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澄之

錢澄之父名志立，明萬曆間諸生，聚徒講學為業。澄之幼從父讀書，博覽群籍。稍長以名節自勉。崇禎初，有御史巡按至皖，護從甚眾，儀仗威赫。拜謁桐城孔廟時，諸生列隊出迎，澄之突然擋住車駕，揭開帷幕，當眾痛斥該御史勾引奸黨、貪贓枉法的劣跡。該御史確系漏網閹逆，懾於眾怒，不敢發作，忍辱而去。其時，閹黨餘孽阮大鋮死灰復燃，東南名士結成“復社”與之鬥爭，錢澄之系皖中主壇者之一。他還與陳子龍、夏允彝結“雲龍社”應和“復社”，接武“東林”。南明福王稱帝南京，阮大鋮等專權擅政，迫害復社文人，澄之遂化名潛往浙江武水。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福王政權瓦解，澄之參與起義失敗，妻方氏及女殉難，他與長子法祖逃入閩中，后輾轉入桂，為永曆帝朱由榔的庶吉士，制誥文字多出其手。時同僚金堡因直諫下錦衣獄折斷左肱，使他對南明朝廷喪失信心，於是脫下朝服，間道歸里，結廬先人墓旁，閉門著書以終。其墓現位於樅陽縣城城關小學即原樅陽二中內。

錢澄之學識淵博，文筆雄健，質樸宏肆，不事雕琢。清初學者唐甌稱他的文章“如泉之流，清瑩可鑒，甘潔可飲，縈紆不滯，以達於江海，使讀者目明而心開。”他勇棄俗學，專治古文，文章精潔、典雅，對後來“桐城派”的形成有一定影響。

錢澄之對數學、地理、訓詁、義理亦有研究。著有《庄屈合詁》、《田間易學》、《田間詩學》、《藏山閣文存》、《藏山閣詩存》、《藏山閣尺牘》等傳世。

清初的抗清志士中，不少人都是當時比較著名的詩人。他們在當時影響很大，作品也流傳甚廣。但由於清廷統治者的禁毀，後來就很少有人提到，甚至湮滅無聞。錢澄之就是其中的一個。

錢澄之之七歲時即從舅父讀書，十六歲應鄉試，中第四名。后隨父往游南京，應舉不中，與陳子龍、夏允彝、錢木秉諸名士結交。崇禎即位之初，整頓朝綱，定逆案，逐閹黨。幾社、復社興起，繼武東林。錢澄之與同邑方文、方以智等人，同主桐城壇坫，與閹黨餘孽進行鬥爭。方苞《田間先生墓表》記載：“有御史某，逆閹餘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方出迎。先生忽扳車前往而攬其帳，眾莫知所為，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相視莫敢動。”大滅了逆閹餘黨的威風。澄之疾惡如仇，“由是名聞四方。”澄之與阮大鋮有世誼，但阮諂附閹黨認魏忠賢為義父，澄之因此對他極為卑視。南明弘光朝建立后，阮竊據要職，大興報復，澄之也在搜捕之列。他變姓名，逃往嘉興，隱藏在錢木秉家中。

不久，清兵攻下南京，重申剃髮令，為了反抗清廷的民族壓迫，人民紛紛起兵，“剃髮令朝下，相顧為發悲。三吳同時沸，紛紛起義師。”（《三吳兵起事答友人問》）乙酉八月，“嘉興民揭竿起者數千人。”（《小腆紀傳》卷四十七）錢木秉毀家充餉，澄之也參與組織領導。兵敗之後，錢木秉投水自殺，澄之妻方氏也攜幼子，抱弱女，沉江而死。澄之對抗清義師的失敗，對親友的壯烈犧性，非常悲痛，有一首名為《悲憤詩》的長篇五古，記述此事的始末。“南渡失國柄，二豎履皇都。”痛斥馬士英、阮大鋮奸黨，禍亂朝政。“撤兵防上游，坐視揚州屠。”清軍攻打揚州，南明弦光朝不僅不去救援，還把長江沿岸防備清軍的部隊也撤回，以抗擋內訌的左良玉的部隊。結果清兵很快打過長江，攻下南京。“可憐佳麗地，士女成塗炭”，清兵在南京大肆殺掠。“我友報韓切，義旗倡三吳。”錢木秉等人倡義師，起兵反抗。“兵力雖不敵，志己無完軀。”雖因敵眾我寡，義兵失敗。錢木秉也以身殉國。“撫屍哭一聲，痛絕還復甦。”詩人悲慟萬分，但是，“事敗志勿渝”，他決不向清廷低頭，仍然繼續奔走，堅持抗清鬥爭。

