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

192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別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26-1930年期間，曾任湖北省總工會黨團書記、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1931年後，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職。紅軍主力長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書記，中央蘇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贛粵邊堅持游擊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兼政委。1941年1月，在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皖南事變中，被叛徒殺害。

項英同志主要著述有《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經驗對於當前抗戰的教訓》（1937）、《項英將軍言論集》（1939）等。

項英在武昌涵三宮的日新預備學堂讀完初中后，15歲便進入武昌模範大工廠當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還堅持讀書。工作的磨礪和社會的淬鍊塑造出他求識自強的不屈性格；俄國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的爆發，又堅定了他追求真理的執著信念。在和包惠僧的會面時項英說：“我自從讀了《勞動周刊》，知道中國工人也要組織起來，我願意從這方面來努力。”其決心溢於言表；1920年曾在武漢組織過紡織工人罷工；1921年12月起在武漢江岸籌建鐵路工人俱樂部。

項英同志是湖北最早的產業工人黨員。1922年10月，項英領導漢口揚子江機器廠罷工，並向廠方提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條件。廠方對工人提出的要求拒絕採納，還關閉了廠門，企圖“厄工友於困苦之境”。項英鼓勵工人們“要提起精神，努力奮鬥，爭回人格，寧死不屈，為揚子工人爭口氣，為天下工友爭口氣”。經過細緻的組織宣傳和思想工作，工友們團結一心，意志堅定，最終取得罷工鬥爭的勝利。項英很快成為武漢工人階級公認的領袖之一，深孚眾望。

項英同志長期在武漢、上海等地從事工人運動和黨的工作，曾任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總工會總幹事、湖北省工團聯合會組織主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為反對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進行了堅決鬥爭。他參與領導的1923年平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和1925年滬西日商紗廠工人二月罷工，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

1926年秋起，在武漢組織工人糾察隊，任總隊長，配合北伐軍作戰，維持社會秩序，參與收回漢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變的鬥爭。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

大革命失敗後到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同年7月，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后又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1929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中共黨團書記。

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1931年1月起，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朱德、毛澤東一起，決定建立紅軍總政治部，明確其職責以及政治委員與政治機關之間的關係。提出以教育為主來解決黨內矛盾的正確主張，但受到錯誤的批評。4月被撤銷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改任軍委副主席。1933年5～12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理主席。發布命令，確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之日為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積極領導擴建紅軍，編組新的師和軍團。主持制定《中國工農紅軍誓詞》，建立紅軍中的獎勵制度。動員和組織群眾發展生產，籌措給養，保證前線供應。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曾主持籌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並兩次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根據中共中央決定，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軍委分會主席，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等一起，率留在蘇區的紅24師和地方武裝1.6萬餘人，掩護紅軍主力進行戰略轉移。11月底，鑒於形勢惡化，逐步作出獨立自主堅持鬥爭的部署。

1935年2月後，根據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組織紅軍和游擊隊分路突圍，轉入分散的游擊戰。在與中央失掉聯繫、國民黨軍持續“清剿”的極端困難條件下，緊緊依靠群眾，恢復黨的基層組織，及時調整策略，變換鬥爭方式，領導贛粵邊游擊區軍民作殊死鬥爭。曾將游擊戰術編成歌訣，教育紅軍游擊隊提高鬥爭藝術，巧妙地與敵周旋，靈活地打擊敵人。和各游擊區指戰員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游擊區革命支點，保存了革命骨幹。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對於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對項英和南方各游擊區軍民的鬥爭給予高度評價。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和陳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精神，先後在贛州、南昌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停止衝突、合作抗日的談判。同年12月起，任新四軍副軍長、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后改為東南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依據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國共產黨到武漢同國民黨當局談判，就新四軍的具體編組達成協議。

