可耕之地，足夠種植放牧”。

乾隆三十八年七、八月之交，率領部眾分六隊在“厄魯特蘭翎伊斯麻里及熟悉道路之回子噶雜那奇伯克買麻特克里木”響導下，向裕勒都斯草原移牧，至此，土爾扈特牧地基本確定，一直沿結至今。

乾隆帝：

土爾扈特部，昔汗阿玉奇，

終焉懷故土，遂爾棄殊倫。

弗受將為盜，俾安皆我民，

從今蒙古類，無一不王臣。

德尼賽：“從有最早的歷史記錄以來，沒有一樁偉大的事業能像上個世紀後半期一個主要韃靼民族跨越亞洲草原向東遷逃那樣轟動於世，那樣令人激動的了。”

土爾扈特部歸順記石碑：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乾隆皇帝為了紀念土爾扈特部歸來，特命在仿西藏布達拉宮而建的普陀宗乘廟前，豎立《御制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兩石碑，並以此歌頌清廷的政績。

土爾扈特蒙古與渥巴錫民族英雄紀念碑：位於和靜鎮街心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