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歆海

張歆海回國后，任北京大學英文系主任。1923年任清華大學西洋文學教授。1925年任北京政府關稅特別會議顧問。1926年任國立東南大學外文系主任。1927年任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副校長兼文學院院長，代理校長。1928年6月，任國民政府外交部參事，台灣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著有《美國與中國》、《四海之內》。

張歆海與中美關係--對一個中國知識份子兼外交官的思想初探

一

與發現“西洋立國兩千年”的郭嵩燾及主張“中國不能閉門而不納、束手而不問”的曾紀澤相比，張歆海則處於一個完全不同於他們的時代，他是在“五四”的啟蒙和救亡思想中成長起來的。

1900年，張歆海出生於上海，1916年考入北京清華學堂，兩年後以優異成績畢業，並赴美留學，1923年獲哈佛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學位。

回國后，他先後執教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東南大學（后改名為中央大學）和光華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前身），曾任東南大學英國文學系系主任、光華大學副校長兼文學院院長，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等職。

1928年夏，張歆海開始從事外交工作。1928年6月－1933年9月他任中國外交部歐洲和美洲司參事。1933年5月，張歆海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中國駐葡萄牙公使，同年12月赴任就職。1934年6月又改任駐波蘭公使，同時兼任駐捷克斯洛伐克公使。1936年年底去職。1941年攜全家到美國定居，先後在美國長島大學和費爾利迪金遜大學任教。

40年代初期，張歆海在美國曾協助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為中國抗戰做過不少工作。

二

50、60年代是中美關係的“黑暗時期”。

在美國國內，反共反華的氣氛十分濃厚。正如保爾·伊文斯指出的那樣，“50年代對於在中國訓練出來的美國遠東專家或在美國訓練出來的中國自由知識份子都 不是什麼好年份。”像費正清這樣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幾乎沉默了十年，以研究歷史來迴避現實，“在艾森豪執政的年代里，費正清對中國當時的發展和美國的遠東政策幾乎沒有什麼貢獻，1952－1960年，他關於中國政策所寫的東西總共不到75頁。”

張歆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積極參與了推進中美關係發展、扞衛中國主權的活動的。他通過著書，向美國和西方介紹中國文化，促進中美之間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從而推進中美關係的和解。1956年，他出版了以賽金花為主人公的小說《傳奇性的姨太太》，他在書的最後寫道，他希望美國人“在欣賞小說的同時，能夠對中國及中國目前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有更好的理解”。兩年後，他出版了《四海之內》一書，在書中他批評了美國的政策，指出美國人“並沒有想到它（指中國革命）是一個主要的社會、政治事件，它規模宏大而且十分重要，在它的背後有充分的理由來讓他們理解。”

50、60年代，張歆海與居住在美國的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過從甚密。張歆海對李宗仁的一些思想和活動起過一定的影響。他們密切合作，為改善中美關係積極發揮作用。

1960年肯尼迪當選為美國總統。當時李宗仁認為“麥卡錫已經死了，國會援蔣集團頭目諾蘭也不在了；在60年代進入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大多數是溫和得多的維新派，如果甘乃迪要重新檢查對華政策，是時候了。”張歆海也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建議“李宗仁應當乘甘乃迪下車伊始，給他寫一封信，一方面賀他就任總統，一方面促他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以期奠定東亞和平。李宗仁真的這樣辦了”，信是由張歆海起草的，“但得到的複信卻不著邊際，說是事關對外關係，容后縝密考慮。”

1961年1月，李宗仁向美國政府領導人遞交了一份由張歆海執筆的《解決中國問題備忘錄》。他們在備忘錄中闡述了兩個中國政策缺乏基本的成功要素，只會遭到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堅決反對。維持現政策只會加深中美敵對。備忘錄還提出中美雙方應該保持理智，建議美國首先採取和緩關係的行動。