1938年春，向各游擊區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用很短時間將分散在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編組為新四軍。接著，派出先遣隊赴敵後作戰略偵察，陸續組織部隊向蘇南、皖南、皖中敵後挺進，開展游擊戰爭。抓緊東南各省中共地方組織的恢復、建立和發展，在長江南北地區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重視部隊建設，強調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大力培養幹部，努力提高軍政素質。

1940年4月，在皖南指揮春季反“掃蕩”，10月參與指揮秋季反“掃蕩”，共殲日偽軍3000餘人。但他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對向敵後發展的措施不力，對付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準備不充分，對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的轉移未能抓住有利時機，在1941年1月轉移途中猶豫動搖，處置失當，對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遭受嚴重損失負有一定的責任。

皖南事變后，項英、周子昆等率軍部10餘人隱蔽於附近山區；1941年3月14日，在安徽涇縣蜜蜂洞被叛徒劉厚總殺害。

1955年6月19日，項英同志遺骸移葬於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1990年，在武昌為項英立了銅像，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題詞：“項英同志浩氣長存”。

項英從小家境貧寒，迫於生計，小學畢業後進工廠學徒，深受階級壓迫之苦，萌生了尋求解放的思想。在做工之餘，開始閱讀《勞動周刊》等進步書籍，逐步樹立為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業奮鬥的信念。

從1920年起，項英同志就投身於工人運動，1922年4月，在包惠僧同志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中，項英同志是最活躍、最有影響的領導人之一。

1922年初，他依照黨的指示，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革命道理，消除幫會影響，促進工人群眾的團結，局面很快被打開。他和林祥謙等人迅速建立起江岸工人俱樂部。

1922年7月，項英同志為作為武漢地區的代表出席了黨的“二大”。會後，參加了鄭州召開的京漢鐵路總工會第二次籌備會，被選為籌備會的總幹事。軍閥吳佩孚阻撓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項英、陳潭秋、林祥謙等領導2萬多名京漢鐵路工人舉行了總罷工，全路1200公里頓時癱瘓。項英始終戰鬥在第一線，在軍閥血腥鎮壓罷工工人，逮捕工人領袖時，項英率領工人糾察隊衝進車站，營救被捕的工人。

“二七”慘案后，項英等17名工人領袖遭到通緝。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項英和其他同志一起根據黨的指示進行善後工作，撫恤受難工人家屬，並編寫了《二七工仇》，謳歌“二七”烈士的崇高革命氣節，鞭笞反動軍閥的滔天罪行，充分表現了項英同志堅強不屈的鬥爭精神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1924年5月黨調項英同志到上海任滬西平民學校教師，他在滬西平民學校的基礎上建立了滬西工友俱樂部。通過平民學校和工友俱樂部，項英及時把黨的指示精神傳達到工人群眾中，工人群眾很快被團結和組織起來，不久便迎來了滬西日商紗廠大罷工和波瀾壯闊的“五卅”運動。

項英同志夜以繼日的工作，與鄧仲夏、李立三等人一起指揮22個紗廠近4萬名工人的大罷工，直至取得勝利。從滬西紗廠大罷工到“五卅”運動，項英同志一直活躍於基層工人群眾之中領導實際鬥爭。

1926年5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項英同志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和副委員長，同年9月，在北伐軍攻克武昌前夕，他又返回武漢指導湖北的工人運動，發動武漢工人配合北伐軍攻克武昌城。在他的領導下，又組織成立了武漢總工會，統一了武漢工人階級的力量。隨後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漢口成立辦事處，項英同志負責指導湘、鄂、贛、皖、川五省工人運動。10月，湖北全省總工會成立，項英與劉少奇、董必武、李立三、惲代英等人一起培養了一大批工運骨幹，極大地促進了湖北各地工人運動的發展。

大革命失敗后，項英同志轉移到上海，在白色恐怖下開展工會工作。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后，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1929年11月，曾經是一個紡織學徒工的項英以他在工人群眾中極高的威望，當選為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而在8個月之前，他已和周恩來、蔡和森等一起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時年30歲。

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給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的祝詞中，將項英譽為工人階級的英雄人物。