這時南明隆武朝在福州建立，澄之聞訊后，立即奔赴。“崎嶇兩月，始抵閩關。”（《擬上行在疏》）在其師黃道周的推薦下，澄之被任命為延平司理。但其後不久，隆武朝在汀州被清兵滅亡。澄之因公外出，倖免於難。他隱匿於鄉下，並再招義兵以抗清，結果未成。這時，南明永曆朝又在廣東建立，澄之再由閩入粵，“間道宵奔”,“備歷厄苦”，（《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於永曆二年十月，到達肇慶。永曆三年，澄之參加了永曆朝的考試，被授為庶吉士，后又遷編修，知制誥。當時，“凡大詔令悉秉鐙視草。”（《小腆紀傳》卷五十五）澄之也思有所作為，屢上書言事。這期間，澄之有許多詩記述了永曆朝政事。如《放詔歌》描寫了永曆三年，永曆帝頒布親征詔書，大大鼓舞了民心士氣的情景：“親征詔草已一年，親征詔書今始宣。詔下百官同拜舞，即時雷動邊廷傳。諸將接詔勇十倍，南軍奮臂威爭先。”澄之本人的歡欣鼓舞之情，也活躍於字裡行間。但是永曆朝內部黨派鬥爭十分激烈。澄之為救金堡事，被大學士王化澄忌恨。澄之見事不可為，又有病，遂乞假，於永曆四年秋離開梧州去桂林，與留守桂林的瞿式耜過從唱和。后又碾轉回歸故里，於永曆五年冬十二月，回到家鄉。此間，澄之改今名以逃避清廷的搜捕，並曾祝髮為僧，號西頑。

此後四十年，錢澄之多半時間隱居家裡，躬耕讀書。他曾築廬于田野中以居住，因以“田間”為號。他還多年親身參加田間勞動，有許多詩篇都描述了勞動的生活，著名的如《田園雜詩》。這組詩比較全而地描寫了澄之“日入開我卷，日出把我鋤”的隱居生活。在勞動中，澄之得到了農民的多方面的幫助，與農民結下了較深的情誼。如：

秉耒赴田皋，叱牛出柴荊。耒耜非素習，用力多不精。

老農憫我拙，解軛為我耕。教以駕馭法，使我牛肯行。

置酒謝老農，願言俟秋成。

老農不僅教他種田的技術，還常與他一起喝酒暢淡：

臨舍有老叟，念我終歲勞。日中挈壺榼，餉我於南皋。

釋耒就草坐，斟出盡酒醪。老叟自喜飲，三杯興亦豪。

縱談三國事，大罵孫與曹。

有的農民還提醒他不要忘了讀書，以致荒廢學業：

道旁一老父，顰蹙前致辭，言兒筋力薄，稼穡非所宜。

詩書雖不尊，猶是祖父遺。如何舍夙業，自甘辛苦為。

多謝父老言，此意君未知。

澄之參加農業勞動，“自甘辛苦為”，不僅是為了養家糊口，更重要的是為了砥礪氣節，並逃避清廷的注意。清初許多遺民，如廣東番禺的屈大均，江蘇徐州的萬壽祺，河北永平的申涵光，都曾親身參加田間勞動，並有詩記述自己的情懷，經過較長時期的親身勞功，澄之的思想感情也起了一定的變化：

奮身田野間，襟帶忽以散。乃知四體勤，無衣亦自暖。

君看狐貉溫，轉使腰肢懶。

認識到勞動對人生的重要，開始擺脫一般儒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輕視稼穡的陋習。在其它詩文中，澄之也多次表達了這種認識。《夏日田家作》中說：“民生食為本，要在四體勤。盛夏豈不渴，良苗獨欣欣。我苗既以長，我草亦以耕。南村稻何早，今晨已食新。”自己親身勞動的收穫，吃起來感到“新米飯極香”。在《西田莊記》中，澄之教導自己的後輩說：“吾所望於子孫者，讀書課耕而已。”又說：

