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康

哲學家

陳康(1902-1992),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一名陳忠寰,字棄疾,江蘇揚州人。其父陳含光,當地宿儒,以詩畫見長。民國十三年(1924),考入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為中央大學)預科。兩年之後,考入該校哲學系,師從湯用彤、方東美等名師,同拜於方東美先生門下的還有唐君毅及程石泉。 1929年畢業后,赴英國倫敦大學學習哲學。一年之後,又轉入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師從耶格(Werner Jaeger)、哈特曼(Nicolai Hartman)、斯登澤爾(Julius Stenzel)等,學習哲學、古希臘文、拉丁文,1940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人物關係


生平


陳康[哲學家]
陳康[哲學家]
這時,正巧牛津大學的訪問學者道茨(Eric Robertson Dodds)教授來華,方東美先生就將陳康先生的博士論文《柏拉圖巴門尼德斯篇註釋》推薦給他。後來,道茨教授返歸英國,親自翻譯並發表在《古典學季刊》上面,從此,陳康先生在國際學界,一舉知名。
後來,抗日戰爭結束,陳康先生先隨在北京大學北上,並執教一年。後來又經過方東美先生的舉薦,再次南遷到南京大學任教。直到1948年,又追隨方先生東渡台灣,任職於台灣大學哲學系。
陳康
陳康
到了1958年,陳康先生被推舉為中國哲學會的代表,前往義大利威尼斯參加第12屆國際哲學會議,會後轉往美國入普林斯大學從事研究。行前在台灣大學辦好請假一年的手續。但在1959年,陳康先生完成研究、準備回國的時候,卻突然接到師母(方東美先生之妻子)從台北寄來緊急通知,說台灣大學未發下聘書,囑咐他不要返國。(本來系文學院扣下聘書)陳康先生接獲通知頗感意外,只得取消返國之行,訂好的機票也退回,決定居留美國,接受艾默瑞(Emory)大學的聘書,留美執教。
後來,又轉而執教德克薩斯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大學、南佛羅里達大學。並於此時,轉而功學亞里士多德之學問,並著述著作多篇。如: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1976)、Ac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Ideas(1992)等,並發表論文多篇。被哈佛大學教授哈桑稱為“當今亞里士多德學的世界第一權威”。直至1992年,病逝於加利福尼亞州奧克斯納市。他的案頭一直寫著這樣的話:“Work diligently day while alive eternally after death”(生則日勤,死則永息)

後世評價


陳康先生一生治學,謹守湯用彤、方東美先生之教誨,踏踏實實,每每有新見解,必窮根溯源,以求完滿。他對治學方法極為重視,例如他在1984年在台灣出版的《陳康哲學論文集》中這樣寫道:
“這本小冊子里的每一結論,無論肯定與否定,皆從論證推來。論證皆循步驟,不作跳躍式的進行。分析務必求其精詳,以免混淆和遺漏。無論分析、推論或下結論,皆以其對象為依歸,各有它的客觀基礎。不作廣泛空洞的斷語,更避免玄虛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義的冥想,來‘飾智驚愚’。
研究前人思想時,一切皆以此人著作為根據,不以其與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邏輯與歷史為一談)。研究問題時,皆以事物的實況為準,不顧及任何被認為聖經賢訓。總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決於研究的對象,不自作聰明,隨意論斷。”
汪子嵩先生在一篇紀念苗力田先生(陳康先生在建國前的學生,汪先生的師哥)的文章中也曾這樣提道:
“陳先生認為在哲學和科學研究的結論和方法之間,方法是主要的,因為個人的思想是會變化的,一旦發現新的資料或根據時便會修改結論,而方法是比較固定的。陳先生研究亞里士多德的方法便是主張所有一切分析、論證都要以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為根據,不自作聰明,隨意論斷。陳先生為此還說:那些縱橫不羈人士看到這個論斷,將會大笑說‘陳康笨拙得可憐,智力卑劣到這樣的地步,竟然在構思和寫作時,處處甘受束縛,以至吐不出一句自由解說的話來。’陳先生回答說:‘這個判語不但符合實情,也正是我的理想,只怕不能完全做到。’在哲學史研究中,陳先生提倡的是這樣一種嚴格的方法。”

思想


陳康先生對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哲學頗有研究。早在30年代就曾發表《柏拉圖〈諾曼篇〉中的認識論》和《柏拉圖認識論中的主體與對象》等論文。1940年他以《亞里士多德的分離問題》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40年代他在西南聯大開設了《希臘哲學史》、《知識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哲學》等課程。主要著作有:《智慧——亞里士多德尋求的學問》、《論希臘哲學》等。著有德文、英文及中文的有關希臘哲學論文幾十篇。1985年在台灣出版《陳康哲學論文集》。譯作有柏拉圖對話《巴門尼德斯篇》譯註,頗受西方同行學者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