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都會議

1932年7月，蔣介石發動第四次反革命軍事“圍剿”。中央紅軍奉命從漳州千里回師北上。8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興國開會，討論紅軍行動計劃。會議採納周恩來的意見，決定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會議還決定，前方組成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4人“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任主席，負責解決一切行動與作戰總計劃；後方則分工做地方群眾工作，以積極配合前方軍事行動。但是，後方中央局與前方領導人對打不打南城問題發生分歧。中央局不滿意前方領導人決定不攻南城，而改在南城、南豐、宜黃之間分兵籌款的主張，要求按臨時中央給予指示，將紅軍主力繞到樂安、宜黃等地迎敵，並進而威脅和奪取吉安、撫州等中心城市。9月23日和25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兩次聯名致電中央局，一再說明：在現有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主張“赤化北面地區，逼近宜、樂、南豐，變動敵情，爭取有利於決戰以消滅敵人的條件。”25日，中央局複電不同意，要求紅軍主力“積極的出擊敵軍”。26日，周、毛、朱、王再電中央局，說明中央局的計劃不能執行。同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發出了《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訓令對敵人第四次“圍剿”的策略，紅軍的戰略任務以及未來決戰戰場的預定和戰備工作做了部署。但是，中央局認為訓令違背臨時中央的進攻中心城市與敵主力決戰的“積極進攻路線”，是“離開了原則”的“極危險的布置。”並“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

前方的周、毛、朱、王從實際出發，於25日、26日和30日，3次致電後方中央局，提議在寧都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當前重大問題與對作戰行動的意見。30日的報告明確提出：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4天後可開成，軍事行動計劃亦將在這一會中決定。

為了貫徹執行臨時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解決上述日益激化的分歧，討論和確定第四次反“圍剿”的應敵方針，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毛澤東、朱德、王稼樣、顧作霖、鄧發、任弼時、項英等出席了會議。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因在前線部署軍事，未能赴會。

會上，“左”傾領導人批評了毛澤東“認為早應北上，過去七個月都錯誤了之不正確觀點”，以及“樂(安)宜(黃)戰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籌款錯誤”等，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消極怠工”，是“純粹防禦路線”，並且把在歷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也指責為“以準備為中心”，“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同時，把毛澤東抵制“左”傾錯誤的正確意見，斥責為“不尊重黨的領導”，組織觀念不強等。

會議在“左”傾思想佔上風的情況下，通過了“左”的軍事行動方針，要求紅軍在敵軍合圍未成之前，主動出擊，以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會議還錯誤地決定取消前線最高軍事會議制度，並無視周恩來提議，“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的意見，不顧王稼祥、朱德的反對，最後以所謂“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為由，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後，“左”傾領導者調毛澤東專做政府工作，於10月26日又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而由周恩來兼任。

臨時中央11月發出《關於軍事路線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把毛澤東在三次反“圍剿”戰爭中形成的積極防禦戰略，歪曲為“純粹防禦路線”，並加以批判；對執行這一路線的幹部加以打擊和排擠；而且又否定中革軍委通令中調毛澤東回後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決定，剝奪了他的工作權利。

會議最後在毛澤東是否繼續留在前方指揮作戰問題上發生尖銳的意見分歧。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主張讓毛澤東繼續留在前線，“左”傾領導人則堅決主張調毛澤東到後方去做政府工作。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感到非常氣憤，於是，便違心地提出請“病假”的要求。

寧都會議后不久，臨時中央先以要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名義把他調回後方，接著任命了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

寧都會議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積極進攻戰略”同毛澤東為代表的“積極防禦戰略”鬥爭的總爆發。這次會議是在紅軍第四次反“圍剿”即將到來的緊迫情況下，排擠和剝奪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和指揮，不僅給當時紅軍的前線指揮機關造成了困難和不利局面，而且成為後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