“且勞固可習筋力，習之既久，雖弱者亦強。”當然，澄之他們畢竟和一般的農民不同，以學問詩文聞名於世，即使隱居躬耕，也不斷有人前來拜訪請教。《田園雜詩》中也描寫了這種情況：

駕牛東皋上，有客問我《經》。我牛依田轉，客亦隨我行。

請問大易旨，此理不宜聽。乾卦冠潛龍，遁世去其名——

顧客且安坐，我牛不肯行。

一邊驅牛耕田，一邊侃侃談《易》，真是別有一番情趣。錢澄之對經學很有研究，對《易》與《詩》功力尤深，晚年曾著《田間易學》、《田間詩學》二書各十二卷，他對此二書頗為自負，曾說：“平生懷抱，毫髮未申，惟少有著述，妄謂足傳。四十年心血，盡於《詩》《易》兩書，頗發先儒所未發。”（《與余詮廬》）二書後被《四庫全書》收入經部。兩書成后，他又著《庄屈合話》一書，合《莊子》《楚辭》二書為之訓釋。他在自序中說這是：“以《庄》繼《易》，以《屈》繼《詩》，足以轉相發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蓋澄之丁明末造，發憤著書，以《離騷》寓其幽憂，而以《莊子》寓其解脫，不欲明言，托於翼經耳。”可謂深得澄之用心。

錢澄之在當時更以詩文著稱。韓炎說他“詩歌古文滿天下。”（《田間先生八十壽序》）他有《藏山閣文存》六卷，《藏山閣詩存》十四卷，《田間文集》三十卷，《田間詩集》二十八卷，還有《田間尺牘》《所知錄》等，數量眾多，為時人稱譽。當時諸選本，如錢謙益《吾炙集》選澄之詩獨多。陳維菘《篋衍集》開卷第一人第一首即是澄之七古，卓爾堪《明遺民詩》錄詩百首以上者僅杜浚、屈大均、錢澄之三人。後來雍、乾時，劉大木魁選《歷代詩約》，於清初只錄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稹數家，而澄之也被選入。由於澄之詩中多記清初史實，特別是南明隆武、永曆兩朝的時政，對清廷多有揭露、攻擊，因而在編集時，許多已不敢收入。即使如此，已刊行之《田間詩集》等書，在乾隆時仍被列入禁毀書目中，因此其流傳大受限制。詩話行也很少有人提及。道光年間陸鎣《問花樓詩話》中有一條說：“‘誰憐靈武麻鞋叟，老向空山拜杜鵑。’潘次耕贈桐城錢飲光句也。飲光著有《田間易學、詩學》，蓋詩人邃於經者。其書東海公（徐幹學）為刊傳之，版久逸也。”是因潘耒詩而提到澄之，又僅僅提到澄之的經學，可見其詩文久已無聞於世了。到了光緒末年，才有人從傳抄本的《藏山閣集》謀付印，於宣統年間刊行。因此，許多文學史著作根本不提錢澄之一字。近年來專論錢澄之詩文的文章有了幾篇，但有的論定澄之為清初“次要的作家”，有的會把《藏山閣集》誤以為就是《田間集》。這種狀況顯然與錢澄之在清初詩壇上應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稱的。坊間論清初學術極盛者，往往並稱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張舜徽大師則以為“桐城錢澄之實亦不廢大家，足與三人媲美。”張先生持論並非孤見，觀諸偉奇教授彚錄時人迄今評錢文字，可謂眾口一詞，連綿共識。桐城文學嫡傳吳孟復先生乾脆贊稱：“先生高見空千載，故與淵明伯仲間。”。

錢澄之詩歌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眾多，特別是他《藏山閣集》中的作品，大半都與明末清初的社會政治、民生疾苦有關，絕少無聊的應酬之作，流連景物的內容也不多。這一點在清初詩壇上也是很突出的。

