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康

這時，正巧牛津大學的訪問學者道茨（Eric Robertson Dodds）教授來華，方東美先生就將陳康先生的博士論文《柏拉圖巴門尼德斯篇註釋》推薦給他。後來，道茨教授返歸英國，親自翻譯並發表在《古典學季刊》上面，從此，陳康先生在國際學界，一舉知名。

後來，抗日戰爭結束，陳康先生先隨在北京大學北上，並執教一年。後來又經過方東美先生的舉薦，再次南遷到南京大學任教。直到1948年，又追隨方先生東渡台灣，任職於台灣大學哲學系。

到了1958年，陳康先生被推舉為中國哲學會的代表，前往義大利威尼斯參加第12屆國際哲學會議，會後轉往美國入普林斯大學從事研究。行前在台灣大學辦好請假一年的手續。但在1959年，陳康先生完成研究、準備回國的時候，卻突然接到師母（方東美先生之妻子）從台北寄來緊急通知，說台灣大學未發下聘書，囑咐他不要返國。（本來系文學院扣下聘書）陳康先生接獲通知頗感意外，只得取消返國之行，訂好的機票也退回，決定居留美國，接受艾默瑞（Emory）大學的聘書，留美執教。

後來，又轉而執教德克薩斯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大學、南佛羅里達大學。並於此時，轉而功學亞里士多德之學問，並著述著作多篇。如：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1976）、Ac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Ideas（1992）等，並發表論文多篇。被哈佛大學教授哈桑稱為“當今亞里士多德學的世界第一權威”。直至1992年，病逝於加利福尼亞州奧克斯納市。他的案頭一直寫著這樣的話：“Work diligently day while alive eternally after death”（生則日勤，死則永息）

陳康先生一生治學，謹守湯用彤、方東美先生之教誨，踏踏實實，每每有新見解，必窮根溯源，以求完滿。他對治學方法極為重視，例如他在1984年在台灣出版的《陳康哲學論文集》中這樣寫道：

“這本小冊子里的每一結論，無論肯定與否定，皆從論證推來。論證皆循步驟，不作跳躍式的進行。分析務必求其精詳，以免混淆和遺漏。無論分析、推論或下結論，皆以其對象為依歸，各有它的客觀基礎。不作廣泛空洞的斷語，更避免玄虛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義的冥想，來‘飾智驚愚’。

研究前人思想時，一切皆以此人著作為根據，不以其與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邏輯與歷史為一談）。研究問題時，皆以事物的實況為準，不顧及任何被認為聖經賢訓。總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決於研究的對象，不自作聰明，隨意論斷。”

汪子嵩先生在一篇紀念苗力田先生（陳康先生在建國前的學生，汪先生的師哥）的文章中也曾這樣提道：

“陳先生認為在哲學和科學研究的結論和方法之間，方法是主要的，因為個人的思想是會變化的，一旦發現新的資料或根據時便會修改結論，而方法是比較固定的。陳先生研究亞里士多德的方法便是主張所有一切分析、論證都要以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為根據，不自作聰明，隨意論斷。陳先生為此還說：那些縱橫不羈人士看到這個論斷，將會大笑說‘陳康笨拙得可憐，智力卑劣到這樣的地步，竟然在構思和寫作時，處處甘受束縛，以至吐不出一句自由解說的話來。’陳先生回答說：‘這個判語不但符合實情，也正是我的理想，只怕不能完全做到。’在哲學史研究中，陳先生提倡的是這樣一種嚴格的方法。”

陳康先生對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哲學頗有研究。早在30年代就曾發表《柏拉圖〈諾曼篇〉中的認識論》和《柏拉圖認識論中的主體與對象》等論文。1940年他以《亞里士多德的分離問題》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40年代他在西南聯大開設了《希臘哲學史》、《知識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哲學》等課程。主要著作有：《智慧——亞里士多德尋求的學問》、《論希臘哲學》等。著有德文、英文及中文的有關希臘哲學論文幾十篇。1985年在台灣出版《陳康哲學論文集》。譯作有柏拉圖對話《巴門尼德斯篇》譯註，頗受西方同行學者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