後來，周恩來總理得知了李宗仁給甘乃迪寫信一事，曾讓程思遠轉告李宗仁，由於甘乃迪政府困難重重，不能期待其對華政策有任何轉變。

中美建交的道路是艱難而又漫長的，張歆海與李宗仁並不因此放棄努力。1964年3月12日，他們在紐約的《先驅論壇報》上聯合署名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在信中“以中法已經建交為例，主張美國應效法戴高樂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封長達千言的公開信，就像閃爍在晨曦前的啟明星，儘管亮度有限，卻在旅美華僑中引起強烈反應。”

60年代初期，中印邊界發生衝突，李宗仁立即發表聲明，堅定地站在祖國一邊，維護國家的利益，同時也表達了對新中國的嚮往。張歆海對李宗仁的行動給予了積極的支持。1963年7月14日，義大利米蘭《歐洲周報》發表了女記者奧古斯特·瑪賽麗采寫的《李宗仁先生訪問記》。這次會見是由張歆海擔任翻譯的。李宗仁明確指出：“西藏一向是受中國保護的，它是中國邊界以內的一個地區。”

60年代前半期，張歆海一直在撰寫中美關係專著《美國與中國》，當時“雖然麥卡錫時期的恐怖已經過去，雖然中美大使級會談已經開始，但彼此的敵對與戒備心理仍十分嚴重。”張歆海的好友，《西行漫記》的作者愛德格·斯諾對此十分關心，他說，“寫這個題目現在正是艱難時刻，但多年來不一直都是這樣嗎？”他多次在信中鼓勵張歆海堅定地寫下去。

1965年，張歆海的《美國與中國》終於出版了。在該書再版時，斯諾為它作了序言，序言中寫道：張歆海“以誠實和堅決的態度來糾正關於對中國人特點、文明特徵和當前分歧的背景事實的所有錯誤資訊，來打動一些自滿的美國人，他認為我們在上述方面的無知是造成誤解的基本原因。”

1971年，當釣魚島問題出現時，年逾古稀的張歆海又積極地參加了保釣運動。

1971年5、6月間，張歆海與保釣運動組織的領導人一起，多方努力，聲明立場，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他先後給美國參議員富布賴特、愛德華·甘乃迪、雅各·K·賈維茨和喬治·麥戈文寫了信。他在信中指出：“關於台灣，新的問題不幸出現了。……自古以來它們（釣魚島）是台灣的一部分，但是它們現在要被分開，與琉球一起歸還給日本……這樣做是會犯嚴重錯誤的。……中國人感到，美國將要解決的問題是一個極易引起爭論的問題，在解決時不能不認真考慮中美之間後代的友好關係。”

最終，美國政府不顧輿論的反對，還是批准了包括釣魚島在內的歸還衝繩條約，使釣魚島成為中日之間至今懸而未決的領土問題。

1972年夏天，張氏夫婦在考察東南亞的歸途中到了香港。周恩來總理授意有關人員轉告準備在北京接見他們。張歆海得知消息后十分興奮。但是，在香港他就病倒了，到廣州治療三個星期後又轉到上海。1972年12月6日，張歆海帶著未能北上的遺憾，在他的出生地上海病逝。

漂泊海外30年的張歆海與親密朋友李宗仁、斯諾及愛國華僑一起，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改善中美關係以及扞衛中國主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被海外友人譽為“人民外交家”是受之無愧的。他的努力是執著的，也是艱難的。在他積極參與的背後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

三

張歆海對中國與西方社會有著長期、深入的觀察、了解與體會。他對於國際關係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從文化和歷史的層面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的思想十分豐富，主要集中在《四海之內》、《美國與中國》這兩部著作中。它們大致可分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介紹、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考及對中美關係的分析等幾個方面。這幾個方面既相對獨立又有內在聯繫，它們最後在認識人類文明發展這一宏觀歷史背景下得到了統一。