1931年2月，項英作為中革軍委主席，與毛澤東、朱德一起，建立了紅軍總政治部，並明確規定了紅軍總政治部的職責及政治委員與政治機關的關係。1931年4月，蘇區中央局改組，項英同志任蘇區中央委員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副主席。11月，項英以極大的熱忱參與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臨時政府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一個與國民黨政權對立的紅色內閣從此誕生，它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的最早嘗試。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崗位上，項英積極協助毛澤東主席，發展根據地經濟建設，打破了敵人經濟封鎖，發動了貧苦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健全地方工農民主政權，在制裁反革命、反貪污、反浪費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他的主持下，蘇維埃政府建立起司法機構，制定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權第一次制定的有關婚姻方面的法規，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旨在解放婦女的法規。1933年6月30日，項英還以中革軍委代主席的名義，發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決定“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的命令，確定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之日為紅軍的建軍節。從那以後，“八一”就成為紅軍和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當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人民軍隊有了自己最可親可貴的一天。同年7月9日，項英又以中革軍委代主席的名義發布了頒發紅星獎章的命令，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被授予一等紅星獎章；陳毅、張雲逸、羅瑞卿、肖克、何長工等34人被授予二等紅星獎章；王震等53人被授予三等紅星獎章。

鑒於項英竭盡全力開展蘇維埃運動而聞名與世，美國友人尼姆·韋爾斯將項英與毛澤東、朱德並稱為“中華蘇維埃的三巨頭”。1940年，陳毅在一篇報告中這樣評價項英：“中央蘇區過去還是一個模範區，是項英同志直接領導的。”“項英同志確實是土地革命戰爭年代南方蘇區的最高領導者。”

1934年10月，國民黨軍隊第五次圍剿紅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戰績。再也無法抵禦蜂擁而來的國民黨軍進攻的紅軍主力只得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此時的紅軍部隊面臨的局勢是十分嚴峻的，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就是由誰留下來承擔掩護紅軍主力轉移並準備犧牲的重任。在危難時刻，歷史又一次把項英推上了特殊的戰爭舞台。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項英臨危受命，擔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率部策應紅軍主力突圍轉移。當時中央給項英及中央分局的任務是：牽制國民黨軍掩護中央紅軍主力轉移，並劃定瑞金、寧都、會昌、於都之間的三角地區是項英率領部隊必須最後死守的陣地。忠於職守的項英送走中央機關的最後一支隊伍后，面對是一個無法想象的局面。留給他的只有紅軍加上政府工作人員名義上的約三萬人，而在這些人中有一萬多人是需要別人來照顧和保護的傷病員。隊伍中有一半多的人手中只有大刀和梭標，他們將迎戰五十萬國民黨軍隊的進攻。

在紅軍主力離開后的第三天，項英主持召開了中央分局會議。會上他下了兩道命令：第一黨中央和紅軍主力能否勝利進行戰略轉移，事關全黨全國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每一個都必須以積極的行動配合。第二作為共產黨員、革命軍人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命令，不許任何人在黨中央和主力紅軍還沒有離開蘇區前搞疏散。換句話說，所有的人都必須堅持到敵人的刺刀頂到胸口的最後一刻。項英要求機關工作人員正常對外辦公，處理公務，以迷惑敵人，隱蔽紅軍主力的轉移。直到一個月之後，國民黨才弄清了紅軍主力已經轉移了。當蔣介石知道本已陷入絕境的紅軍從包圍圈中消失了之後，便開始用極其嚴酷的手段來圍剿留守的紅軍，將蘇區害割成無數個小塊，構築了大量的堡壘封鎖線，開始了全面清剿。