澄之作於明未的詩中，很多揭露了當時的社會黑暗，明廷對於百牲的橫徵暴斂，以及在官吏與災荒逼迫之下人民的痛苦生活。如《憫荒和韻》中的一首說：

種豆南山又苦蝗，哀哀寡婦哭三荒。勸耕已缺明年種，加派還征隔歲糧。

市井揭竿爭閉糴，官司傳檄急通商。朝廷近日專心計，誰聽悲歌雲漢章。

崇禎末年，自然災害不斷，人民生活已非常貧困，但朝廷只是在口頭勸耕，實際土仍在催科不已，加派不斷。大臣們只知道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根本不問人民的死活。生活在社會下層，親眼目睹民生瘡痍、社會混亂的錢澄之，對國家的前途十分焦慮，他在《感時》詩中說：“也知國計正艱難，其奈閭閻已盡殘。”明朝內憂外患，急需大量軍晌，但廣大百姓也已經被賦稅、加派搞得焦頭爛額。即使象錢澄之這樣的家庭，也是“晚收擔石盡輸官”，因而“青黃不接哪得餐”。（《伯仲嘆》）到了難免忍飢挨餓的地步，一般百姓的境況就可想而知了。《雜感》第八首寫道：

水旱頻仍父老嗟，飛蝗又見際天遮。耕農去盡田難認，賦稅逋多派枉加。

竊恐流亡還伏莽，即令盜賊正如麻。朝廷弭亂須蠲免，終是饑寒且戀家。

水、早、蝗災頻頻襲來，明廷的賦稅不僅不減免，反而越派越多，正供之外，又有“練餉”、“剿餉”、“遼餉”等等名目，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只得拋棄家園，流亡他鄉，許多人投奔了農民軍，使得“盜寇”越剿越多，澄之認為，要使社會安定下來，根本的一條，是要蠲免賦稅，使百姓能夠生活下去。這當然只是他的一種願望，朝廷是不會採納的。《大水嘆》中說：“白頭老翁休嘆息，秋來官糧逋不得，回家早計賣妻兒，如今九年之水堯不知。”最高統治者根本不了解百姓的情況。即使知道了也沒有什麼用：“詔書屢問災傷苦，課稅寧教賦役寬？”（《感時》）皇帝知道了災情，也只是一紙空詔書，不解決實際問題。而且，“年年搜括助軍興，禦寇防邊總未能。”（《和百史聞警韻即送其北上》）明廷拚命搜刮，結果“寇”也滅不了,“虜”也擋不住，只是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澄之明末的詩篇中，還有不少是揭露當時官吏將兵的殘暴橫行，魚肉百姓，草菅人命的情形，如《官兵行》說：河邊大艦者何為？河下風吹艦上旗。雲是新調守江北，行船過客索酒貲。榜人船頭快招手，泊船送錢毋多口。勿令指作渡江賊，縛去請功裊汝首。官兵到處敲詐勒索，稍不如意，即指為“賊”，加以殺害。這還是小者。《大梁行》記述官兵決河放水灌城以殺“賊”，結果“水來殺人百萬多，隔岸官軍年奏凱歌。”《九江行》描述了官兵搶擄婦女，又強迫她們集體赴水而死，結果“水中白骨蔽江來，都門晝閉不敢開。”明末兵荒馬亂之際，百姓遭受的種種苦難，澄之詩中都有描述。

甲申以後，清廷入主中原。清兵在征服全國的過程中，燒殺擄掠，給人民帶來同樣深重的災難。對於那些抵抗最為激烈的城市，清兵屠殺平民，劣跡斑斑。錢澄之這時期的作品中，對清廷的暴行多有記載。作於順治四年的《虔州行》，描寫了順治三年十月清兵攻破虔州之後，進行大肆殺戮的情景說：

五更未醒虔州破，閉城刈人人莫逃。馬前血濺成波濤，朱顏宛轉填眢井，白骨撐柱無空壕。

清兵的殺掠破壞，使虔州這座“關稅兼通閩與粵”、“閭閻撲地樓插天”的繁華都市，變成了“煙冥冥，雨啾啾，黃昏鬼火遍城頭，行人白晝不敢過”的陰森可怕的廢墟。遭到清兵慘重破壞的又何止一個虔州！澄之《過將樂縣》寫道：