（一）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理性批判--五四以後一代知識份子的選擇。

近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史是中國知識份子對傳統文化再認識、再評價的歷史。上個世紀的知識份子還“很少有可能把西方文化當作人類文明發展中的成果去積極地予以肯定和認識”，他們的探索也只限於引進技術和改革制度。直到本世紀初，尤其是五四運動，中國的知識份子才開始真正從文化層次上進行認真的反思。他們高舉“民主”、“科學”的旗幟，尖銳、徹底地批判傳統文化，力圖通過改造國民性來改造中國社會。

然而，完全否定傳統是否就是中國社會的出路？五四運動以後的知識份子對傳統文化開始了更為冷靜、理智的思考。“被稱為'最後一個儒家'的梁漱溟在五四時代孔學聲名狼藉之時，以罕見的沉靜獨立的心態挖掘和發揚孔學的優良傳統”，這在後來形成了新儒學。所謂“新儒學”是指：“在辛亥、五四以來的20世紀的中國現實和學術土壤上，強調繼承、發揚孔孟程朱陸王，以之為中國儒學或中國思想的根本精神，並以它為主體來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學'）和西方哲學（如柏格森、羅素、懷特海等人）以尋求當代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現實出路。”張歆海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基本屬於現代新儒學的範疇，貫穿於他著作中的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是：中國文化中的道義因素具有永久價值。

中國文化在世界、歷史中綿延五千年而不絕，它究竟有哪些不同於西方的主要特點，這是張歆海一直思考的問題。在他看來，中國文化的最主要特徵是強調道義因素的作用。中國文化能夠長久地生存下來有以下兩方面原因：1．在中國社會有著產生過巨大凝聚力的深厚統一意識。其他民族一般都是通過政治的方式來創造統一，而在中國則完全是文化的統一體或是一種意識的統一體。2．中國的文化不僅建立在一系列的道義價值上，而且就是它們的化身。

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的是道義的主導作用，所以道義與政治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張歆海在研究中國早期思想時看到了這一點。為了獲得好的、有效的政府，統治者必須在所有的時候都是道德行為的典範，他必須是一個無懈可擊的道義人物形象，他是天的代表，天地間的必要聯繫。老子有段話說明了這一點：“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對君主的要求很高，正所謂“修身，則立道；尊賢，則不惑。”

如何看待上述特點，從不同的角度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張歆海更多的是側重於繼承和發揚中國文化中優良傳統的一面。他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有一些真正偉大的思想：首先，非常清楚的一點是，人民和他們的幸福必須在帝國中保持首要和根本的考慮，整個社會正是為此而存在著。其次，由於人民的絕對必要性，只要統治者表明他自己不能作為人民的公僕發揮自己的作用時，那麼人民有責任把他趕下台。第三，唯一能夠證明一個君主能繼承統治的是他的德行。第四，通過運用武力和實力不能使國家或共同體達到統一。

中國傳統文化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智慧的積累，作為一種倫理型的文化，其中滲透著道義的精神力量，澆鑄著人們的高尚品德，張歆海對此是予以充分肯定的。

張歆海也認識到傳統文化有不足的一面，他在1958年出版的《四海之內》一書中就明確指出：“中國社會沒有能夠建立起它內部的應變能力。”

“在中國，人們試圖讓社會永遠忠實於道德，但這種努力並不是永遠成功的。”但張歆海所強調的是，在中國社會中“目標一直存在，在社會事務的最後裁決中，很大程度上養成了更多的是道義說服的習慣，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強制行為。……這是一個獨特的文化，其政治行為不是自我擴張，而是道義情感的表達。”

張歆海與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相比，在對待文化的態度上有兩個根本的不同：1．五四知識份子對中國傳統文化採取的是較為徹底的否定態度；張歆海則主張繼承和發揚中國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他看到了傳統文化中的重大缺陷，但並未因此而否定傳統文化。2．五四知識份子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是截然對立的，所以才有“全盤西化論”的出現；張歆海則主張在保持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根本價值觀念和理想的同時，努力引進西方的“民主”和“科學”。