項英多次向中央報告情況，請求中央給予“詳細指示”，明確行動方針。由於黨中央忙於紅軍主力轉移，致使3個月“無指示”、“無回電”。

直到遵義會議后，中央才於1935年2月5日給項英及中央分局發來電報。遵照黨中央的指示，項英指揮部隊分9路突圍，分散開展游擊戰爭。項英直到將向黨中央報告突圍的電報發出，敵人已經臨近的危急情況，才下令埋掉電台、燒掉密碼，離開於都，向贛粵邊突圍。在突圍戰中，瞿秋白、賀昌、何叔衡等一批黨和軍隊的領導人相繼犧牲。游擊隊員不僅僅要面對難以忍受的寒冷和飢餓，還要面對國民黨大軍的天天“清剿”。

1935年4月上旬，項英組織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史稱“長嶺會議”。會議決定在“依靠群眾，堅持鬥爭，積蓄力量，創造條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戰略方針下，實行“化整為零，分兵游擊”的計劃。5月，國民黨大軍約50倍於游擊隊的兵力對贛粵邊游擊區進行全面“清剿”，要求三個月內“打死、餓死、困死”游擊隊員。游擊隊員只能在山林里住，敵人就採取“移民並村”和趕老百姓出山的“封坑”手段，企圖斷絕游擊隊和群眾的聯繫，使游擊隊得不到糧食、鹽和基本生活用品。此時的項英和游擊隊員們過著像野人一樣的生活，他們只能與山中的動物為伴，吃野菜、摘野果、挖竹筍、甚至於燒馬蜂窩吃。當什麼也找不到的時候就只能是忍耐。

陳毅在《贛南遊擊詞》中這樣寫道：“天將午，飢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嘆缺糧，三月肉不嘗，夏吃楊梅冬剝筍，獵取野豬遍山忙，捉蛇二更長。”這就是當時游擊隊真實生活的生動寫照。就在這樣每天都生死未卜的環境中，項英還經常對身邊的人說：“我們只要剩下一個人，也要頑強地堅持下去，共產黨的旗幟不能倒，游擊隊的旗幟不能倒。”

項英領導遊擊隊運用游擊戰術原則，在群山峻岭中與敵人周旋，英勇機智，九死一生，歷經無數艱難險阻，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艱苦卓絕的殊死鬥爭。正是他們的存在，使人們始終意識到共產黨還在、紅軍還在。國民黨原定的三個月結束清剿的任務，就這樣由半年改為一年，最後改為無結束期的“長期清剿”。後來，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對於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充分肯定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同志“長期艱苦鬥爭精神與堅決為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範。”這個決議，是黨中央給予項英和他的戰友們最高的獎賞。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過這樣一句話：“項英是從墳墓里爬出來的鐵人。”

項英在抗日戰爭時期，作為中共中央東南局分局（后東南局）書記、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新四軍副軍長，擔負著領導新四軍在大江南北開展敵後抗戰的重任。

1937年12月，項英參與黨中央關於新四軍編組原則的確定后，到達武漢按照黨中央的意圖和長江局的意見，代表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當局談判。在堅持共產黨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國民黨不得插手幹部配備的前提下，就新四軍的編組達成協議。1938年春，他和陳毅等分赴各游擊區，傳達黨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戰及部隊整編的指示，動員紅軍游擊隊下山集中改編，開赴前線。僅用三個月的時間，就把分散在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編成4個支隊，共10300餘人，分別在皖南、皖中集結，完成改編為新四軍的歷史使命。後來陳毅同志在談到這段歷史時指出：“項副軍長以其歷史地位在全黨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擊隊造成鐵的力量。以後跟葉軍長合作，使改編成功，這是本軍成立的關鍵。”

完成組建新四軍的任務后，項英隨新四軍軍部進抵皖南不久，就建議派先遣支隊去蘇南敵後進行戰略偵察，先遣隊出動后，第一、二、四支隊也相繼出動，取得蔣家河口、韋崗等初戰的勝利。同年11月，他根據中央指示，派張雲逸參謀長赴江北、加強抗日鬥爭的領導。

