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東美

1899年2月9日方東美先生生於安徽省安慶市桐城縣。

1902年3歲始讀《詩經》，在“儒家的家庭氣氛中長大”。

1913年14歲入桐城中學。與後來在美學、文學批評方面卓然成家的朱光潛先生同學。

1917年18歲考入金陵大學預科第一部。

1918年19歲升入文科哲學系。在校期間曾任學生自治會會長、金陵大學學報《金陵光》總編輯、學生學術團體“中國哲學會”主席。

1920年畢業於金陵大學。

1921年赴美留學，獲威斯康辛大學哲學碩士學位。

1924年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后回國，任職於武昌大學（武漢大學前身）。

1931年32歲論文《生命情調與美感》發表於中央大學文藝叢刊第一卷第一期。

如果僅以治學方向的變更來區分其一生的話，方東美大體上走過了3個階段：1936年夏以前為第一階段，由受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而走向對西方哲學的追求，其代表作為《生命情調與美感》《科學哲學與人生》 。

1936年37歲論文《生命悲劇之二重奏》（希臘與近代歐洲生命悲劇之討論）在中國哲學會南京分會成立會上宣讀。2月，《科學哲學與人生》一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此書是對希臘及近代歐洲思想發展流變趨勢的探索與批評，《生命悲劇之二重奏》作為該書的第六章發表。

1937年38歲4月8、10、13、15、17、20、22、24日應國民政府教育部之邀，在中央廣播電台分八次為全國青年演講中國人生哲學，后輯為《中國人生哲學概要》一書。是年任中國哲學會理事，並於中國哲學會第三屆年會上宣讀論文《哲學三慧》。9月，先生的博士論文原稿及藏書俱毀於戰火，10月，隨中央大學遷居四川重慶沙坪壩。

1938年39歲以台灣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哲學系主任職兼任哲學研究所所長至1948年。在中國哲學會第三屆年會上宣讀論文《東西方智慧類型》。6月19日重慶版《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刊出《哲學三慧》。

1939年40歲研究《周易》，撰成《易之邏輯問題》一文，后收入《易學討論集》，由長沙和香港商務印書館印行。

1966年夏以前為第二階段，由西方逐漸返回到東方，代表這個階段成就的著作是《哲學三慧》。

1966年夏以後進入第三階段，其主要代表著作為《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個人》《從宗教、哲學、與哲學人性論看人的疏離》《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方東美始終以弘揚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為學術主旨，以開放的胸襟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思想流派，并力圖貫穿古今、統攝諸家之學。

方東美不同意宋儒所強調的“道統論”。他認為現代世界因高度物質化而喪失了宗教精神和哲學智慧，主張落實儒家的人生價值，以不斷提升生命的意義，從而達到拯救現代人類的目的。

1919年20歲與北京南下的學生代表段錫朋、周炳琳、陳寶鍔接洽，參與發動了南京的五四運動。

11月初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為南京“少中”分會發起人之一。先生晚年致秦賢次先生的信中就南京“少中”會發起一事寫道：“金陵大學少中會員最早為黃仲蘇、方東美、趙叔愚。民國七年七月，少中在北京籌備成立后，王光祈、陳愚生經曾慕韓之敦促，南來至南京會晤左舜生、黃仲蘇。蓋曾、左、黃、李（動椿）舊為上海震旦大學同學。因此之故，王光祈、陳愚生抵南京后，左舜生（時在黃仲蘇家教書）、黃鐘蘇即約方東美、趙叔愚至其家集議籌組少年南京分會。”（引自秦賢次《方東美先生與“少年中國學會”》，見楊士毅編《方東美先生紀念集》，台灣正中書局1982年12月版，第36—37頁。）

當年，先生於“少中”所辦雜誌《少年中國》上發表《柏格森“生之哲學”》（一卷七期）、《唯實主義的生之哲學》（一卷十一期）等文。

註：“少年中國學會”於1919年7月1日成立於北京，發起人為曾琦（慕韓）、王光祈（若愚）、周無（太玄）、陳*（愚生）、張夢九、雷眉生、李大釗。“少中”受啟於“少年義大利”、“少年土耳其”運動，立旨“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標舉“奮鬥、實踐、堅忍、儉樸”的作風。“少中”存在期間，先後有120餘人入會，諸如宗白華、高君宇、鄧中夏、張聞天、劉仁靜、惲代英、毛澤東等，都曾是“少中”會員。

1920年21歲1月，“少中”會另創《少年世界》月刊，由南京分會編輯，先生任該刊總編輯。是年，在《少年中國》月刊發文《詹姆士底宗教哲學》（二卷十一期），在《少年世界》發文《美國群學會的年會》（一卷三期）、《國際間兩大學術團體》（一卷十二期）及譯文《一九一九年之俄羅斯》（一卷四期）、《羅素眼中蘇維埃的俄羅斯——一九二〇年》（一卷十期）。6月，譯成《實驗主義》（D.L.Murray著）一書；1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署名“方東英”。

1921年22歲7月1—4日，參加“少中”在南京召開的第一屆年會。會上，在討論“學會宗旨及主義問題”時指出：“我的意思，亦只贊成能有一個明確的宗旨便好了。我們對於學會，最初只是非理智的愛悅，那是學會詩的時代。其次各就已見，對學會宗旨加以懸想的解說，那便是學會舊哲學時代。從今以後，要入學會的科學時代。學會宗旨與事業，均須有個明確合理的解釋，我信原定學會宗旨“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規定得很好。這已指出學術不能分開，而且果有益於社會，為學亦活動之一種。少年中國是純潔而多方的。學會但能為她有一點一滴的貢獻，便無愧創造少年中國的話。”（見《方東美先生紀念集》第41頁）

1922年8月12日，搭乘“中國號”海輪赴美留學。赴美后，在威斯康辛大學當研究生。

1922年23歲夏，以論文《柏格森生命哲學之評述》獲碩士學位。秋，為研究黑格爾哲學轉學至俄亥俄州立大學。

1923年24歲春夏之交，加入“中華教育改進社”。該社以調查教育實況，研究教育學術，力謀教育改進為宗旨。金陵大學校友陶行知、趙叔愚是其中骨幹，“少中”同人多有參加。

