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

左舜生(1893年--1969年)，譜名學訓，字舜生，別號仲平，湖南長沙人。為青年黨骨幹人物。1913年入上海震旦大學法文系。1919年7月，與曾琦、惲代英、毛澤東、張國燾、李大釗、張聞天、鄧中夏、李璜、何魯之、余家菊、陳啟天、黃日葵、劉仁靜、段錫朋、羅家倫、易家鉞、易嶷之、熊夢飛、田漢、沈澤民、何公敢等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並任《少年中國》主編；後任該會執行部主任。1920年任中華書局編譯所新書部主任。1923年，與曾琦、李璜等發起組織中國青年黨，1924年任中國青年黨黨刊《醒獅周報》總經理。"九一八"事變后，再創《民聲周刊》，鼓吹抗戰。后在中央政治學校任教，發行《國論月刊》，併當選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47年任行政院農林部長。

1949年赴台。后移居香港，任教於新亞書院。1969年返台，促成青年黨團結后返港。旋病逝台灣。終年76歲。

左舜生於1914年，在其長兄的資助下入上海震旦大學，與曾琦、李璜分在同一宿舍，由此奠定了“曾、左、李”三人事業和生活的終生友誼。1919年初，他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同年10月，在王光祈出國留學后，他繼任學會執行部主任，並主編《少年中國》月刊，負責聯絡散居於國內各地和國外的一百多位會友，安排會友的往來、通信、匯款、會務及著作出版等事。在少年中國學會的歷練，成為其一生政黨活動的牛刀初試。

少年中國學會分裂后，曾琦、李璜等人於1923年在法國巴黎成立中國青年黨，提倡並信服國家主義。1925年春，左舜生加入中國青年黨，1935年任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與曾琦、李璜並稱中國青年黨三巨頭。

左舜生對政治形勢極為關注，並常在各大報刊發表時評，聲名鵲起，逐漸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1933年到1934年之交，蔣介石兩次託人帶話給左舜生，希望能與他面談。1934年5月，蔣在杭州給他發電報，約他暑假到廬山見面。

為了應對與蔣介石的談話，左舜生認為在抗日的大背景下，青年黨必然要與國民黨合作，但必須堅持三條原則：一、青年黨信仰國家主義，愛國第一，主張民主憲政、政黨政治、議會政治，這個基本立場，不容動搖。二、左本人是一個書局的編輯員，同時在大學教書，對實際政治無經驗，也無興趣，假定蔣先生要我擔任什麼純政治性的工作，我只能婉謝，這是我的身份，必須保持。三、聽說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也很多，如果我們真要走上與國民黨合作的路子，我主張只能以整個國民黨為對象，決不參加他們派系的角逐，以避免無謂的糾紛。他把自己的這個三原則概括為三句話，即團體不失立場、個人不失身份、不參加國民黨內的派系角逐。這個觀點也得到了曾琦的認可。

1934年7月，左舜生在廬山和蔣介石見面，先後會談兩次。蔣意猶未盡，請左隨時通信。這是除了共產黨之外，蔣與另一黨派要員會晤的較早記錄。左舜生對當時的蔣印象很好，認為蔣是“當前一位了不起的人物”。1938年初，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雖有抗日的言辭，更有加強專制的反動政策。當時，各團體多對此加以抨擊。左舜生卻以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的身份，於1938年4月21日致信蔣介石，表示對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以極端之善意迎之”。此舉被蔣讚許為“思深慮遠，至切欽佩”。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黨成立了國民參政會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構，並把各黨派領袖和各界社會名流悉數網羅進來。左舜生自始至終參與其事，開大會時擔任大會主席團主席，休會時任駐會委員。他也積極參與、推動了抗戰中期和後期的兩次聲勢浩大的民主憲政運動。參政會的這一經歷使他認識到“民主政治在中國之實現，不僅確有可能，而且實實在在有其必要”。

為了於國共兩黨外形成一種制衡力量，進而組建一具有較大規模的大黨，青年黨與國家社會黨、第三黨、救國會等於1941年3月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黃炎培任主席，左舜生擔任秘書長直至青年黨退出民盟。這期間他長期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民盟的重要文件大多出自左舜生之手。1945年7月，左舜生還以民盟代理主席身份與黃炎培、傅斯年等5名參議員一同訪問延安。左舜生等人受到了熱烈歡迎並多次會談外，還與曾同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毛澤東、張聞天進行了單獨會談，加深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了解。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青年黨由中間黨派迅速轉變為國民黨政權的追隨者。它從民盟中分離出來，單獨作為一個黨派參加了1946年1月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內戰爆發后，國民黨宣布召開其一黨包辦的制憲“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對這種徹底撕毀政協決議的行徑堅決反對，拒不參加會議。左舜生卻於11月16日以青年黨宣傳部長身份向國民黨提出了本黨參加“國大”的代表名單，使該黨完全成為國民黨獨裁、內戰的御用工具。