在對傳統文化的思索中，張歆海比五四時代的知識份子畢竟是前進了一大步。五四時期人民對西方文化過於尊崇，對傳統文化過於貶斥。而包括張歆海在內的五四以後一代知識份子，對傳統文化採取的是更為理智的態度，對西方文化的認識也更為客觀。他們認識到，文明的生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今天的發展必須以過去的傳統為基礎，此外，西方文化中缺少道義原則的意識，這是當代西方文化的偏失，而這些道義原則正是中華文化中的精華。

應該指出的是，張歆海所推崇的道義原則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合理因素的精神遺產，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中，儒家的人道精神、人格理想等，是起過進步作用的傳統。他認為，不僅中國應該保持和發揚，同時希望它能夠對整個人類有所貢獻。尤其是儒家“和諧社會”的理想，有著啟發人類良知、促使人們不斷進取的積極一面。

然而，“歷史向來是在悲劇性的二律背反中進行的，文明進步要付出道德的代價”。科技、制度、風俗習慣的漸次變遷，必然會伴隨精神價值方面的相應突破。如何求取“返本”與“開新”的統一，是張歆海與現代新儒學都沒能解決的問題。

張歆海在對傳統文化的總結中，融進了自己的理想成份。但他並非迂腐的飽學之士，而有著積極的參與意識。探索中國文化本身並非意義所在，目的是要從各個不同側面為中國社會尋求出路。張歆海沒有停留在對文化的靜態估價上，而是從中西文化比較出發，將目光轉向戰爭與和平、中美關係等現代國際關係中的重大問題。

（二）“四海之內皆兄弟”--儒家學者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回答。

在當今世界，戰爭與和平問題最為人們所關注，它關係到人類的共同前途和命運，因此也成為國際關係學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在這方面，西方著述頗多，其中最有實際影響的是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理論，由權力、國家利益等基本概念出發，解釋戰爭與和平。張歆海則是通過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從道義原則這個側面，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了具有儒家思想特點的回答。

張歆海的主要觀點是，中國文化中的道義原則對世界和平是有積極意義的。張歆海在對歐洲歷史上的戰爭次數進行了統計研究之後指出，歐洲2000多年歷史中，戰爭似乎是不斷的和一再發生的現象。比起戰爭年代，和平的歲月實際是很少的，

戰爭變成生活中更為正式的形式。

與西方歷史相比，“中國歷史上的約3000年間，戰爭年的百分比比歐洲任何國家的紀錄都低。中國人民相應地比歐洲人民享受了長得多的和平時期。”張歆海認為這是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義因素在起作用。他的中心思想是：和平問題是所有問題中最神聖的問題，而和平問題的根本又是道義與政治的關係問題，“除非政治對道義負有責任，否則沒有和平。”

他在研究和比較之後發現，中國傳統思想與古希臘政治思想有著不尋常的相似之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把國家視為個人的延伸，一個好的、繁榮的國家裡，個人或至少是人們當中的那部分好的個人，發展實現了一個較高的道義目的。因此，國家從未被視為與個人相分離的實體，但是人與人的聯繫是培養道義目的的基礎。”這兩種思想的區別是在實踐上，“古希臘思想沒有機會也沒有足夠長的時間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實行和起作用，與此同時，儒家學說在中國社會和政治組織的演變中獲得了成功。”

個人思想

張歆海深切感到，在西方世界道義的敏感性和感覺被許多世紀以來的教訓所削弱了，即把物質置於道義力量之上，侵略置於緩和、抑制之上，佔領置於謙卑、仁愛之上。長久以來西方人的意識被獲得物質的希望所統治著。他承認經濟因素的重要，但認為僅有它是不夠的。“人的經濟生活是一個巨大的現實，然而僅有經濟需求這個基礎是不能為人們所滿足的。把生活集中放在物質水準上就獲得了對生活的充分解釋，這是令人懷疑的。”