秋，回威斯康辛大學修博士學位課程。

1924年 25歲 夏，以論文《英國與美國唯實主義的比較研究》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因倉促回國，未依規定將論文正式出版，沒有取得正式博士學位證書。

回國後任國立武昌師範大學（現武漢大學前身）副教授，主授西方哲學。十月，曾琦、張夢九、左舜生、陳啟天等創辦《醒獅周報》，鼓吹國家主義。方東美依其在“少中”一屆年會上的主張，婉言拒絕加入“醒獅社”。

1925 年 26歲 初春，與同在武昌師大任教的李璜應左舜生之邀赴滬，在“醒獅社”社址與“少中”部分同人聚會。會上，主張共產主義的惲代英、鄧中夏、楊賢江、沈澤民等人與提倡國家主義的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啟天、楊效春等爭辯激烈，終至不歡而散。當時，先生與王崇植二人為中立者。后先生在《苦憶左舜生先生》一文述及這次辯論，其中寫道：“雙方爭至激烈時，拳不停揮，口沫四濺，各以殺頭相威脅，當時如有手槍，恐已血流成河矣。在座者王崇植與余向主少中系一學會，其根本立場應超然獨立於一切政治權力鬥爭範圍之外，目睹此情此景，心已破碎，因起坐哀求雙方平心靜氣，暫時恢復友悌情分，握手言和，了卻少年中國一段公案。……遲之又久，雙方始悻悻散去，只余舜生、崇植及余相對欷*而已。”（見《方東美先生演講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5月版，第303頁。）

是年9月，任南京東南大學哲學教授，至1927年。時與李證剛先生、宗白華先生、何兆清先生等為同事。

1927年28歲是年春，唐君毅先生自國立北京大學轉學至國立東南大學，與程石泉先生同為先生弟子。不久先生轉任中央黨務學校（后易名為中央政校、中央政治大學）哲學教授至1929年。從是年起兼任金陵大學哲學教授。

1929年30歲任台灣中央大學哲學教授、哲學系主任至1948年，其中先後有十二年時間為中央政治學校兼課。10月14日長子方天華出生。

1940年41歲先生早年弟子唐君毅來中央大學任教。當時在中大哲學系任教的同事尚有宗白華、李證剛、何兆清、陳康、熊偉、胡世華諸先生。

1941年42歲代中國哲學會題詩挽泰戈爾，后收入《堅白精舍詩集》中。

1942年43歲元旦作詩《自題小影》：乾坤等量含元氣，日月齊光燭妙門。虛廓穀神成一我，怡情放志入真源。

是年左右，曾致函熊十力先生討論佛學。

1943年44歲元旦發表《行香子》以抒懷。

早年弟子唐君毅先生與謝廷光女士結婚，先生賦詩慶賀。

1947年48歲夏，先生赴台灣講學，與謝東閔、許恪士先生等游草山（后改稱陽明山）。

1948年49歲9月任台灣大學哲學教授、哲學系主任。1950年後不再任系主任，其哲學教授職任至1973年退休。

1949年50歲先生於年達五十並結婚廿周年時吟詩抒懷。陳含光先生（先生早年弟子陳康先生之父）援太白詩境書“龍抒山水”贈先生，先生賦長詩酬答。

1950年51歲元旦題詩抒達胸臆。

1951年52歲約在是年，在蔣中正氏設宴招待部分大學教授的席上發表題為《黑格爾哲學的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的論文。該文後來收入1956年由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出版的《黑格爾哲學論文集》中。

1953年54歲台灣重組哲學學會，先生任理事（至1958年）。

1955年56歲兼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至1957年）及台灣東吳大學教授（至1959年）。

1956年57歲獲台灣地區教育事務主管部門頒贈的優良教授服務績優獎狀。

1957年58歲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中國人的人生觀》。

1959年60歲應邀赴美講學。9月應美國南達科州州立大學之聘為該校哲學訪問教授。

台灣虹橋書局重印《科學哲學與人生》。

1960年61歲2－6月，應聘為美國密蘇里大學訪問教授。

在美國俄亥俄州奧柏林大學神學院演說《從比較哲學曠觀中國文化里的人與自然》，並繼續在美國各處大學演講中國哲學。

1961年62歲題詩祝賀中央政治大學三十四周年校慶。

1964年65歲6月至8月8日，出席由美國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四屆東西哲學家會議。6月30日在會上宣讀論文《中國形上學中的宇宙與個人》。論文引出各國學者對先生的極高評價。大會發起人、夏威夷大學哲學系主任查理摩爾教授說：“我今天才知道誰真正是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英國牛津大學中國明代思想史研究專家麥克慕蘭教授說：“真未想到一位東方人，以英文著述，向西方介紹中國哲學思想，其英文之造詣如此優美典雅，求之於當世之英美學者亦不多見。”日本禪學大師、年逾九旬的鈴木大拙品評先生的論文“冠絕一時，允稱獨步，不愧精心結撰，壓卷之作。”（孫智燊：《言有盡，願無窮》，轉引自楊士毅編《方東美先生紀念集》第83頁）。

是年秋，美國密西根大學聘先生為客座教授，主講《柏拉圖與蘇格拉底》、《東西比較哲學》等研究院專題討論課程。

同年，獲台灣地區教育事務主管部門頒贈的優良教授服務40年績優獎。

1965年66歲美國密西根大學堅請先生續任客座教授一年。《科學哲學與人生》由台灣虹橋書局再版。是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評審委員（至逝世）。

1966年67歲密西根大學客座教授期滿，離校時該校校長設宴餞行並贈以“最傑出的客座教授”銜。

紐約州立大學哲學系以年薪近兩萬美金聘先生講學，先生固辭。遂東歸講學於台灣大學。有感於島內中國哲學教育之不足及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諸多誤解與隔閡，在台大專開《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講座，並著手以英文撰寫專書。