1939年，項英不僅參與了新四軍“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方針的制定，還認真組織貫徹。在皖中，組建了江北指揮部，組建第五支隊，負責開闢皖東抗日根據地；先後派軍部特務營、第四團第一營和第五團第三營赴江北，增強了江北部隊的骨幹力量。在蘇南，成立了江南指揮部，當“江抗”西撤後，立即派何克希等同志東返主持，后又派譚震林同志任“江抗”東路指揮部司令兼政治委員，命令六團和四團和管文蔚各一部，從揚中北渡長江，為陳毅、粟裕同志隨後率江南主力北渡開闢蘇北作了準備。在皖南，進行了堅持抗戰陣地的激烈鬥爭，取得了五次繁昌保衛戰和1940年4月、10月兩次反“掃蕩”的勝利。在三年期間，新四軍共殲敵九萬餘人，部隊也發展到近十萬人。

在嚴酷的環境中，項英仍十分重視部隊的教育訓練和幹部隊伍建設，強調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舉辦教導總隊，大力培養幹部，努力提高軍政素質。他的《新階段中我們江南抗戰的任務》、《一年來作戰的經驗與本軍建軍工作》等文章，是新四軍建軍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獻。

在新四軍時期，項英還十分重視東南地區黨的工作。他指導各地黨組織，以抗戰初期新四軍在各地建立的辦事處、通訊處作掩護聯絡失掉關係的黨員，發展新黨員，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新四軍軍部駐紮雲嶺期間，項英於1939年7月16日在雲嶺石頭尖村主持召開了中共新四軍第一次黨代會。這次會議是新四軍自1937年10月組建到1947年1月番號撤銷的十年中，新四軍召開的唯一的一次黨代會。這是作為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的項英，在領導新四軍工作中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貢獻。

在項英的領導下，1940年底中共中央東南局管轄的黨組織擴大到浙江、福建、皖南、蘇南、贛東北等地，黨員共約5萬名。這些黨組織和黨員帶領群眾，為開展當地革命鬥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1年4月30日，劉少奇同志在華中局討論東南地區黨的工作時。曾經指出：“東南黨的工作，抗戰以來一般說來是有很大成績的。”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等9千餘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開始北移。1月6日，當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7個師約8萬人的突然襲擊。

新四軍英勇抗擊，激戰7晝夜，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除傅秋濤等2000餘人分散突圍外，少數被俘，大部分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后在涇縣蜜蜂洞被副官劉厚總槍殺遇難。

項英與周子昆遇害前，還在躲藏的蜜蜂洞內下棋，談笑風生。叛徒劉厚總將兩人殺害后，也沒有得到國民黨的賞賜，反而被關進了監獄。

皖南事變中，軍長葉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中犧牲。由於濂坑村的群眾基礎好，副軍長項英和副參謀長周子昆來到這裡。茂林鎮黨政辦主任王永明介紹說，項英他們在地下黨的帶領下來到他岳父的父親姜岳凡（又名姜德貴）家。姜岳凡是地下黨，能夠充分信任。在姜岳凡家住了三天後，轉移到了附近山上的蜜蜂洞。姜岳凡則擔負著部分警戒任務。看到國民黨部隊進山搜查，他便在門口掛一件白色衣服，通知山上人員注意躲避，減少活動；國民黨部隊走了，他就在門口掛一件紅色衣服，表示暫時安全，可以出來活動了。由於這裡樹密山陡，始終沒有被國民黨部隊發現，然而，項英和周子昆卻倒在叛徒的槍下。

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副館長張必虎介紹說，他們住的蜜蜂洞洞內比較狹小，只能睡4個人。於是，項英、周子昆、警衛員黃誠和副官劉厚總在裡面睡，其餘人在外面搭棚子住。

事發前一天晚上，項英、周子昆等人還點蠟燭用樹枝做的棋子下棋，劉厚總在旁邊觀看。不料，到了下半夜，劉厚總下黑手槍擊三人，將熟睡的項英槍殺，將黃誠擊傷。附近的警衛員聽到槍聲后趕來查看，發現項英和周子昆遇害。因為曾遇到慌張下山的劉厚總，警衛員立即追擊，但沒有追上。隨後，在老鄉的幫助下，項英與周子昆的遺體被掩埋在附近。

