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德珩

許德珩的曾叔祖許振興，原是清朝的一名副舉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被派到廣西任候補知縣，頗不得志，於清咸豐年間，參加太平天國革命，天京奠都后，當了軍帥。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后，全家受到株連，隱姓埋名，遷居他鄉。祖父許殿勛，因受株連，不敢進取功名，而以行醫為業。及至同治年間，清政府追查太平天國官員漸松，他父親許鴻目盧才等得參加府試，中第一名，補為稟生，被人推薦到浙江紹興府當文案。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因同情徐錫麟、秋瑾革命事件，又被株連罷職，逃回故鄉，后入九江同文書院任教。

許德珩幼年聰穎，6歲隨長兄德琛在家館啟蒙。后入私塾，深得塾師劉暢春讚許。第一年讀完《三字經》《幼學瓊林》。第二年老師給他開講《詩經》《左傳》《四書》。以後又自學了《綱鑒易知錄》等。幾年私塾，給他打下了深厚的典經研讀基礎。父親從紹興回來，指導他讀《新民叢刊》，鄒容的《革命軍》，嚴復譯的《天演論》和梁啟超的文章，這些新書給他灌輸了民主革命思想，對他啟發很大。許德珩於光緒三十二年向在九江小學讀書的同學學會了英文字母。從十六歲起，到九江縣城向一位同文書院的畢業生學英文和數學。因無力在城裡食宿，只好每天徒步往返四十里，進城求學，風雨無阻，從不間斷，苦學兩年，奠定了後來進入中學的基礎，同時也鍛煉了體質和意志。

宣統元年（1909年），德珩考入九江中學堂（前身為濂溪書院）。這期間，頗受楊秉笙（地理教師）、王恆（圖畫教師）兩位曾留學日本的老師器重。經他們介紹，德珩參加了同盟會，剪去了長辮子，立志改革。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九江光復。許德珩以許礎的名字，投筆從戎，參加憲兵隊。李烈鈞任九江都督其間，他由當時憲兵司令、革命黨人廖伯琅推薦，在秘書處當秘書。次年，九江中學開學，他又到學校讀書。1913年，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國民黨人發動了“二次革命”，李烈鈞在湖口宣布獨立，任討袁總司令，併發布討袁檄文。德珩再次投筆從戎，第二次到李烈鈞部，參加湖口討袁之役。 1915年初，許德珩考入北京大學后，結識了李大釗、毛澤東等人，以李大釗介紹，他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並和鄧中夏等人組織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向人民群眾進行宣傳，以擴大新文化運動和愛國民主運動的影響。他是當時全國學生統一組織“學生救國會”創辦的《國民雜誌》負責人之一。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學生愛國運動。在五四運動中，許德珩是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他受北京學生聯合會的委託，起草了《北京學生界宣言》。

1920年，許德珩為繼續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赴法勤工儉學。德珩自1915年喪偶，便立志求學與學生運動，改字“楚僧”，以示無意續婚。一次，在與君展通信中，她把德珩署名“楚僧”的“僧”字圈掉，寫上“生”。改為“楚生”。表露了姑娘的愛慕之情，從此，他們友情進入愛情，在感情上深入一步。1924年夏，君展在法國里昂大學畢業，得到了碩士學位，入巴黎大學理科，並從居里夫人學習鐳學，他們才經常會面經過五年多時間的互相了解，在蔡元培的極力撮合之下，於1925年在巴黎中國飯店舉行婚禮。蔡元培贈十六字紅緞題詞：”愛結同心，互助互勵。學術事業，勤奮無已。 1927年春，許德珩夫婦受國內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的鼓舞，醞釀回國，后因勞君展正從居里夫人研究鐳學，於是決定德珩一人先行回國。回國后，他來到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擔任教官，講授唯物史觀和社會主義史。繼而應惲代英之邀到武漢，擔任武漢中央政治學校政治教官，武漢第四中山大學教授，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代主任。又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武漢分校政治教官。