自是年10月起，在台大哲學系講授的課程有“魏晉玄學及隋唐大乘佛學”、“宋、明、清新儒家哲學”、“中國大乘佛學”、“科學與哲學”等課，直至1973年退休專授中國哲學。

1967年68歲由“原始儒家”開始，繼續以英文撰寫《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

第四屆東西哲學家會議論文《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個人》收入《中國心靈》一書，由夏威夷大學出版。該文由孫智*先生中譯刊於《哲學與文化》。

1969年70歲七十誕辰（夏曆二月初九）時，作詩《寒梅不花》。6月22日，在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五屆東西哲學家會議上宣讀論文《在哲學、宗教與哲學人類學中之人之疏離問題》。次年，該文由台北文物供應社出版。

1970年71歲教師節時應邀在孔孟學會演講《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襲及創造》，後由郭文夫先生整理髮表於《哲學與文化》第廿二期。

1971年72歲10月15日及20日在台大文學院宣講《中國哲學之通性與特點》，後由郭文夫整理髮表。

是年先生講述印度哲學源流，倡“一源、一支、二本、三流、六派”之說。

1972年73歲6月14日在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王陽明誕辰五百周年紀念會上宣讀論文《從歷史透視看王陽明哲學精義》，后刊於夏威夷大學出版的《東西哲學季刊》1973年第1期及第2期。另，該文由孫智*先生譯成中文，刊於1978年7月18日及25日的《中央日報·文史周刊》。

在台北耕莘文教院演講《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

11月中旬，以台北舉辦的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演講《詩與生命》，刊於《亞洲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後由孫智燊先生譯成中文，刊於1978年7月13日《青年戰士報》的“方東美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上。

1973年74歲6月8日從台大退休，恰是先生從教講學五十周年。是日晚先生各期弟子集聚台北耕莘文教院舉行紀念茶會。會上，先生手持蠟燭分傳弟子並作即席演講。演講詞后經整理，以《傳燈微言》為題收入先生逝世后出版的《方東美先生演講集》中。

9月，應台灣輔仁大學之邀，擔任該校哲學講座教授，講授中國哲學。

1974年75歲元宵作詠梅詩，詩云：“浩渺晶瑩造化新，無雲無霰亦無塵，一心璀璨花千樹，六合飄香天地春。”

7月，應國學研究會之邀演講《儒家哲學——孔子哲學》。講詞經整理收入六年後出版的《方東美先生演講集》。

1976年77歲《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一書經長達十年之久的精心結撰終於竟搞。原擬是年秋赴美洽商出書事宜，后因考慮到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的課程，將行期推到寒假之後。這時身體忽感不適，遲遲未能啟程。

1928年29歲與高芙初女士結婚。

1932年33歲2月2日次子及三子方天覺、方天倪生。

1933年34歲8月31日，女方天心生。

1977年78歲（虛齡79歲）1月18日進台北榮民總醫院割治疝氣並作全面體檢，兩天後得知檢查結果：左右肺部均發現癌腫，並且已經擴散。鑒於癌細胞已擴散於肺臟及淋巴，割治與照射都已無法施行，醫師建議試請中醫治療。2月22日出院回家療養。

3月，發表《病中示問疾者並謝親友盛意》：“眾生未病吾斯病，我病眾生病亦痊。病病惟因真不病，重玄妙法洽天然。”刊於是年《哲學與文化》5月號。

6月口述遺囑，捐贈全部藏書，並囑家人及弟子：“不發訃聞，不發喪，不收禮。沒有任何形式的事體”，“從家裡換著衣服，送到火葬場把它燒掉，燒成的灰……（灑）到台灣海峽與金門之間……一切都清清爽爽的結束。”

1978年7月13日8時40分病逝於台北郵政醫院。遺體火化后，長子方天華及早年弟子王升遵遺囑攜先生骨灰葬於金門海域。

1978年先生逝世周年前夕，為紀念先生而建於金門沙美鎮的“東美亭”落成。其子弟王*為之撰寫碑銘。銘曰：“嶽嶽大武，金海湯湯，沉潛高明，象德斯藏。於皇先生，有受自天，敦厚淳懿，明道通元。孰是綱維，大易厥旨，如海如山，貫穿百氏。講學中外，五十三年，沿聖垂文，四百萬言。嗟乎！為國為族，再創再造，惟我軍民，是則是效。”

2008年10月14日，天高雲淡、金風致爽。海內外哲學界的專家、學者相聚在美麗的安徽大學磬苑賓館，高朋滿座，群賢雅集，共同見證了我們安徽籍的傑出先賢、“一代詩哲”方東美研究所落成典禮暨方東美學術報告會的勝利召開。

安徽大學“方東美研究所”乃全國首家，成立大會由安大哲學系主任、方東美研究所所長李霞教授主持，安大副校長吳春梅為以這位皖籍著名思想家名字命名的研究機構揭了牌。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方東美先生高足郭文夫，清華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岱年哲學研究會會長劉鶚培，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白欲曉，廬江中華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束永東等，與全國部分方東美學術研究者等一起出席了方研所落成儀式。華裔學者、新儒家第三代傳人、方東美得意門生成中英先生，美國方東美研究所所長孫智燊先生等都發來賀信。

大會上安大副校長吳春梅發表致辭。她說，安徽是方東美的家鄉，安徽大學作為安徽省的高等學府成立方東美研究所，不僅在推進方東美學術研究方面意義重大，而且在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加強海峽兩岸交流、促進中西文化會通等方面都具有深遠的影響。郭文夫發表講話，高度評價方東美為中國哲學做出的巨大貢獻。郭文夫還特別指出，在方東美的家鄉建立方東美研究所，對消解海峽兩岸的隔閡、加強兩岸學術交流有著重大意義。