1947年4月，青年黨與國民黨、民社黨共同簽訂《國民政府改組后施政方針》，組成所謂三黨聯合政府。左舜生出任國民政府政務委員兼農林部長。他認為，農林水利事業是國家的基礎和命脈，地位非常重要，同時，是一個純技術部門，人員必然要有專門的學識、經驗，易於人事安排。基於這兩點，他願意出任農林部長，為中國農業現代化有所作為。

左舜生於1947年5月出任農林部長，至1949年3月因行政院總辭職離任，時間將近兩年。任職期間，他深知自己的花瓶地位，對人事處理較為圓滑。他對部中原國民黨籍的官員全部加以任用，而對青年黨中想藉機到農林部做官的人曉以用人不徇私情的道理。1948年，部中三位國民黨籍的單位主管因舞弊被揭發，左舜生卻加以掩蓋，未加處理。

他把全部精力放在農業上，力爭有所成就。他制訂全國性糧食增產和民生必需品的增產改進計劃，開展土壤與肥料的研究、建立造林實驗區和水產研究所。還到全國各地進行實地考察調研。左舜生的作為博得了蔣介石“立身無改儒素、愛國出乎至誠”的稱譽。

1949年4月，左舜生攜家人赴台灣，9月去香港定居。儘管退到台灣的中國青年黨依然奉他為黨魁，但左舜生不再涉足青年黨的黨務，其政治生涯基本結束。

左舜生治史受梁啟超和章太炎的影響較大。左舜生在求學時期就認真搜羅閱讀過梁啟超的著作，他稱讚梁啟超說：“梁任公為現代中國做啟蒙運動最努力的一人，他治學重點關於史學的一面，更為我所私淑。”後來他回憶說：“在最近三十年去世的有名人物中，令我至今感念不忘，好像他們依然活著，而我對其驟然死去乃抱著莫大的遺憾，在我的前輩中，則以梁任公先生首屈一指。”章太炎的治學精神和治史態度對左舜生的影響匪淺。兩人曾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交往了兩年多的時間。章太炎建議左舜生看陳壽《三國志》中之裴松之注，說“此書簡練謹嚴，如能同時細看裴注，則可悟古人運用史料之法”。對此，左舜生說：“余於此書曾翻閱三四遍，得先生之力為多也。”左舜生畢生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就以重視中國近代史而著稱，並有許多研究成果問世，如《近代中英外交關係小史》《近代中日外交關係小史》《辛亥革命小史》《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及續編等。陳啟天認為：“這幾種書的出版，確立了先生終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基礎，也引起了我國學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興趣。”世人也認可“左舜生為近六十年來，注意研究中國近代史三五先驅之一。與李劍農、蔣廷黻齊名，而各有樹立”的評價。

國民黨敗逃台灣后，左舜生遠離政治，選擇在香港定居，以講學為生，先後在新亞書院、珠海書院、清華書院、華僑書院等大專院校任教，主講史學、中國近代史等課程。

左舜生對中國近現代史料至為嫻熟，一方面他曾長期在中華書局做編輯，接觸了許多史料，另一方面以左當年活躍在中國政壇，相識遍天下的豐富人生經歷，近六十年來中國歷史重大事件之發展變遷和歷史人物的為人、學問、掌故，他或參與其事，或熟知內情，對史料了解甚多。阮毅成說：“左先生對史料的搜集很勤，分析很明，立論更是很公正。我常懷疑許多史料的正確性，尤其是若干史話，得之於輾轉流傳，未盡可靠，而左先生卻常給我一些批判，說何者應該是真的，何者應該是假的。凡他所說，他皆有堅強的立論根據。我不得不推崇他的博識與他的能信其所信。”

左舜生在大學講授歷史時，往往由於親臨其境而激情與理性並存。他的學生回憶，左先生授課，徐速有節，井井有條，而不用看講義，尤於近代史一課，至為生動，每論人議事，皆如親歷其境，如數家珍。說到激動處，每每語調突變，聲容俱動，白眉略蹙，手指作勢，或“掩卷長嘆”，或“撫胸長笑”。有時興猶未盡，便在課後，約一二同學到附近茶社，“一杯在手，一根香煙，便繼續他的談話……”學生則如沐春風，心嚮往之。

左氏的史學觀受其多年從政經歷影響，並帶有書生意氣，形成對歷史的感性認知是其學術特點。例如對於“五四運動”，他認為：“五四”決不反對歷史的回顧，但著眼在舊文化價值的重估，其精神是進取的，決不是保守的，其目的在提煉舊的在新的中間去找位置，絕不在歪曲或貶損新的在舊的中間去求附會。不只“中體西用”之說與“五四精神”不能相容，即“中國本位”之說，也與“五四精神”格格不入。

左舜生很重視對日本歷史的研究。他對友人說：“我是一個對日本抱有深憂切慮的人，雖及我之身，難有切實貢獻，總希望把我所能見到的告訴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如不能妥為應付，則在亞洲終為中國患者仍為日本。”基於這樣的認識，左舜生很早就注意研究日本歷史。上世紀二十年代寫有《中日外交關係小史》一書外，還發表《二十一條交涉始末》《最近五十四年間中日交涉大事年表》等文章，開其日本研究之先河。晚年又多次到日本實地考察，加深對日本的了解。