飄風激沙礫，曜靈慘不舒。我行升虛邑，空國無人民。

頹垣穴孤兔，赤瓦夷溝渠。排徊不能過，問此誰為歟？

人煙稀少，野獸橫行，白骨遍地，凄涼蕭條，正是當時被清兵蹂躪過的城市殘破景象的真實寫照。其它如《哀邵武》、《過漠埠》、《悲順昌》、《夜過貢川》、《永安即事》、《力疾入大田紀事》等等。都記述清初動亂中人民處境悲慘，城市被嚴重破壞的情景。城市如此，鄉村也不能倖免。澄之《間道奔江右發橫坑即事》寫道：

鳥雀滿廢村，屋倒門猶閉。人去碓空喧，煙稀食屢缺。

呻吟見寡婦，瘡痍正流血。

鄉村也是殘破不堪，人民到處都在流血，在呻吟。這些都是澄之奔波於抗清鬥爭途中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實，其中或有誇大之詞，但其史料價值不可忽視。

清廷在征服過程中殘酷地燒殺，同時，對人民的剝削壓迫也非常嚴苛，澄之詩中此也多有揭露。《獲稻詞》寫道：

女蹋椎，兒掃倉，我家今日稻登場。獲稻上場打稻畢，拂還租稻叉手立。

往時入倉才輸官，今年只在場上看。晚禾乾死田無稿，又下官符催馬草。

買草納官官不收，千堆萬堆城南頭。風吹雨打爛欲盡，餓殺欄中子母牛。

清廷不等農民將新稻入倉即來催逼租稅，把農民一年辛勤勞動所得全部掠去，尚且不足，又強迫農民拿錢買馬草，結果又嫌不好而不收，讓它們全部爛掉。清軍多馬，因而催征馬草也是人民的一項沉重負擔。清初著名詩人如吳偉業、朱彝尊等人詩集中都有以《馬草行》為題的作品，揭露清廷的這項苛政。清廷的苛政還有許多。為了鎮壓南明政權海上抗清部隊，到處搜掠民船，抓派船夫，還驅趕工匠趕製軍船。澄之《捕匠行》寫道：

今年江南大造船，官捕工匠吏取錢。吏人下鄉惡顏色，不道捕匠如捕賊。

事關軍務誰敢藏？搜出斧鑿同賊贓。十人捕去九人死，終朝錘斫立在水。

自腰以下盡生蛆，皮革亂揮不少紓。官有良心無法救，掩鼻但嫌死屍臭。

昨日小匠方新婚，遠出寧顧結法恩，晝被鞭撻夜上鎖，早賣新婦來救我！

描寫了被官吏抓去為清廷造船的工匠的悲慘遭遇。《水夫謠》記述清兵對船夫的驅使說：

遭他鞭撻無完膚，行遲還用刀箭驅。掣刀在腰箭在手，人命賤同豕與狗。

射死紛紛滿路屍，那敢問人死者誰？

這些都記述了清初殘酷的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的事實，清兵對百姓任意鞭打，隨意殺害。對於滿洲八旗士兵的兇殘，澄之《縣門行》寫道：