儀式結束后，舉行了學術報告會，報告會由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台灣師大藝研所教授、東美先生晚年高足郭文夫先生主持。與會專家圍繞著方東美哲學思想的形成、價值、研究現狀等議題紛紛發表見解，一致肯定方東美“廣大和諧”的生命精神與哲學思想為構建當今和諧社會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安徽大學哲學系教授錢耕森從弘揚徽學、兩岸及中西文化交流、新儒家研究等方面揭示了方東美哲學思想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國內首位方東美研究專著作者余秉頤，山西大學哲學社科學院教授李安澤，安徽大學哲學系教授、方東美研究所副所長宛小平等也分別作了主題發言。

安大副校長李仁群教授作了總結講話。他說，成立方東美研究所、開展方東美哲學思想研究，有利於促進我校學科建設、提升我校學術水平，對我校哲學系的發展意義尤其重要。他希望新成立的研究所團結吸引海內外的學術力量，堅持開放辦所，把方東美研究做深、做強。

方東美先生（1899－1977），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他出生在安徽省桐城縣（今樅陽縣楊灣鄉大李庄）一個書香賡續的名門望族。曾先後在安徽桐城中學、南京金陵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習。1924年博士畢業后歸國，先後任教於金陵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台灣大學、東吳大學等。方東美先生是現代哲學史上的一位學貫中西、成就斐然、自成體系的卓然大家，其哲學思想在世界哲學中也佔有重要的地位，飲譽海內外。夏威夷大學哲學系主任查理摩爾教授曾認為方先生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日本著名禪學大師鈴木大拙先生也稱讚方先生的哲學著述“冠絕一時，允稱獨步”。從一定意義上說，是方東美先生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偏見，引起了西方學界對中國哲學的重視。他畢生致力於學術事業，圓融佛儒道，會通中西哲學與文化，建構了以生命為本體、統攝萬有、兼容並包的宏大精深的哲學體系，達到了前人未有的理論高度。

同時，方先生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曾撰有《堅白精舍詩集》，存詩一千餘首，並享有“詩人哲學家”之美譽。其“詩哲相兼”的學術氣象，情理交融的著述風格，都是現代學術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文遺產。在方東美先生的學術世界中，詩意的敘述與邏輯的體系，形上的理境與形下的燦爛，華美的文采與宏闊的構思，完美地統一在他的著作之中。“講學中外，五十三年，沿聖垂文，四百萬言”，方先生的學術思想與藝術世界如華嚴慧海，廣大圓融，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總結和弘揚。

研究所為籌辦刊物、聘請海內外專家做研究員、促成方東美全集在大陸出版任務，並預備在以方東美誕辰110周年為契機舉辦東美先生國際學術研討會。

方東美一生以弘揚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為學術主旨，始終能以開放的胸襟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思想流派，并力圖貫穿古今，統攝諸家之學。他曾自我評價，從家庭傳統來說他是一個儒家，從氣質上說他是一個道家，從教養上說他是西方的。他把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印度佛學、新儒學看成中國哲學的四大傳統。

在中國現代哲學家中，方東美是一位獨具一格的人物。他的獨特貢獻，在於為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現代轉折指點了一條全新的路徑。他深入中西哲學的堂奧，融匯百家，又最終回歸於中國文化本位，並創造了一個富有特色的哲學系統。他的整個哲學體系可謂《易經》的創造性詮釋與發展。方東美以生命為中心建構他的本體哲學架構，是與《易經》“生生之謂易”的原理相契合的。方東美在《哲學三慧》里，由“無名之指”衍生出“情理二儀”，此由“太極無名”而顯現的“情理二儀”實為本體所涵泳，兩者各自體現了本體系統的原始意象。“無名之指”作為生命與世界的根源可彰顯為不同的本體觀念，換言之，人類心靈中蘊涵一種本體智慧，世界各民族的哲學創造與文化精神即為此種智慧所范導。他重點論述了中國、希臘與歐洲三種文化類型，加之後來論到的印度，他基本上把世界文化剖分為這四大傳統，並斷認世界文化的前途在於諸種文化多途並進和渾融互洽的演進中。方東美欣慕於中國古代哲學所臻至的完美與高度，力主中國哲學與文化應回復先秦儒家道家健康飽滿的生命精神。他吸納中國古代的生命哲學思想，又揉合現代西方柏格森、懷特海哲學，乃至古代華嚴哲學，並以儒家的《易經》哲學貫通之。

1964年6月至8月8日，美國夏威夷大學正在主辦第四屆東西哲學家會議，6月30日方東美先生在會上用典雅、地道的英文宣讀論文《中國形上學中的宇宙與個人》，該論文引出各國學者對先生的極高評價。日本禪學大師、年逾九旬的鈴木大拙品評方先生的論文是“冠絕一時，允稱獨步，不愧精心結撰，壓卷之作。”（孫智燊：《言有盡，願無窮》，引自楊士毅：《方東美先生紀念集》P83）。

方東美（1899－1977），名珣，字東英，后改為東美，安徽桐城人。現代著名哲學家，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方東美出生於桐城書香世家。方東美先生系出桂林方，中二房，方以智是中一房。東美二哥方琛、號義懷（意槐），是有名的教育家，曾任桐城中學校長，桐城教育局長，一生多在桐城。方東美的《年譜初稿》記載：1899年，他生於中國安徽桐城縣大李庄楊樹灣，他父親是續堂公。孫先生還說，今天公認方先生是“民國以來，中國在哲學上真正學貫東西的第一人”！孫智燊先生稱道：“他學問真好。不在中文系，可中文比中文系教授好；不在外文系，可外文比外文系教授好；不在西洋，可西洋哲學比西洋人好；不在和尚廟，可佛學比和尚好。”

孫先生感嘆曰，方東美先生本人二十五歲離開家鄉之後，沒有再回去過。恐怕家鄉記得他、知道他、認識他的鄉親朋友已經不多了。其實不然，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對方東美哲學的關注與研究逐漸熱起來，來大有形成“顯學”之勢。《方東美集》、《方東美思想研究》的付梓，系列論文的刊出，博碩論文的研究等等，方東美及其生命形上學在華人學術界、甚至西方學界逐漸有了繼承人和研究者。