在張歆海看來，孔子對共同人性的強調在今天是有重要價值的，當前世界與兩千年前中國的戰國時期十分相像，既然孔子的統一原則成功地創造了一個聯合的帝國，那麼相似的原則能否為今天的世界創造和諧呢？他強調，重要的是孔子沒有試圖通過任何形式、體系或政府機器來創造這個統一體，而是貫穿文化與道義的領導。

張歆海又以道義的因素來解釋戰爭，並在道義原則中尋求戰爭與和平的出路。他試圖通過強調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根本的道義原則，在人們頭腦中樹立起維護和平的責任感，以達到“大同世界”的實現，表現出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但他未能擺脫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一方面他不能無視中國落後這個現實，而是清醒地指出，在當今世界“把中國這個獨特的文化奉為學習的榜樣是既不實際又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卻又在尋找一個失落的文化世界，確信中國文化中的道義原則“對於我們今天的世界是有影響的。我們面前的任務十分清楚：使道義的影響勝過一切。”

應該指出的是，1．張歆海所極力否定的權力，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概念，但在當今現實世界中，政治與權力脫離是無法想像的。2．如果脫離經濟發展階段以及在這個現實上建立起來的特定倫理道德，一切都只能是烏托邦式的理想而已。但不能否認，張歆海給予了我們一些重要的啟示，一是道義原則是國際關係現實中不可缺少但又常常為人們所忽視的一個因素；二是如何汲取中華文化中的精華為當今的世界提供有益的借鑒。

（三）從文化與歷史的深度看中美關係--觀察國際關係的新視角。

作為一位旅居美國的中國人，張歆海對中美關係極為關注。在50、60年代中美關係最為困難的年代里，人們並不對中美關係的前景抱多少樂觀的態度，而張歆海能夠從歷史和文化的深度來看待中美關係，對它的改善充滿了信心。

1．從世界和平與人類共同利益出發，指出中美之間的良好關係是必不可少的。

張歆海沒有把中美關係僅僅視為中美兩國之間的事，而是把它看成與世界和平及人類共同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他說：“中美兩國之間的友好感情確實是必不可少的，沒有它世界不會有和平。”為了兩國人民的利益，為了人類的利益，必須在關係進入不可預測的災難前，“下決心打破僵局。”

2．從文化、歷史角度來看待新中國，提出中國與西方相互理解的必要性。

“在1949年革命后懷有敵意地與世隔絕的年代里，許多西方人既不相信又害怕中國。”對於西方人來說，中國是“神秘的、鬱積著悶火的紅色東方巨人。”

張歆海感到，西方人對中國人民及他們的心理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而很大程度上，中國與西方世界不正常的國際關係是錯誤地理解歷史和心理的結果。

那麼該如何理解中國呢？張歆海早在50年代就已指出，“只能通過耐心的研究和分析，從中國人發展的歷史中去獲得。”

西方人為什麼要反對中國？僅僅因為它是共產黨領導的嗎？張歆海得到的答案是：西方人不願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似乎強大的中國會傷害他們。這是西方人不了解中國歷史造成的。費子智關於“中國歷史記載著文化的擴張而不是軍事佔領”的觀察是完全正確的，“這不是從某個歷史時期而是縱觀國家悠久歷史得出來的。並不是說軍事力量不起作用，而是意味著主要強調文化和道義的說服力。”