縣門朝開官不出，昨夜大盜進官屋。健兒被傷公子死，街外知更衙里哭。

樅陽臨水萬餘家，公然船過彈琵琶。縣上差兵親認得，鳴鑼捉賊通街嘩。

家家揭竿攔江口，船到江口誰能守？弓箭在手刀在腰，一夫上岸千夫走。

差兵晝夜尾船行，獲之乃是纛下兵。可憐冤殺城中人，嚴刑至死無一聲。

纛下兵來不敢鎖，當堂揖官對官坐。官免殺傷已有恩，明日同官赴轅門。

移文調取軍前用，臨去傳言謝官送。

詩中描寫了一個八旗士兵闖入縣官家裡殺人劫物之後，肆無忌憚的情景，縣官對他也是無可奈何，只能屈殺一般老百姓。縣官欺壓漢族百姓，自己又被八旗士兵凌辱。這反映了清初複雜的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一個側面。錢澄之反映社會現實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他作品中很多直接記述當時的時政大事，特別是他歸隱之前的作品。在弘光朝時，他對當時震動南明朝野的三大疑案，作有《假親王》、《假后》、《假太子》三詩，並有《南渡三疑案》一文，詳細記述了三案始末。這些案件的真實內幕，當時人已很難搞清。澄之根據自己的見聞，有所根據的據實記載，傳聞之詞錄以存疑，以俟後人論定。澄之還有《髯絕篇聽耿伯良敘述詩以紀之》一詩，記述了大奸佞阮大鋮投降后，諂媚清廷官吏，在協助清軍攻打抗清力量的途中，賣力過甚而致死的醜態。他是根據起先降清，同阮在一起，后又反正，回到南明的耿伯良所述而錄，耿“始未親所見”，他“記以待史評”，當是可靠的，並且當時沈昆銅的祭文，《台灣外記》等書，也有相類記載，可證澄之所記不誣。澄之親身參與隆武、永曆兩個南明政權的朝政，對其中情況的了解，自非外人可比。他有很多詩，如《端州雜詩》、《廣州雜詩》、《梧州雜詩》、《桂林雜詩》、《臨軒曲》等，都是幾首、幾十首的組詩，並且許多詩中還有小注，記述了南明朝政人事、黨派紛爭、抗清活動等方面的史實，許多可證史書之誤，可補史書之缺，是研究南明政權的寶貴資料。澄之每到一處，都注意觀察、記錄當地的風俗民情，如《南海竹枝詞》、《閩江竹枝詞》等組詩都是，其它如《南海有女擇配求完發者得宣城湯生歸焉嘉其志為賦是詩》等作品，都可考見當時的民心之一斑。這些直接反映了社會現實，特別是當時社會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這些主要方面的作品，是澄之詩中最可寶貴的部分。當然，就題材而論，澄之詩歌反映的生活面還是很廣闊的，描寫山水風景，描寫朋友交情等等方面，都有不少佳作，茲不詳論。

錢澄之自覺地運用詩歌來記錄、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以詩庀史”，這與他的詩歌理論有直接關係。澄之於詩最推崇杜甫，於杜詩最稱道其真實、深刻地反映社會面貌這一方面。其《與方爾止論虞山說杜書》中說：方文對錢謙益注杜詩大為不滿，澄之認為謙益注杜不能一概否定，但他沒有抓住杜詩的精髓。謙益“謂杜詩字字皆有根據”，澄之認為這點不足稱道，因為“今人詩用慣陳語，苛逐字求之，豈有無所根據者邪？”前人所讚不絕口的杜詩“每飯不忘君國”，澄之則認為“此亦臣子大義，騷人之本旨，非絕無而僅有者也。”那麼澄之最推崇杜詩的是什麼呢？

他說：“杜詩之佳，在於格力氣韻，迥絕諸家，至其體物盡變，造險入神，幽奇屈曲之境，誚屑酸楚之情，一字匠心，生面逼出，千載而下，讀之如當其時，如見其境，故其詩千載猶新。區區典故之詳核，音調之悲壯，豈足為公稱？即聲病又豈足為公諱哉？”認為真實而又富於藝術性地表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反映出時代的面貌，才是杜詩最值得稱道的地方。《張穆之雜論跋》中又說：“讀杜詩者，千秋而下，當世之人情物狀，恍然如見。惟其察之至微，故言之逼真。真，故古今不能易也。”這些是就後世讀者看杜詩而言，澄之對杜甫當時希望能以自己的詩作有助於國計民生的良苦用心，也十分讚賞，《葉井叔詩序》中說：“至杜子美出，而復見三百篇之遺，其詩慷慨悲壯，指陳當世之得失，眷懷宗國之安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澄之學杜，也是努力這樣做的，他詩中也不乏“指陳當世之得失，眷懷宗國之安危”的作品，雖然由於他人微言輕，不能起到多大效果，但他是始終以杜甫“詩史”作為自己榜樣的。他在《生還集》自序中說：“其間遭遇之坎坷，行役之崎嶇，以至山川之勝概，風俗之殊態，天時人事之變移，一覽可見。按斯集者，以作予年譜可也，詩史云乎哉？”澄之的詩篇，尤其是《藏山閣集》中的作品，可以說是清初的一部“詩史”。當時人對此也多有讚賞。潘耒《錢飲光八十壽序》中說：“先生少負雋才，遭時坎坷，浩然獨行其志。間關轉徙，備嘗人世之艱難。中有感慨，——發之於詩，其質直真摯，如家人對語，未嘗稍加緣飾，而情事切至，使人慾喜欲悲，不能自已。”在真實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比較全面深刻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這些方而，澄之在清初詩壇上是非常突出的。