方東美出生於桐城。說到桐城，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那就是在1949年建國之前，桐城的地理面積包括今日桐城、樅陽兩縣區，應該將二者看做是一個“桐城文化圈”的組成部分。本文探討的“桐城”文化，是包含桐、樅兩地在內的桐城文化圈。桐城位於安徽省中部偏西南，地處長江北岸，大別山東麓。地勢自西北向東南，山地、丘陵、平原依次呈階梯分佈，屬亞熱帶氣候區，氣候溫和，雨水充沛，四季分明，宜林、宜農、宜牧、宜漁。“桐城”最早得名於唐至德二年（757），因忌安祿山叛唐改當時的同安縣為桐城縣。桐城最高山峰為華崖山，海拔1065米；桐城最大湖泊是菜子湖，約35平方公里。在自然風景方面，有所謂“桐城八景”——桐梓晴嵐，練潭秋月，投子曉鍾，孔城暮雪，浮山夕照，樅川夜雨，竹湖落雁，荻埠歸帆。山水形勝與人文底蘊相得益彰。

桐城歷史悠久，文風昌盛，為江淮文化圈的發祥地和集中地。早在春秋時代，即稱桐國；公元757年正式建縣，公元1996年撤縣設市，歷時1200餘年。其間人文勃興，代有英才。唐宋兩代的曹松、李公麟，一以詩名，一以畫顯，曹松著有《曹夢征詩集》，李公麟被譽為宋畫第一。明清時期中進士者就達240餘人。其中，明末大思想家、科學家方以智堪稱“十七世紀罕無倫比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特別是以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為代表的“桐城派”，雄霸文壇200餘年，擁有作家1200餘人，創作傳世作品2000餘種，是中國文學史上迄今為止時間最長、作家最多、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享有“天下文章，歸於桐城”之美譽。

近現代桐城名人有美學宗師朱光潛，一代大哲方東美，革命家、外交家黃鎮，農工民主黨創建人章伯鈞，計算機之父慈雲桂。京師大學堂首任總教習吳汝綸先生創辦的桐城中學已是百年名校，全市每年向高校輸送新生2000多人，高考達線率保持全省領先水平。桐城是黃梅戲之鄉，孕育了以嚴鳳英為代表的一代黃梅戲表演藝術家。桐城也因此而成為安徽省歷史文化名城，享有“文都”盛譽。毛主席接見蘇聯大使時說：“桐城出了六尺巷，讓他三尺又何妨。”寬闊的襟懷開放的視野，是江淮長廊文化為江河湖海文化造就的結果。“八山一水半分田，還有半分是家園”典型山區的桐城，成為文化大省安徽的重要文化版圖。桐城位於大別山南麓，長江北岸，山清水秀，人傑地靈，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古城。桐城是“桐城派”的發祥地和大本營。該地明清兩朝讀書風氣極盛，整個桐城境內，書院多、私塾多、家學多，讀書人更多，“通衢曲巷，夜半誦書聲不絕”。馬其昶《桐城耆舊傳》記載，桐城人科舉應試，明代自永樂到崇禎年間，中進士者80人，中舉人者165人；清代中進士者154人，中舉人者628人。可謂人才薈萃。桐城文廟是桐城傳統文化的象徵，也是重視讀書進階的象徵。

一般認為，曾經因“五里三進士，隔河兩狀元”而名動天下的桐城龍眠山是桐城文化勃興的發源地。至於桐城文化勃興的原因，有人提出，是因為桐城距當時的京畿（南京）較近，近水樓台，流風所及；同時兼有水陸碼頭為當時商旅雲集之地，商品經濟較為發達云云。也許這些是文化勃興的成因（或曰條件）之一，但據此立論則似乎缺少應有的說服力。須知當時的南京周圍、沿江兩岸，條件優於桐城的當有許多（比如揚州），為什麼都沒有出現桐城現象？我認為要分析桐城文化興起的原因，應首先從所謂的“桐城文化”本身入手。需要是存在的理由，更是發展的基礎。桐城文化真正兆起，與明末的復社有一定的淵源。方以智、錢澄之輩或以其學識或以其“骨氣”為時人崇仰，多少與當時的民族情緒有關，包括清初的戴南山。它反映了明末特別是清初大部分漢人的一種民族（種族）情懷，這從“南山案”中可以看出端倪。桐城的民間傳說中，南山（戴名世）的聲望比靈皋（方苞）的聲望要高出許多，這多少也是這種情緒的反映。但桐城文派的真正立宗是從姚鼐始，始祖推至靈皋，並不包括成就很高的方密之（以智）和戴南山（名世），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治學的路徑和成就的方面不同，更重要的是因為社會需要的思想內容有了改變。梁任公（啟超）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對戴南山的史識和文章的組織力大加讚賞，稱“南山之於文章有天才，善於組織最能駕馭資料而鎔冶之，有濃摯之情感而寄之於所記之事，且蘊且泄，恰如其分，使讀者移情而不自知”。照理說，談桐城文章不說戴南山應該是沒有道理的，唯一的解釋是社會和政治的需要。在同一書中，梁啟超對方密之也是讚賞有加，並用惋惜的語氣稱後來的桐城學風不循密之的路走而循靈皋的路走是很可惜的事。後來的桐城派提出“義理”、“考據”、“辭章”，直至被推為天下文宗，固然與桐城諸傑的成就有關，也與統治者為統治需要而著力提攜有密切的關係。張英、張廷玉父子分據文華殿大學士，前後掌禮部、戶部等多年，張廷玉更是歷仕三朝（康、雍、乾），生前爵至侯伯，死後得配享太廟，開清朝立國入關以來諸多的先例，其中透露出來的消息很令人尋味。從這個意義上看，桐城文化應該是在官僚文化與讀書傳統的雙重影響下形成的一種文化特色。

