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民

李逸民（1904—1982），原名葉書，字有基，乳名怡菁，浙江省龍泉縣天平鄉(今安仁鎮)李登村人。1921年考入杭州公立法政專門學校，1922年夏，考入上海大學文學系。

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畢業，留校任政治部宣傳幹事，編輯《黃埔日刊》。

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師教導大隊政治指導員。參加過南昌起義。

抗日戰爭時期，

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政治部主任，

中共中央情報部第一局局長，西北公學副校長。

解放戰爭時期，

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第二十六小組代表，

牡丹江省建設廳廳長，

東北人民政府財經計劃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秘書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任公安部隊政治部副主任，軍委直屬政治部主任，解放軍報社總編，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總參謀部政治部顧問。

1955年被授予軍銜。

是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晚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革命史組副組長，對革命鬥爭史的撰寫、收集、審閱，做了大量工作。

著有《獄中十年》、《李逸民畫選》。

堅定的信念

“勸君莫為青春惜，將見世界滿地紅。”這是李逸民同志在國民黨獄中寫的兩句詩，也是他的人生觀的寫照。

南昌起義失敗后，李逸民同志到上海不久就遭到逮捕。敵人始終弄不清他的身份，最後以軍事犯判處他“無期徒刑”。他帶著一副十五斤重的大腳鐐，先後被關押在上海漕河涇監獄、蘇州軍人監獄和南京中央軍人監獄。

關押期間，李逸民同志都是獄中黨支部委員。當時，獄中的囚犯成份非常複雜，政治犯除多數是共產黨人外，還有國家主義派、托洛茨基派和無政府主義者，也有少數叛徒。對於非黨員的政治犯，李逸民同志除了團結他們同監獄當局鬥爭外，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性。一次，國家主義派買通監獄當局，把一批政治犯送到病監加以“優待”，李逸民也在其中。這樣，雖然生活上可以得到較好的待遇，但是脫離群眾。逸民和其他同志拒絕了這種“優待”，又回到陰暗的普通牢房，

在獄中，他非常關心我們黨和紅軍的發展。當時，要得到這方面的消息很難，他得知唯一能送到獄中的英文報紙《密叻氏評論》刊登有這方面的報道，於是他從ABC開始，刻苦地自學英語，不久就能藉助詞典來閱讀了。每當看到一點紅軍的消息，他都興奮得睡不著覺，並把紅軍所到之處在地圖上做下記號，然後用筆把各點連上，成了獄中自繪的紅軍長征路線圖。為此，他曾受到監獄當局的一頓毒打。

宣傳共產黨

國民黨的監獄是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非人的生活待遇，奪去了一些難友的生命。

為了改善這種非人的待遇，保存革命力量，李逸民和獄中黨支部成員一起，曾經多次組織了罷飯鬥爭。1930年春節前，李逸民等同志在漕河涇監獄組織了一次規模巨大的罷飯鬥爭，監獄當局調來憲兵隊殘酷鎮壓。李逸民同志被吊在柱子上慘遭毒打。

李逸民同志認為，共產黨員只要有機會，就不能放棄宣傳自己的主張，要讓人們知道，我們是無罪的。由於他始終堅持這麼做，在獄中爭取到不少看守的同情，並為我們送信、買東西。

1932年，李逸民、張維楨同志等100多個政治犯被解往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關押，按常規，“犯人”只能坐運牲口的鐵皮車。李逸民等同志堅決反對這種人格上的侮辱，並向監獄當局提出坐客車的要求，經過鬥爭，監獄當局不得不答應，但派了大批士兵押送。在上車前，李逸民同志向押送的國民黨士兵曉以大義，宣傳我們是為抗日而坐牢的，希望他們不要虐待“政治犯”。許多士兵聽過他的宣傳后，在車上沒有對“政治犯”橫加迫害。”嚴以律己

十年浩劫中，李逸民同志一共接待了200多起外調人員，但從來不給寫一個假材料。張維楨同志專案的調查人員找李逸民同志，要他證明張是叛徒，李逸民同志發火了：“我說他不是就不是，要我寫假證明辦不到！”

李逸民同志關心他人，而對個人的利益卻置之度外。延安整風中，康生搞所謂“搶救運動”。李逸民因在敵人監獄中生活了十年，康生對他懷疑，專門到陝北公學作了一次報告，不指名點了他，並派了一個人名為幫助工作實為監視他，他的愛人周磊同志也受到審查。李逸民雖然早被選為七大候補代表，卻不能參加七大預備會文件的學習，當時他苦惱極了，但並未因此患得患失，逸民同志認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隨時接受黨的考驗，如果因為審查自己就消極起來，那就會對黨離心離德，就不能算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最後，黨終於對他在獄中的表現作了正確的結論，他光榮地出席了七大。

解放軍評軍銜時，李逸民任公安部隊政治部副主任，被評為少將。(人民日報 1982.07.29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