大革命失敗后，許德珩於1927年9月初偕夫人君展離開武漢，到達上海，從事社會主義理論的翻譯工作。1931年，許德珩應北京大學之聘，赴北平任教，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他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5年，許德珩積極投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大規模的學生愛國運動。抗日戰爭期間，根據周恩來的建議，許德珩回原籍江西任江西抗敵後援會主任委員，動員抗戰，保衛家鄉。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重慶舉行成立大會，許德珩被選為九三學社理事長。

新中國成立以後，許德珩滿懷豪情地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他曾先後擔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水產部長。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常務委員，第四、五屆副主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我國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許德珩同中國共產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和宋慶齡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1979年，許德珩在89歲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90年2月8日，許德珩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100歲。

許德珩喜愛詩詞，精於書法，眷戀故土，熱愛家鄉，有求墨者，欣然允諾。

許德珩的女兒許鹿希就讀於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后在北大醫學院、北京醫學院、北京醫科大學工作，許德珩的女婿就是我國著名核武器專家、“兩彈元勛”鄧稼先院士。

在各個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中，許德珩先生是比較特殊的一位：從在北京大學讀書一直到1979年，他雖然身為無黨派人士或民主黨派領導人，都始終是一個新民主主義者。在各種形式的鬥爭中，許德珩先生都堅定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的一邊，而並非像其他民主人士一樣，希望在國共兩黨之間不偏不倚，走出一條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中間路線。

許德珩一生中與中國共產黨有著許多默契的合作。在九三學社成立之前，他以個人的名義積極和共產黨保持接觸：

1920年，許德珩赴法勤工儉學期間與中共旅歐支部的周恩來、徐特立等建立了聯繫；

1935年8月1日，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后，許德珩親自參加了“一二九”運動；

1936年秋，許德珩和夫人得知延安物資供應困難，即在北平買了布鞋、懷錶和火腿等，托中共地下黨員徐冰、張曉梅設法轉送給毛澤東；

1936年西安事變后，許德珩擁護中共中央的正確決策，進一步團結在中共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圍。

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數1945年重慶談判前毛澤東請許德珩及其夫人勞君展赴宴之事了。在許德珩的回憶錄中，他這樣記述到毛澤東曾經鼓勵他們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並說：“在毛主席的關懷鼓勵下，我們決心把民主科學座談會改組成一個永久性的組織。”與毛主席的這次談話可以說是九三學社得以成立的最直接的原因，甚至可以說是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九三學社成立以後，許德珩等學社領導人仍然堅持同中國共產黨保持一致，並逐漸開始以政治組織的名義公開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在其成立大會上，九三學社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張，基本精神與中共在戰後提出的“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精神是一致的；解放戰爭期間，九三學社對國民黨片面召開“國大”進行了旗幟鮮明的抵制；1947年2月21日，蔣介石強迫中共駐北平軍調部人員撤回延安時，刑西萍到許德珩寓介紹了九三學社今後的工作要如何開展等；5月20日，國民黨政府召開國民參政會，許德珩依照事先與中共地下黨員協商的結果，利用合法形式，和20名參政員聯名提出《停止內戰恢復和平案》，在參政會上造成強大的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聲勢；1948年4月30日中共提出“五一”口號，在北平的九三學社總社聞訊后秘密舉行會議，響應“五一”口號；北平臨近和平解放的1949年1月26日，九三學社北平同人公開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暨毛澤東八項主張的宣言》；1949年1月12日，九三學社的許德珩等，聯合城內各大學教員，奉勸傅作義將軍順從民意，謀取和平解放之法，將軍隊撤出城外。

一生追求民主與科學，一生擁護中國共產黨，這種執著的信念終於在1979年達到了頂峰——89歲高齡的許德珩先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他在自己回憶錄的最後寫到：我能在垂暮之年，由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我感到無限光榮。我要永遠為黨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死而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