左舜生研究中國近現代史長達四十多年，出版了許多史學著作，有《中國現代名人軼事》《近三十年見聞雜記》《中國近代史四講》《萬竹樓隨筆》《中國近代史話》初集二集、《文史史話及批評》《黃興評傳》等。未輯成冊的有《宋教仁評傳》《梁啟超的生平及其思想與著作》。這其中《萬竹樓隨筆》曾四次印刷，暢銷一時。

左舜生的同學、同黨李璜評價左是“書生略帶名士派”。左舜生“一生好人名山游”。在上海生活時，每逢假日，他都要拉著好友去游上海附近的名山勝水，或去鄧尉觀海，或往嘉興游湖，或跑到焦山吃鰣魚，或游揚州瘦西湖平山堂。每次遊覽間或寫些小詩，大都沒有存稿，但有些清詞麗句，如游揚州，寫有“春盡江南又江北，我來猶見杜鵑紅”。也寫過一些新詩，其中《南京》一詩曾入選台灣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一書，詩是這樣寫的：“南京，我要和你小別了！我和你兩年多的戀愛，多謝你送給我許多自然的美，莫愁湖邊的柳，復城橋上的月，古道的台城，暮色的鐘山，柳啊！月啊！我願你永遠戀著你的湖，照著你的橋，我要和你小別了……”

晚年的左舜生喜歡三件事：買書、打麻將和認乾女兒。

左舜生在香港生活清苦，曾經開過一家“榮康商店”，買賣雜貨，維持生計。他還收藏有一些名人字畫和珍本書籍，都視為珍寶。有一次，他拿出一套印刷精美的線裝書《太白全集》，對朋友說：“假如有一天經濟拮据，我也會忍痛割愛。”又指著牆上徐悲鴻的畫作《奔馬》說：“徐悲鴻的畫作近年已不多見，人人視如珍寶。假如有人願出港幣五千元，我也出讓了。你替我留意看有誰欣賞此畫吧！”在生活困難時，他往往賣書為生。但當口袋中有錢時，經過書店，他卻又欣然購進許多新書。

蝸居一隅，憂時憤俗；去國懷鄉，窮途末路，左舜生心中的煩惱和感傷不言而喻。因此，他十分熱衷方城之戲，藉此“忘掉一切”，麻醉自己。他住在九龍時，一旦牌癮發作，居然肯渡海前去香港島找人打牌。平時打牌，通宵達旦更是常事。加之年事已高，弄得他面黃肌瘦。有時過於投入，竟會耽誤他寫那些約稿文章。一些朋友好心勸他，他卻說：“像是沒聽於右老說過嗎？倘若人人把精力放在麻將上，天下也就太平了！”他依然樂此不疲。

左舜生的父親左莘農是一位舉人，當時小有名氣，所謂“長沙左莘農，善化楊墨農”。據左舜生回憶，其父對男女生活“相當浪漫”，但左母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偶有小小暗鬥，卻從未擴大到不可收拾”。左舜生成名后，也繼承了其父浪漫的基因。他喜歡女色，喜歡談論女人，自己也直認不諱，自稱“好色而不淫”，是發乎情止乎理的類型，並聲言此乃名士應有之風流。1945年到延安訪問，他竟然在百忙中向周恩來提出安排時間訪問江青，適逢江青生病，他又提出去看望“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的丁玲。而沒有見到江青，更成為左舜生延安之行的“遺憾”。

定居香港后，左舜生更以認乾女兒著稱。左為表示此舉無他，經常請一些朋友去他家參加認乾女兒的儀式，並要乾女兒拜其妻黃竹生為乾媽。他所認的乾女兒都是年輕貌美的女子，不僅有中國女孩，還有外國姑娘。上世紀50年代，他奉蔣介石之命去日本搞“親善”外交，每有閑暇，即去看望一個在東京的乾女兒。

左舜生去世后，他手下的一些人把左認乾女兒解釋為“膝下寂寞”。當時，左有五子二女，除四子左宗明留在大陸外，其餘均生活在港台，來往極其方便，膝下並不寂寞。其實，左認乾女兒不過是其不可遏制的所謂名士風流罷了。

遙望故國家園，回首前塵往事，曾經的黨魁、學者、名士左舜生晚年把自己的憂傷感慨都寫進詩詞中：“軟水溫山、丹楓白露，海舟點點神州路，誰言遊子竟忘歸？歸帆總被秋風誤。濁酒休停，閑愁休訴，歡娛共把頹顏駐。從頭收拾好家居，思量未必他人錯。”將至生命的終點，左舜生才感悟到自己一生的道路也許走錯了。

著有《萬竹樓隨筆》、《近三十年見聞雜記》、《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論集》（陳正茂主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