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國學會

少年中國學會學會是由李大釗、王光祈、陳愚生、張尚齡、周太玄、曾琦、雷寶菁7人等人於1918年聯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籌備組織起來的。當時留日學生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全體回國，國內各學校學生請願受到反動軍閥壓迫而失敗，因此感到有組織一個帶學術性的政治團體之必要。這個學術性的政治團體定名為少年中國學會，於1918年6月30日開會籌建（後於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李大釗和王光祈是這個學會的發 起人。會員最後發展到108人，主要包括以下三種人：（一）嚮往俄國十月革命的一些人；（二）因反對日本侵佔山東而歸國的一部分留日學生；（三）從事愛國運動的國內各學校學生。毛澤東、惲代英、鄧中夏、楊賢江、高君宇、李達、黃日葵、繆伯英、蔡和森、趙世炎、張聞天、許德珩等進步學生都參加了這個組織，而且他們中的一部分還起到了重要的領導作用。這個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還有四條信約：（一）奮鬥；（二）實踐；（三）堅 忍；（四）儉樸。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納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為會員，即使已經做了會員出現上述情況，也要清退出會。學會出版了《少年中國》月刊，由李大釗任主編；還出版了《少年世界》，鄧中夏是主要負責人。這個學會分散在國內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參加五四運動，後來雖然因為會員的立場觀點不同走向分裂，但在當時對於五四運動起了很大的聯繫作用。北大校長蔡元培曾評價說：“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的言論，他的行動，都質實的很，沒有一點浮動與誇張的態度。”（見《蔡孑民先生言行錄》169頁）

這對於五四運動起到了幫助和推進的作用，同時也說明五四運動之所以能獲得鬥爭的勝利，是因為北京學生、全國青年以及社會各方面愛國人士的團結。由於這樣的廣泛的團結，才有力地打擊了兇惡的敵人北洋軍閥，贏得了勝利。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正式成立。並規定創辦機關刊物《少年中國》。李大釗繼續被舉為編輯主任。總會設於北京，並在會員較集中之南京、成都兩地設分會。根據李大釗等人提議，將學會宗旨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學會規約第三條規定學會信條："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少年中國》為月刊，每年出12期為一卷。少年中國北京總會負責編輯。李大釗、惲代英等曾在刊物發表過文章。留有學會發展和會員思想方面較為詳盡的資料和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運動的一些材料。1922年7月後曾休刊7個月。1924年5月停刊。共出4卷，48期（學會至1925年底因社員發生分化而停止活動，先後加入學會的有120餘人）。

少年中國學會籌備於1918年6月30日，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此時新文化運動早已結束，“五四”學生運動基本告一段落，“主義”的角逐與新生社團的大量出現成了那時節的社會生態。而新文化一代老師輩思想取向上的分歧也已經肇端於世。從人員的組成看，少年中國學會中既有原《新青年》編輯部老師輩中的李大釗，也有屬於學生輩的王光祈、鄧中夏、惲代英、黃日葵、徐彥之等。從地域上看，會員分佈在北京、成都、南京以及法國巴黎。這些也給學會本身的持續發展帶來了困難。

然而，時間上的“不利”，對後世的研究者來說，恰可能是一個契機。因為通過少年中國學會的個案，也可以看到在時局急驟變化之時，現代中國的青年知識人的思想變化以及他們如何在社會的影響之下做出個人不同的選擇。其實，這未始不是吳小龍研究少年中國學會的初衷。學術研究講的是“有學術的思想，有思想的學術”，從研究的選題上，已經能見出學者的眼光和學問的高下了。

田漢發表《第四階級的婦人運動》

1919年10月，田漢在《少年中國》第一卷上發表《第四階級的婦人運動》一文。文章說：

"婦女運動"可分出二種：男子的婦人運動是"婦人尊重"問題；女子的"婦人運動"是"婦人自覺"。婦人運動又可分"君主階級"、"貴族階級"、"中產階級"、"勞動階級"的四層。第三階級的婦人運動，不過說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男子參政、女子也要參政，男子受大學教育、女子也要一樣，不思最初女子何以屈服於男子而失去其地位的原因。

勞動階級的女子不能為自己到底是家庭里"父親的人"還是"丈夫的人"去爭論，她們唯一要求，是"勞動條件之改良"，因為勞動條件賃銀低、時間長，使女子無生活與受教育之餘裕，非改良勞動條件無以達他們"勤工儉學"的目的。

真正徹底的改革論者便是第四階級的婦人運動。此種運動者自覺女子原始地位是怎樣喪失的。

張聞天發表文章探討當前的離婚問題

1920年1月，張聞天在《少年中國》第一卷第八期上發表《離婚問題》。他詳細地考察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離婚率增長的現實后，以為造成離婚率上升的原因是：一、宗教的衰敗。二、個人主義精神的增加。三、婦女運動的興起婦女在經濟上、法律上、精神上的解放，使婦女也自成一階級而個人化，有時儼然為實用的個人主義者了。美國婦女解放的結果，不但對於道德上，社會上沒有絲毫的增進，反而比從前更為退步。四、近代工業主義 一 製造業 一 又是增進離婚的一大原因。五、同近代工業主義生長，是離婚增加的一個原因。六、結婚年齡的加高。七、法律的人民化隨了民主主義的制度成長，也是離婚的一個原因。八關於離婚法律寬弛的增加，和施行此法律寬弛的增加，也是一個重大原因。九。家庭是一個制度，同其他制度差不多沒有分別，所以家庭也時時刻刻的更變。