另外，作為一個地方文化群落，若要興盛還要有相當的群眾文化基礎。老百姓最需要的是生計，是活路。桐城西部是大別山的余脈，土地貧瘠，物產睏乏；東部瀕臨長江，水災頻仍，人口稠密，僅從有限的土地里刨食，顯然難以自給。因此，桐城的鄉間從古以來手藝人特多，民間有“荒年餓不死手藝人”一說。封建時代的科舉考試，使士子一夜成名，張英父子、程芳朝、汪志伊等成功的典型，讀書致仕，給鄉人提供了一條擺脫貧困的希望之路。於是鄉校、私塾大興，向學求功名者日眾，漸漸演變為地方鄉風。讀書人多了，文化的積澱自然也就厚了，知書識禮便被鄉民們奉為雅事，所謂“桐城文化”一脈便慢慢地被承繼下來。“桐城文化”讓鄉間後人受益的也許就是這些。桐城有這樣一個傳統，家裡再窮，也要供孩子讀書。即使是封建時代桐城鄉間的男人，很少有不能識文斷字的文盲，老師在桐城也一直享有較高的地望。

1.起步桐中的方東美

有百年歷史的桐城中學真可謂是桐城近代文化教育與人才成長的搖籃，近代以來桐城籍的文化名流大多出自這所晚清名士吳汝倫創辦的中學。朱光潛、方東美、舒蕪等都曾在桐城中學讀書。這所龍眠山南麓的不大校園，於今仍然學子如流，古色古香。

吳汝倫為桐城中學題有一聯曰：“后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於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橫批是“勉成國器”。上聯是時間上的目標展望，下聯是空間上的中西貫通。百年樹人，中西貫通，在朱光潛、方東美等是師身上得到最顯著的體現，後來的人才實績不斷印證了這個教育理念。

與莊子、尼采一樣，方東美也被稱為“詩人哲學家”，詩意的語言與哲學的體系，形上的理境與形下的燦爛，華美的章法與宏闊的構思，是那樣完美的統一在他的講演、著作中。這與他的先天氣質有關，也與從小受到嚴格的文章學與藝術思維訓練有關。1902年，3歲的方東美開始讀《詩經》，在“儒家的家庭氣氛中長大”。1913年14歲的方東美進入桐城中學讀書，直到1917年考入金陵大學預科，他在桐城中學度過了四載的少年時光。方東美在桐中時與後來在美學、文學批評方面卓然成家的朱光潛先生同學。方東美童年即酷嗜莊子等典籍，在中學時對桐城古文也有深究，大他遺憾於桐城文章長於敘事言事，短於談玄說理。因此他後來沒有象朱光潛那樣走向文學批評與美學研究，而是走向了哲學與形而上學的一途。莊子的詩意境界深深影響了方東美以後的致思路徑，而傳統文化、國學根基以及桐城古文的訓練也形成了他華美豐贍的哲學著述風格。

1916年，方東美從桐城中學畢業，考入金陵大學攻讀哲學，在校參加李大釗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主編該會機關刊物《少年世界》，發起成立“中國哲學社”，並任社長。1921年大學畢業后，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寫出《柏格森人生哲學述評》碩士論文，獲好評。後轉入俄亥俄州大學師事萊森，研究黑格爾哲學，完成博士論文《英美新實在論之比較研究》。1924年學成歸國，先後在武昌高等師範、國立東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任教授。抗日戰爭爆發后隨中央大學到重慶，任該校哲學研究所導師，教學之餘從事佛學研究，寫出《華嚴宗哲學》、《哲學三慧》等著作。1934年，被推為中國哲學會第四后理事會理事。抗日戰爭勝利后，隨中央大學返回南京。1948年去台灣，受聘為台灣大學、輔仁大學教授，繼續致力於哲學教學和研究。1961年應邀訪問美國，先後任南達柯州立大學、密蘇里大學、密執安大學訪問教授。1964年參加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其論文《中國形而上學中之世界與個人》受到極高評價。1973年6月退休。1977年逝世，根據他生前遺囑，將其骨灰沉入台灣靠大陸一側的海灣中。

方東美從事哲學研究與哲學教學50餘年，熔鑄東西、古今文化於一爐，在海外有“一代大哲“之稱。在台灣大學哲學系。他主要講授《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魏晉三玄及隋唐大乘佛學》、《科學哲學與宗教》、《中國大乘佛學》。他認為中國哲學思想傳統有四大主潮：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學、宋明理學。四者體現了中國哲學的三大通性：其一，旁通統貫或叫做‘一以貫之”；其二，不拘於知識而重由知識成智慧；其三，人格的超升。他把佛洛依德以前重在揭示人的理性行為的心理學稱為“淺層心理學”；把佛洛依德重在揭示人的非理性行為的心理學稱為“深層心理學”；而把他自己不斷提高生命價值的學說稱為“高度心理學”。1987年，方東美先生逝世10周年之際，台北市召開“國際方東美哲學研討會”。中國大陸曾將“研究方東美哲學思想”列為國家七五計劃中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項目，美國等一些國家和地區亦相繼成立了研究方東美哲學思想的學術機構。其主要著作有《科學哲學與人生》、華嚴宗哲學》、《哲學三慧》、《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生生之德》、《新儒家哲學18講》、《中國哲學之通性與特點》、《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襲及創作》、《方東美先生演講集》、《堅白精舍詩集》等。

一代詩哲方東美歿后，他的不少弟子或後學如成中英、劉述先、陳鼓應等都接連撰文、演講，由衷地讚歎其師的人格、德行和哲學思想，並表示紹傳其學。當代著名思想家，新儒學的巨擘杜維明推許其為“哲學家的風骨”。台灣學者沈清松更稱其在真正貫通中西學術的現代學人中，“唯方先生一人”，可見推崇備至。而在九十年代兩次由大陸學者編纂的當代新儒家的學術輯要中（分別由方克立、黃克劍主編），方東美的名字都赫然列入其中。對於一位終生究心於中華學術文化的學人來說，他的身後殊遇，足以說明其平生志業正被越來越多的世人所理解和接納。哲人泉下有知，或可含笑於九泉矣。

