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菊

余家菊，字景陶，又字子淵，湖北黃陂研子崗大余灣人。國家主義教育學派的著名教育思想家，著名教授。

余家菊從1922年起，開始研究國家主義教育，並撰寫文章宣傳國家主義教育，成為國家主義學說的代表人物。

7歲起受家塾教育，宣統元年(1909年)考入道明高等小學。1912年就讀於文華書院，後轉中華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中華大學哲學門，曾參加惲代英創辦的互助社。1918年畢業留校參與創辦附屬中學，任學監。次年經王光祈介紹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並常為該會刊物《少年中國》、《少年世界》撰稿。1920年初肄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堂教育研究科，8月到長沙第一師範任教。次年3月執教河南第一師範，為省教育廳編輯。1922年2月赴英國留學，先後在倫敦大學、愛丁堡大學攻讀哲學、心理學、教育哲學。留學期間在法國結識曾琦、李璜等，並與李將各自所寫同類文章合編寄回國出版，書名《國家主義的教育》。1923年曾琦等在巴黎創建中國青年黨(1929年以前稱國家主義青年團)，余與曾在一些問題上觀點不一，“不願捲入黨爭”，沒有參加。

1924年3月回國任國立武昌師範大學(后改為武昌大學)哲教系主任，10月與曾琦等創辦《醒獅周報》鼓吹國家主義，正式表明反共，因此與校內李漢俊等師生的矛盾日趨尖銳，正如其自述：“乃大反素願而牽入政爭漩渦”。嗣後又因學校改制問題與校方意見不合，乃於次年赴滬任中華書局編審，8月任東南大學教授。是年夏，少年中國學會年會期間，會員中國家主義派與共產主義派決裂，陳啟天、左舜生等加入中國青年黨。曾琦、李璜動員余參加，余在反共及國家主義思想上雖與曾等完全一致，但在性格、作風及對其他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則多有不同，乃拒絕參加。后經李璜等反覆勸說，延至秋季才在入黨申請表上附註“思想不受干涉”及組織對其個人“發布命令須先徵得本人同意”兩個條件而加盟。同時對自身規定“不親近黨權”、“不組織派系”和“不依黨為生”3個原則。

1926年8月武昌大學師範學院聘余家菊為院長，時北伐革命軍勢如破竹直逼武昌，余不敢到任。同時因其看到以黃埔軍校的共產黨學員為中堅的北伐革命軍所向披靡，認為“武人亂國，文人不足以救國”，乃決心培養“新武人”。於是接受孫傳芳的聘請任金陵軍官學校總教授(後任監督)。1928年任《東三省民報》編輯，次年任馮庸大學教授。1930年在天津創辦健行中學，並在北平中國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授課。1932年一度任上海《申江日報》編輯並為中華書局編書。時青年黨處境窘迫，余與左舜生乃策動改走“促進憲政之路”，逐漸為國民黨所接受。1934年從北方遷家武漢，向當局表示“改弦易轍”。1936年被任命為湖北省政府公報室(后改名編譯室)主任，並第一次被蔣介石召見。七七事變后，辭去編譯室主任職到河南大學任教育系主任。此時青年黨與國民黨接觸頻繁，至1938年，後者即宣稱兩黨“親善至極，融為一體”，余也由當年起連續4屆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並成為青年黨主要領導之一。1945年與左舜生等代表青年黨與國民黨談判，最終實現合作，條件為：青年黨“對國民黨乃作善意批評”、派黨員參加政府、接受國民黨財政支持。1946年余作為青年黨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11月當選制憲國大代表，次年4月任國民政府委員。1948年當選行憲國大代表，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是年秋逼蔣介石下野呼聲日高，余在青年黨內力主“保蔣”遭反對，知事已不可收拾，乃攜眷由寧回漢口謀保全身家之計。次年5月南去廣州，6月到重慶，寄寓旅舍，萬念俱灰。重慶解放，又倉皇奔成都，12月初才經海南島飛台灣。早在1944年余便對

其同道說：“中華民國無希望，中國青年黨無希望，不過我總是跟著拖，拖到底。”可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余在抗戰勝利后開始研究佛學，每日誦經不輟；晚年信奉天主教，去世前受洗。畢生勤勉筆耕，為國家主義主要理論家之一，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曾下功夫研究。著作頗豐，主要有：《國家主義概論》、《中國教育史要》、《孔子教育學說》、《孟子教育學說》、《荀子教育學說》、《陸象山教育學說》、《教育與人生》、《人生對話》、《中國倫理思想》、《大學通解》、《余家菊先生回憶錄》等。2006年8月17日至20日在武漢召開“余家菊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華中師範大學於2007年出版《余家菊與近代中國》一書，為目前大陸余家菊研究的最前沿。

華中師範大學設有餘家菊之子台灣著名教育家、台灣原“中央大學”校長余傳韜先生捐助的“余家菊獎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