錢澄之推崇杜甫，起初是受到明七子派的影響的。他在《生還集》自序中說：“予自總角學詩，迄今二十年。其十年茫如也，戍己以後，始能明體審聲，一窺風雅之指，所擬樂府，以新詞諧古調，本諸合州新樂府，自謂過之。五言詩遠宗漢、魏，近間取乎沈、謝，誓不作陳、隋一語，唐則惟杜陵耳。七言詩及諸近體，篇章尤富，皆出入於初、盛之間，間有為中、晚者，亦斷非長慶以下比。此生平學詩之大概也。”此序作於順治六年，澄之近四十歲之時，所述學詩主張，完全是七子派古詩必漢魏、近體必盛唐的論調。他自稱學詩十年後才“一窺風雅之旨”，接受了七子的主張。他擬樂府，也是以王世貞《樂府變》為楷模。今集中仍存多篇，形式上不脫七子擬古窠門，內容上對社會黑暗有所揭露，也同於王世貞《廬江小吏行》諸作。七子對後代的影響，也有積極的一面，所以明末清初許多著名詩人如陳子龍、顧炎武、申涵光等人，都對七子有相當的尊崇，不獨錢澄之一人如此。七子學杜，致力反映現實，這是應當肯定的。但他們模擬過甚，有很大的弊端，這對澄之也有消極的影響，也表現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但是，使澄之消除了這些不良影響的不是什麼人對七子的批判，而是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澄之在《生還集》自序中接著說：“難后無賴，遇境輒吟，感懷託事，遂成篇帙。既困頓風塵，不得古人詩，時時涵泳。兼以情思潰裂，夙殖荒蕪，得句即存，不復辯為漢魏六朝三唐矣。”社會動蕩，國亡家破，人民塗炭，他本人也奔波於抗清鬥爭的前線，這種境遇，使他掙脫了七子格調派的束縛，“遇境即吟”，“得句即存”，保存了那時代的詩史。當然，也因為此，在澄之的作品中，有些也難免粗糙，但大部分詩還是具有較高的藝術性的。姚文燮《無異堂集》評澄之詩說：“時時吟詩，不拘一格，上有漢魏，下迄中晚，隨興所至即為之。古詩感慨諷諭，婉而多風，直得古《三百篇》之旨。”蕭穆《藏山閣集跋》中也說：“是集諸詩，皆記出處時事，無意求工，而聲調流美，詞采煥發，自中繩墨。”這些都說明澄之詩，即使是奔波途中所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藝術成就。如果說在戰火紛飛的動亂中，詩人沒有可能對作品刻意雕琢，那麼在隱居之後，澄之就非常注意對詩篇藝術方而的錘鍊了。這表現他反覆強調要“苦吟”上。《陳官儀詩說》中寫道：“吾學詩五十年矣。其前此十餘年，皆以才情氣調為時所稱。自后四十年，放廢無事，益專致於此。見三唐近體詩之設辭造句，洵是良工心苦。乃知古人以詩成名，未有不由苦吟而得者。”苦吟就要反覆修改。《陳昌集文集序》中說：“生平於詩好苦吟，雖不能如古人之十年始成一句，然每一字必數經改竄，要諸穩而後已。為文亦然。”事實確是如此，他有許多苦吟修改的例子。如《與王忍亭》中說，《青箱堂集》前載他所作之序，“中有何時白髮之叟，重上青箱之堂等語，叟作翁字，失葉平仄，應是忙中落筆錯耳，希為改正之。”已刊行的文，一字未安，仍請人改正，可見他是如何的一字不苟了。他非常注意鍊字。《詩說贈魏丹石》中說：苦吟無他，情事必求其真，詞義必求其確。而所爭只在一字之間。此一字確矣而不典，典矣而不顯，顯矣而不響，皆非吾意之所需也。可見他對鍊字的要求多麼高，創作態度多麼認真。而這又不僅是雕琢字句，而是為了“意”，“情事”之“真”，“詞義”之“確”，即是為了儘可能完美無缺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現出來，把客觀現實描繪出來。而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又不是僅僅在字句上下功左所能奏效。《詩說贈魏丹石》中接著說：“然非讀書研理、體物盡變者，求此一字終不可得。何則？無其本也。”《匏野集序》中也說：“不讀書則詞不足以給意，不窮理則意不足以役詞。”這些又是把苦吟鍊字與詩人的整個修養聯繫在一起了。