網傳版本

劉厚總下山後，先到太平縣的隔河裡找到保長。這個保長搜走了他帶去的武器和財物，但不相信他殺害了項英、周子昆。劉厚總轉身又跑到涇縣的茂林鎮，找到國民黨軍政部第十一衛生大隊的擔架連。但連長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劉厚總又跑到旌德縣的玉屏鄉，改名李正華，冒充第三戰區的特務密查員，要求鄉公所送他到第三戰區司令部。玉屏鄉公所將他押解到旌德縣政府。縣長李協昆在一再審問后，派特種工作行動隊隊長陳思新等人由劉厚總帶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為項英、周子昆的遺體和負傷的黃誠早已被轉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燭、棋子、梳子。此時，中共涇旌太中心縣委書記洪林聽村民說劉厚總來了，想在蜜蜂洞附近擊斃這個叛徒。劉厚總發現有人伏擊，倉皇逃跑，又到了太平縣城，投奔國民黨縣黨部。太平縣黨部將他押送到在休寧縣屯溪鎮（今黃山市）的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皖南辦事處，接著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繼續審問。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將劉厚總押送重慶。他被關入軍統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關又是5年。直到1948年，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才將他釋放，給了一筆錢，讓他回原籍。

劉厚總拿了路費，哪敢回湖南，就在重慶街頭玩了幾天，然後坐船到漢口，又吃喝玩樂了一段時間，身上的盤纏所剩無幾，只好繼續坐船，準備到上海謀事。船行九江，因無錢續買船票，被趕下船，無奈過起乞討的生活。一天，劉厚總餓倒在武記鹽鋪門口，該鋪管賬先生是湖南人陳次興，把劉扶到鋪里，從附近小吃店裡，買來一碗麵條給他吃了。隨後問及劉厚總身世情況，劉厚總謊稱自己是來九江採購貨物，途中，身上所帶金錢被扒手偷光。陳次興聽說劉厚總同自己是老鄉，便對劉厚總說：“我也是湖南人，現在幫親戚管賬，眼下我們鹽鋪還缺一個人手，我去跟老闆說一下，留在我們鹽鋪做事吧！”劉厚總一聽，正合自己的心意，連稱陳次興是恩人。

1949年5月間，我人民解放軍已向江南一帶進軍，九江處於前線，非安身之地。於是，劉厚總想起不久前已辭職去江西新余縣的陳次興，便收拾行李，去找陳次興。陳次興開了一家興記鹽鋪，自己當老闆。見劉厚總來，陳次興便勸劉厚總：“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幫我管管賬如何？”劉厚總忙答應：“行啊！我只要陳兄給口飯吃就行！”

數日後，新余解放，陳次興把劉厚總當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戶口冊，正式成了陳家的一員。

1952年7月28日，新余縣剛從部隊下來的公安局副局長黃宜蕃，一大清早起來，就急忙召集十幾名公安員開會，他鄭重地宣布，對住在城西興記鹽鋪的賬房先生立即逮捕。

原來，新余縣公安局開展全城戶口核對工作時，黃宜蕃到城西興記鹽鋪核查，驀然發現管賬先生好面熟，經反覆盤問，發現賬房先生並不是本地人，且回答問話，前後矛盾，這引起黃宜蕃的高度警惕。“莫非是他？！”黃宜蕃記起自己在新四軍里當周子昆副參謀長的警衛員時，同他常常見面的項英副軍長的副官劉厚總。黃宜蕃帶著公安員，突然將興記鹽鋪包圍，用槍對準了劉厚總的胸口：“劉副官！別來無恙？！”

“啊！我不是劉副官，你們認錯人了。”

“劉厚總！別裝蒜了，你難道忘記了，我們在一起開過會，吃過飯哩！我就是黃宜蕃！”