對於中國大陸所發生的變化，張歆海指出，由於中華文明有強大的生命力，所以“不論共產黨在中國做了些什麼，或近些年將做些什麼，都不會損害他的人民的性格特點。這僅僅是歷史上的一個運動，沒有理由相信它會改變一個民族的精華結構。”張歆海並不信奉共產主義，但他能夠客觀地看待中國共產黨給中國大陸所帶來的深刻變化。他指出，新政權“儘管有許多缺點，但它為廣大人民做了許多事，與被它推翻的腐敗、不稱職的政權形成對比。”只有到了現在，“中國也許可以被稱為尋找到了擺脫民族危機的道路。這個危機從1839年鴉片戰爭開始，受壓抑的氣氛十分濃重，至今才消失。”這種心理上的變化是巨大的。只有經歷過舊中國、深諳中國人民在動湯的年代里所受苦難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到中國大陸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3．對美國對華政策提出批評和建議。

張歆海批評美國對華政策過於著重眼前利益，沒有從長遠著眼。“為了他們自己的好處，他們太實際了，他們所感興趣的是燃眉之急的事，結果對所面臨的事，比如它是如何產生的、是什麼性質、什麼是最好的解決辦法等一點也不了解。”他們把中國視為令人擔憂和不安的根源，認為它的崛起會打破世界均勢，危害美國利益，因此要遏制中國共產黨。美國對亞洲其他部分的政策也“取決於對中國的態度”。“這是一個目光短淺的政策。”

張歆海深信，只要美國調整政策，中美關係是可以改善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中美兩國人民有著友好關係的歷史；第二，兩國人民有許多相似之處。都具有一種相同的、長期積累和形成的精神氣質（Saving Quality)，它使兩國人民都具有寬宏、開朗、坦誠和樂觀的性格，這是兩國人民相互理解的關鍵；第三，中美兩國有著共同的利益，“美國在為和平而努力，同樣中國也希望和平，而且也必須為和平而努力，她巨大的現代化和工業化計劃如果沒有和平是無法實行的。”最後，共產主義將不再是鐵板一塊。50年代後半期，張歆海預見到中蘇遲早要分開，60年代中期，他清楚地意識到“所有仇視共產主義中國的談論都是一種託詞和表面的東西了，關於兩大集團、自由世界和共產主義集團的談論已經變得不再那麼尖銳，共產主義的鐵板已經破裂。”

因此，為改善關係，美國方面進行一些根本的調整是必要的：一要長遠著眼，“如果雙方把他們的思想脫開眼前利益的限制，用同情和理解來看待將來，方法還是有的。”二要承認新中國這個現實，中國革命“事實上是一次'歷史運動'，任何事物都無法阻止它的發生。”三要理智從事，“中國問題恐怕已超出了理智的範圍，到了感情範疇，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把它帶回到理智能夠起作用的地方。”

張歆海還提出了幾項具體的政策建議：（1）美國停止敵對中國的政策；（2）解決台灣問題，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在中印邊界問題上起積極作用；（4）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通過長期貸款和技術諮詢方式來幫助中國的現代化。

張歆海滿懷信心地指出，“黑暗是暫時的，我願預言，目前的對抗終將讓位於雙方的調解政策。”歷史驗證了他的預言。

張歆海關於中美關係方面的思想是客觀的，符合國際關係的現實及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體現著一種現實主義的哲學態度。他的許多具體的政策建議在當時似乎是無法想像的，而今天都已成為現實。他從文明、歷史的角度提出了理性和相互理解的必要性，儘管還有不夠嚴密、系統之處，但他所提供的觀察國際關係的方法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結論，是可以給予我們許多借鑒的。

四

近代以來，幾代知識份子、外交官對中西文化迎面相撞后給中國文化帶來的困惑這個百年大課題進行了艱苦的探索，但至今仍未獲得最終答案。然而，從上個世紀的“保教派”、“國粹派”到五四時期的“西化派”，直至本世紀中葉出現的“現代新儒學”，人們對中外文化的認識畢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張歆海的答案中，我們可以獲得多方面的啟示：