明末清初殘酷的社會現實，血與火的刺激，使不少詩人，特別是遺民詩人，對儒家傳統的溫柔敦厚的詩教，產生了懷疑。申涵光《賈黃公詩引》中說：“溫厚和平，詩教也。然吾觀古今為詩者，大抵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錢澄之懷疑得更厲害，《葉井叔詩序》中說：“近之說詩者，謂詩以溫厚和平為教，激烈者非也，本諸太史公：‘《小雅》怨誹而不亂。’吾嘗取《小雅》誦之，亦何嘗不激乎？訊尹氏者旁連姻婭，刺皇甫者上及艷妻，暴公直方之鬼域，巷伯欲畀諸豺虎，正月繁霜之篇，辛卯日食之行，可謂極意詢厲，而猶日其旨和平，其詞怨而不怒，吾不信也！”他一口氣舉出了《詩徑》中那麼多詞旨激烈的作品，從根本上否定“溫厚和平”之說，認為這是後人的曲解，不足為信。他更反對當時一些人“至痛迫於中，而猶緣飾以為文，舒徐以為度”的作法，認為這樣不能表達出作者的真性情。這些觀點都是時代刺激的結果，社會的動蕩，政治的黑暗，征服者的殘暴，人民的慘遭殺戮，詩人本身的困厄磨難，反映到澄之的作品中，就呈現出“往往激楚”的風格。《田間集自序》中說：“吾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又說：“論詩者當論其世也，論其地也，亦曰觀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為溫厚和平者，何情也了”但是，詩人這些憤怒抨擊黑暗勢力的作品，大大地觸犯了清廷統治者的忌諱。因而澄之的親友為他編集時，就勸他“刪其過悲者”，澄之不肯，說：“吾寧詩不傳爾，其悲者不可刪也。”然而親友為了逃避清廷文網的迫害，“代為刪之”。澄之對此雖有不滿，而也無可奈何。澄之《與潘木崖》中曾說：“拙集本不宜刪，刪者可存，存者正多可刪。”清廷殘酷的文字獄，毀滅了多少有價值的作品，這是難以數計的。

錢澄之早年學詩，是從七子派入手的。時代的動亂，使他擺脫了七子派的消極影響。他一生始終以杜甫為宗，學習杜甫反映社會現實、同情民生苦難的精神。在詩的風格上，受陶潛、杜甫、白居易影響最深。當有人稱道澄之詩風“在杜、白之間”（《書松聲閣集后》）他以為知言。澄之《田間集》中和陶之作頗多，其隱居以後的作品，沖澹自然，也近於陶詩。韓炎《田間文集序》中說：“讀先生之詩，沖澹深粹，出於自然，度王、孟而及陶矣。”徐世昌《晚晴移詩話》也說澄之“五古近陶”，“沖淡雅和中，時有沉至語。”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更說：“昔賢評陶元亮詩云：‘心存忠義，地處閑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間》一集，庶幾近之。”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藝術成就而論，錢澄之都無愧於清初有數的重要詩人之列。在遺民詩人中，澄之詩風接近於吳嘉紀、邢仿等人，成就也可並肩。澄之的詩歌作品及其詩歌理論，有些在今天還有一定的認識價值和借鑒作用，是不應當忽視的一筆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