陳毅聞悉當年殺害項英、周子昆的兇手落網后，當天給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打電話，指示公安政法部門儘快結案，處決這個罪大惡極的叛徒。同一天，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譚震林也給江西省委拍發了及早嚴懲叛徒的電報。1952年8月初，劉厚總在江西南昌被處決。

項英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的工人運動活動家、黨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抗日名將項英同志誕辰116周年。2014年5月14日，武漢資深藏家姜小平向記者展示了一份82年前的《文化日報》，上面刊載的文章《項英記》記錄了項英的出生、相貌、經歷等內容。著名軍史專家、《項英傳》作者、原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長王輔一少將表示，這篇《項英記》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關於項英的傳記。

珍貴：迄今發現最早項英傳記

姜小平介紹，《文化日報》創刊於1932年6月，社址在上海成都路，每期出4版。關於項英的文章在第32期，於1932年7月22日出版刊載。

記者看到，《項英記》一文，以“特別報告”形式刊發在該期第三版顯著位置，全文約1100字，分“毫無名氣”、“貌不驚人”、“窮小子的出身”、“從工會組織員做起”4個小節。

王輔一在看過文章后表示，1932年國民黨正在對各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上海處在白色恐怖之中，而此時的《文化日報》，卻敢以《項英記》為標題，進行相對中立的報道，實屬不易。雖然內容有些偏頗，但文獻為研究項英提供了珍貴資料，他還指出文中的一處錯誤：項英的妻子真名是“張亮”而非“張良”。

電視劇《葉挺將軍》楊光華飾項英

革命事迹

1941年皖南事變后，由於歷史原因，項英的業績多被抹煞，名字很快在黨史、軍史資料中消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史學界和新四軍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評價項英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初，根據鄧小平同志指示，中美雙方達成翻譯出版《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協議后，由我方重新撰寫我黨我軍歷史和人物條目。

有一天，胡繩同志主持開會討論編寫中的一些問題。這時，中央檔案館剛剛公開出版了有關皖南事變的電報。李維民在會上提出，這些電報充分證明了當年把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遭受損失的全部責任推到項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請示在項英條目中應當如何表述。當時重新評價項英的條件尚不成熟，富有經驗的胡繩同志表態說：“既然是簡明百科全書，字數不能太長，皖南事變的事就不要寫了。”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關於項英的條目中，沒有提他在皖南事變中的責任。1982年，開始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王輔一負責撰寫項英條目。對於皖南事變問題如何表述，經過許多同志集體討論，1984年12月先後經胡繩、余秋里、楊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審定，對項英的歷史功績做了充分的肯定，對於他在皖南事變中的責任只寫了“負有責任”，而不是全部責任或主要責任，糾正了當年的片面指責。後來，王輔一根據中央和軍委審定的項英條目的基本評價，寫出了《項英傳》，1995年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1998年，在紀念項英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遲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軍委發表講話，對項英的一生做了全面的評價，他指出：“項英同志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黨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抗日戰爭的名將之一”。

重要事件

1990年9月，中央辦公廳批准項英出生地——湖北武昌縣（今武漢市江夏區）為項英塑一尊銅像，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為銅像題字：“項英同志浩氣長存”。1995年10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項英傳》，全面介紹了項英的鬥爭經歷、功過所在、優秀品質，論證了對皖南事變中損失的責任都推給項英不公正，進而否定項英的業績不實事求是，為重新評價項英提供了史實。

1998年5月，經黨中央批准，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黨史研究室舉行紀念項英誕辰100周年座談會。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原國防部長遲浩田代表中央和軍委講話時，稱讚“項英同志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黨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抗日戰爭的名將之一”，高度評價了項英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建立的歷史功績。2000年12月，中央批准在皖南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舊址豎立項英銅像。

2000年，經中央軍委批准，由軍事科學院組織編《項英軍事文選》，中央黨校出版社於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