如何解決離婚問題，他認為：離婚問題的解決法，大旨可以分為形式的限制和根本的剷除。一、形式的限制只有藉助於法律。法律的限制有種種1、離婚與結婚法律的一致。2、離婚與結婚手續的鄭重。不是於法庭之外附設一個離婚審查處，便是另外設一個專管家庭關係的法庭。3、減少請求離婚的理由。4、離婚後再婚是互相因果的。至於有時法律不能成功的地方，公意或者能夠補其不足。二、根本的剷除是道德的教育。

無論感情如何，一對夫婦將白頭偕老，這是不道德的。

向警於發表文章談女子解放與改造

1920年5月26日，向警予在《少年中國》第二卷第二期上發表題為《女子解放與改造的商榷》的文章，針對當前婦女解放運動的方向在參政與爭取經濟獨立這兩點上的傾向，提出自己的看法說："我對於廣東女界要求參政權與分家權的運動，實在懷疑"。"但據我看來，代議制本是中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又成了無產階級的障礙，根本業已動搖，而況中國這種樣式的豬仔代議制，我們還願要求加入么?至於經濟獨立，為女子解放的唯一條件，但是經濟應該如何樣的獨立?要研究個適當的方法才是。我以為女子既是個人，即有消費，即當生產，為消費而生產，為生產而準備技能，組織團體，共同生活，實行互助"。

李大釗和王光祈是這個學會的發起人。會員最後發展到108人，主 要包括以下三種人：

（一）嚮往俄國十月革命的一些人；

（二）因反對日本侵佔山東而歸國的一部分留日學生，代表人物是曾琦；

少年中國學會

（一）奮鬥；

（二）實踐；

（三）堅忍；

（四）儉樸。

少徠年中國學會在成立一年之後，不但和別的社團聯合起來，形成了統一戰線，在任務和工作方面也漸漸地由朦朧而顯明，比先前更實際更具體。學會中的最高領導機構是評議會，李大釗、惲代英、楊賢江、黃日葵四位是評議員。少年中國學會的成員雖然相當複雜，思想也極不相同，但是在當時會員中有許多共產主義者，並且擔負著少年中國學會的領導任務.

少年中國學會內部因為政見不和開始出現分裂

1921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第二屆年會在南京召開。會議著重討論了學會的宗旨和主義問題。鄧中夏、高君宇等共產主義者在會上與右翼分子左舜生、陳啟天展開了面對面的爭辯，主張學會應確定社會主義方向，並成為思想行動一致的進步的政治團體。左舜生、陳啟天等反對學會規定主義，特別是反對規定社會主義，堅持學會只能從事改良主義的社會活動，反對學會進行政治革命。許多中間派會員也不主張學會規定主義，希望學會維持兼容並包的狀況，成為一個純學術團體。會議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表決，結果有17人同意學會應研究、確定主義。少年中國學會開始出現分裂的趨勢。

五四時期新知識界的社團都起於愛國或者救國，但是，說大部分的社團都是以富於民族主義性質的愛國或者救國為號召而組建，應該不會錯。少年中國學會也不例外。但與 國民雜誌社不同，它沒有一開始就以“行動”為目的，致力於國民運動，而是像新潮社一樣，將思想與學術作為自身努力的方向。正如作者指出的，“在‘少中’的活動構想中，學術研究的內容占著主要的位置”

矛盾也就在這裡。一方面是現實的愛國或救國，一方面是非現實的學術研究的訴求，彼此之間的層面交錯，已經為少年中國學會後來的分裂和解體埋下了引線。然而，內在的矛盾在籌備期只是潛伏在那裡，如果一下子就爆發出來，也不會有歷時七年的少年中國學會。這中間，籌備人的熱情、“少年中國”的理想是一個很好的柔順劑。而青年人之間的友情、鄉誼則是結社的粘合劑。左舜生後來回憶說：“在最初幾年‘少中’的會員間，實在沒有留下半點不良的印象，這與後來所過的黨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鉤心鬥角的把戲，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少年中國學會籌備初期所提出的學會宗旨充滿了理想主義。而學會的目標，用王光祈的話說，就是“集合全國青年，為中國創造新生命，為東亞辟一新紀元”

少年中國學會成員對此並非沒有自覺，相反努力在追求著這個境界。他們的理想中的學會是砥礪品德，研究學術的團體，而不是政黨性質的組織，就連少年中國學會中政治意識最強，後來成為青年黨黨魁的曾琦在1919年10月留法之前也發表公開信提醒同人要“嚴防政黨的利用”

少年中國學會解體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自身的思想差異，社會選擇的不同，也與外部環境的刺激有關，同時，會員所處的地理位置也決定了他們的行為取向。1925年少年中國學會最後一次南京年會的主席吳俊升後來感嘆說：“‘少中’原為一偏重友誼與學術的團體，但因為時代政治的衝擊而致解體”。晚年的方東美也在為少年中國學會內部因“政治信念”之爭，使“純粹學術問題，自由思想氣氛”完全喪失，以致“主張學術獨立與中立者回天無力”而嘆惜。實際上，1920年南京年會上，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楊賢江和方東美都注意到了社會變化給學會帶來的影響。方東美甚至發現地理位置對會員社會取向的影響。他指出：“北京會員多半因受惡勢力刺激太深，為保持人格，故力爭要規定共同主義”。的確，王光祈1920年即離開政治核心地帶的京城，遠赴德留學，這也是他能夠保持學會初期的理想和熱情的重要原因。因為在國內面對一個急驟變化的時代以及強烈的政治逼迫感，中國知識人內心深處經世致用的傳統很容易被激活。不僅學生輩，不少曾經致力于思想文化變革的老師輩們也走出了書齋，那些沒有走出去的，也彷彿把塔建在了十字路口。在這樣的情形下，王光祈一類的見解或行為往往被看作是一種缺乏勇氣，是一種知識人的“怯懦”，一種自絕於社會政治和民生的自我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