1974年元宵節，75歲的方東美先生作詠梅詩一首，詩云：

浩渺晶瑩造化新，無雲無霞亦無塵。

一心璀璨花千樹，六合飄香天地春。

在方東美看來，宇宙大化，生生不已。天地間萬物各張其性，一草一木，生香活意，均秉造化之至理，出妙然之天真。就梅花而言，一種平淡無奇的花，並無崢嶸之氣象，卻幾乎集天地之美於一身。她在嚴寒的世界中孕結生命，在冰雪的天地里商兌姿容，待其千數璀璨，暗香飄溢，寒冬過後，春意無邊，似乎能將整個世界過濾。因為宇宙間充滿盎然的春意、創造的精神、精進的魄力，哲人詩家，若能稟承天地造化之理，奉持一顆璀璨的心靈，便能化枯朽為生機，達到境界的超越。晚年的方東美，可謂達到了這樣的人生境界。

五、東方詩哲方東美與南大情緣

方東美是一代哲學宗師，亦是位傑出的愛國詩人，被譽為中國現代哲學思想史上的“東方詩哲”。在他的人生經歷中，從求學金陵大學，到就職中央大學，和南京大學結下了深厚的淵源。

2.台代講嶄露頭角

方東美是清初古文大師方苞的十六世嫡孫，成長於書香門第，自小便熟讀國學經典。1917年，十八歲的方東美考入今日南京大學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學哲學系預科第一部。金陵大學成立於1910年，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教會大學之一，素有“江東之雄”的美譽。

在金大，中國經史典籍的課程雖是必修課程，但因為當時教國文的教師大多沒有出過洋，在金大的地位和待遇不高，而校方又難以聘到有名的學者，國學教學質量並不高。方東美因其深厚的國學功底在師生中威望頗高。有一次，一位國文教授在課堂上講授《詩經》，方東美覺得老師有些地方講得不妥，便提出疑問。老師聽他說得有道理，就請他上台代講。方東美自五歲起便熟讀《詩經》，上台後他毫不緊張，從註釋、分析到評點講得頭頭是道，有條不紊，全班同學聽得津津有味。從此方東美名聲大振。

金陵大學一向重視英語教學，各系科除國文、中國經史等課程採用中文課本外，其餘課程一律採用英文原版教材，並用英語講授。因此，受過系統新式教育的方東美英語造詣也很高。當時哲學系“宗教哲學”這門課的主講是位曾留學英倫的博士，但這位老師上課刻板，沒有新意，台下這群年少氣盛又聰明好學的青年學生常常竊竊私語，甚至會有小小騷動出現，讓老師十分生氣。他不禁質問學生，“你們覺得哪裡講得不好，就上講台來說。”結果，學生們又一致推舉出英文閱讀聽寫能力都不錯的方東美。沒有任何準備的方東美走上三尺講台，從容不迫，娓娓道來，贏得了全班同學由衷的讚歎。

方東美在大學里以富正義感聞名，被同學戲稱為“方怒美”。在金大期間，能力極強的方東美同時擔任了學生團體“中國哲學會”主席、學生自治會會長和學報《金陵光》總編輯。作為金陵大學首份學術刊物，《金陵光》秉承保存國粹，灌輸學術的思想，刊登學術論文、時評文章和文學作品，是民國時期國內學術界重要刊物。而其博採中西之長的辦刊宗旨也深刻影響了方東美以後的治學道路。

北京爆發五四學生運動后的第二天，北方學生代表段錫朋、陳寶鍔、周柄林、劉仁靜等紛紛來到南方。而川鄂青年如王光祁、陳愚生、惲代英、余家菊，留日學生田漢、鄭伯奇等人也來到南京、上海。這批青年學生計劃在寧滬響應北京“五四”運動，方東美很自然地成為當時南京學生運動的組織者之一，與南下的北方學生代表段錫朋、周炳琳、陳寶鍔接洽，參與發動南京的五四運動。當時南方的政界、新聞界和教育界關係良好，要發動學生運動響應北京“五四”運動，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如果南京不發動，上海、廣州和武漢就更難激發響應運動。在這種情況下，方東美等“少中”會員計劃，要把有著外國背景的金陵大學當作運動的大本營。

此時，金陵大學的校方也覺察到這一情況。在幾個有著留洋背景、但思想狹隘的教授鼓動下，學校宣布，因時局不穩，從即日起開始放假。如果是這樣，方東美等人就只能四散回家。在這一關鍵時刻，方東美帶著一大批同學來到一位只懂洋文的教授家裡，要他向校長處要求取消放假決定，否則就要打人。方東美的“怒美”把這位教授嚇得不輕，連忙答應。由此，南京“五四”運動的大本營穩定了下來。隨後，方東美找到數學系的一位同學負責糾察大隊，農學院的一位同學負責宣傳大隊，把學生組織起來，控制了南京鼓樓到下關的交通。第二日運動發動后，南京其他高校的學生也紛紛加入，於是五四的風潮在南京激烈地鼓盪起來。

和同時代的青年學子一樣，方東美受到西方科學和民主思潮的巨大衝擊，開始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陷，並進行了認真的思考。1920年，美國哲學家杜威來到南京講學，方東美代表中國哲學會南京分會向杜威博士致歡迎詞。杜威的演講給方東美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後，杜威博士在金陵大學教授《西洋哲學史——上古部分》，方東美也正式成為杜威的入室弟子。

金陵大學的求學經歷不僅夯實了方東美的哲學基礎，也開拓了他的學術視野。1921年8月，方東美獲金陵大學推薦，來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求學，師從該校研究柏格森和懷德海的權威學者、同時也對黑格爾哲學有著深刻研究的知名教授麥奇威，后又追隨黑格爾哲學研究專家雷敦教授，專修黑格爾哲學。1924年夏，方東美以論文《英國與美國唯實主義的比較研究》獲得博士學位。