首先，現代新儒學體現了對傳統文化在更高層次上的價值回歸。

存在於人們深層意識之中的傳統文化並非通過人類的主觀意志便能否定掉的，直到今天它仍在影響著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客觀事實，所以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是知識份子所必須回答的問題。然而，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為防止文化失范而求助於傳統、為現代化的政治新生又須拋棄傳統”，是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特有的二律背反現象。在歷史與未來的夾縫中，包括張歆海在內的現代新儒學艱難地尋求著傳統與現代化的統一，在對上一代知識份子反傳統的理性批判基礎上，他們在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觀上找到了自己的理想支點，即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保存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

尋求傳統與現代化的統一，其意義並不局限在傳統文化本身有多少“優秀成份”，還在於為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找到支撐點。現代新儒學比前幾代中國知識份子選擇的範圍要廣闊得多，確切地說，他們的選擇是一種更新、更高層次上的價值回歸。這也是五四反傳統思潮之後的一種歷史必然。

其次，張歆海的思想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現代新儒學對國際關係的看法和觀點。

張歆海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對傳統文化的估價與國際關係中的重大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一方面，其思想深深植根於儒家傳統思想，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世界眼光和面臨國際關係重大問題的現實感和責任感。

張歆海與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有一個共同之處，即：中國文化是他們的思想根基。寓居海外的張歆海，在政治上沒有任何依靠，他對國民黨失去了信心，同時與新中國又無直接聯繫，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實際上被流放的人”，他精神上的主要依託是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和研究並不僅僅是由於遠離母國而萌生的對母國文化的強烈認同感，還有更多的責任感。另外，早年留學美國學習過西方文化及後來長年居住美國的經歷，使他多少能超脫本民族文化的局限，具有更開闊

與現代新儒學代表人物的不同之處在於，張歆海並非哲學家和思想家，其論述也有欠周密和嚴謹之處。然而，他的特點是不滿足於僅僅停留在理論研究和宣傳上，而勇於把理論引入國際關係的實踐中去。

用現代新儒學觀點來分析國際關係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1．任何一個國家對於國際關係的看法都不免會帶有民族政治文化的色彩。現代新儒學繼承了儒家文化的傳統，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國文化的一種代表，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新儒學對國際關係的看法和觀點體現了現代國際關係研究中來自中國文化的聲音。對這些思想進行研究，有助於我們對自身的認識。2．無論儒家思想本身帶有多少理想主義的色彩，張歆海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考察國際事務的一種方法，並且，歷史發展印證了他由此方法而推出的許多結論。

如何在中國傳統與世界之間尋找結合點，張歆海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通過對戰爭與和平等重大問題的分析，從更為深遠的意義上預見到了中國文化在世界未來的價值。如湯因比所指出：“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人口，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認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作用，其理由就在這裡。”

最後，從中美關係的背景中看，張歆海的思想主張體現了一代知識份子的執著努力和獨立人格。

人們看待事物難免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張歆海不附和美國國內當時的反共反華潮流，努力擺脫政治氛圍給人們認識上造成的束縛，獨立思考並勇於發表自己的觀點。他對中美關係的許多預見，不僅需要有一定的洞察力，還要有足夠的勇氣。在費正清沉默的年代里、在好友斯諾不得已移居瑞士之時，張歆海就已開始著書發表自己的見解。

張歆海的思想有很超脫的一面，他把中國的前途與人類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用開放的視野來比較中外文化，不僅探尋它們的差異，也尋找它們的結合點；他不贊成共產主義，但能客觀地看待新中國。他深深懂得學者的價值，他說，在中國歷史上“學者受到尊重並非因為他有更多的知識，而是因為從那些知識出發，他發展了堅強的個性及對他所認為適當、正確的事務的堅定不移的忠誠，他堅持他的信念而不顧後果是什麼。”張歆海正是這樣做的。

綜上所述，張歆海在50至70年代初的活動和思想，其目的可以歸為兩點：1．推進中美兩大民族的融合；2．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他的“努力是公正的，也是坦誠的，某種程度上顯然是痛苦的”在他的後半生中，他一直在為中國文化這個“既世俗又超脫”的百年課題尋求著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