3.自稱“毛頭小教授”

1924年夏，方東美學成歸國。1925年，方東美來到南京大學的前身——國立東南大學（后更名為台灣中央大學），擔任哲學教授，與李證剛、宗白華、何兆清等人共事。與方東美一起在國立東南大學授課的有羅家倫、張歆海、韓香梅、余上沅、梁實秋等人。方東美任國立東南大學教授時，只有二十幾歲，年輕氣盛，自嘲為“我這毛頭小教授”。此後，方東美的二十年少壯歲月都在這所大學度過。

1929年，方東美以哲學教授的身份兼任中央大學哲學系主任。方東美教授西方哲學，為學生開設了“科學哲學與人生”、“西洋哲學史”等課程。據中大哲學系的學生回憶，方東美上課時從不帶講稿提綱，但每次講完都是一篇邏輯嚴密的文章。方東美上課從來都面目森嚴、不苟言笑，不講半句題外話，因而課上也無什麼幽默笑話可以放鬆，但每堂課上下來都讓人感到受益匪淺。解放后整理原中大藏書的時候，還發現哲學系資料室所藏的英文版柏拉圖全集、亞里士多德全集的空白處都有方東美留下的鉛筆眉批，可見其治學之嚴謹。

但方東美也並非是一個了無情趣的人，他喜作舊體詩，常和當時中大的文科教授們唱和調侃：徐悲鴻、胡小石、宗白華諸人都是方東美詩間好友。

更為重要的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台灣中央大學，方東美逐步確立自己的哲學中心，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富有原創性的哲學慧解漸次發露。1931年到1937年間，方東美髮表一系列重要哲學論著。在這些著述中，詩意的抒發與哲學的沉思彼此融合，顯示了方東美對中西文化的體驗與妙悟，標誌著方東美以比較文化學、比較哲學為視角的“方氏”文化哲學理論體系的誕生。

4.八次演講縱論人生哲學

1937年4月，日本侵華勢急。七七全面抗戰前夕，方東美應國民政府教育部之邀，通過南京首都中央廣播電台，向全國大中學生“傾心談論中國人生哲學”，希望以中華文化的偉大精神來鼓舞全國青年，與日寇作生死搏鬥。方東美一共做了八次演講，每次二十分鐘，連續一個多禮拜。講稿隨即由中央廣播月刊刊布，並於同年由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題名《中國人生哲學概要》，免費分贈全國中學生。在方東美的八次講演中，他追懷中國先哲，疾呼：“他們（中國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難，總是要發揮偉大深厚的思想，培養博沈雄的情緒，促我們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們抵死為我們推敲生命意義，確定生命價值，使我們在天壤間腳跟站立得住。”方東美的慷慨呼聲，對於抗日戰爭時期振奮民心，鼓舞青年熱愛國家、民族和中華文化精神，有著極大的影響。

1937年9月，日寇攻陷南京，侵佔了方東美的寓所。方東美的藏書和他的博士論文原稿毀於戰火，殘存典籍被日寇以斤兩論，賤賣於人。在這之前，他在《生命情調與美感》基礎上寫成的書稿也在寄往上海書局刊印時，因滬淞會戰爆發而盡成灰燼。多年積潛用功的文字，一朝灰飛煙滅，方東美欲哭無淚，唯有唏噓而已。

1937年10月，方東美隨中央大學遷居四川重慶沙坪壩嘉陵江畔，居住在中央大學教職員宿舍的樂家院。“方圓人自為規矩，堅白誰能辨異同”，方東美為“泥牆陋屋”的新家取名曰“堅白精舍”，以表其國難當頭、不改初衷的心愿。

抗戰八年，舉國上下同仇敵愾。方東美飽嘗憂患，備歷艱苦，與國家共危難。方東美的幼女天煦在遷往重慶的途中病故，他在《蜀中夢亡女天煦》中沉痛寫到：“筆架山前春寂寞，嬌痴稚女獨眠愔。花間應有鵑聲亂，為報愁親慘淡新。”日寇侵華對中國人民造成的苦難，方東美可謂感同身受。本著“此心安處即成家”的泰然，方東美平日除上課外，多隱居重慶鄉間農舍，在附近破廟中借讀佛經，入夜則寫詩抒憤。可謂生活越苦，研讀愈勤，詩情愈濃。

八年的重慶生活，在方東美的學術生涯中，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當時中央大學的哲學系物質條件簡陋，只有一間小辦公室和一間地板經常晃的教室，另外還有一個長廊用來擺放各種藏書，算是資料室。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方東美陶養了自己研究中西哲學的博大心境。

抗戰勝利后，1945年秋，方東美返回南京，仍在中央大學任哲學教授、哲學系主任，直至遷居台北。回到南京后，方東美再次讓中大的師生見識到什麼叫“怒美”。那時許多人都有“以勝利者回到淪陷區”的心理，紛紛指責留在南京和上海的偽中央大學的學生是日本的順民。方東美先生聽了極其憤慨，怒斥道：“當撤退時，你無飛機、無輪船可坐、無火車可乘，所以才留下來，在淪陷區便深受日本人的蹂躪。我們在後方每逢遇到日本飛機來空襲，我們並不懸念自己的安全。因為我們在後方，不管貴州也好，雲南也好，都有安全的地洞可躲轟炸。表面看來好像很危險，其實我們卻很安全。但是我們在防空洞裡面所懸念的就是南京大屠殺以後，連帶了在各淪陷區裡面留下來的同胞在遭受日本人的蹂躪。所以我們怎麼能忍心叫他們‘偽民’！他們在淪陷區裡面為民族苦撐而忍受這一種災難。天下只有偽政府、偽幣制，哪有偽人民，偽學生的！”

方東美返回南京，寓於寧海路第宅。其時，新進諸人如許永璋、陳孝候、卞孝萱多以論著求教，每與論學忘倦。直至1948年方東美赴台，接長台大哲學系及研究所，方東美才離開了於他有近30年情緣的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