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

米蘭公爵普洛斯彼羅痴迷魔法，被弟弟安東尼奧夥同那不勒斯王阿隆佐纂奪了王位。普洛斯彼羅同幼女米蘭達流落荒島，靠著魔法的幫助征服了島上的精靈和唯一的居住者—奇醜無比的土著凱列班。十二年後，那不勒斯王和兒子斐迪南，以及安東尼奧等人乘船經過海島。普洛斯彼羅得著機會，利用法術喚起暴風雨，掀翻了他們的船隻。那不勒斯王一行人受盡折磨，最終找回迷失的本性。普洛斯彼羅寬恕了他們的罪過，並把女兒米蘭達嫁給了斐迪南，結局皆大歡喜。

《暴風雨》是時代的產物。莎士比亞所生活的英國，資木主義方興未艾，正在全方位施展拳腳；文藝復興如火如荼，人文主義者熱衷於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新思想，整個國家正走向中興。這種時代的印記不能不反映在作品中，這種平等的思想己經擺脫了中世紀的思想栓桔，從人文主義角度對人類進行了歌頌在《暴風雨》里，普洛斯彼羅非但沒有嫉恨、報復奪取他的爵位，反而設法使自己的女兒米蘭達與仇人的兒子斐迪南相識、相戀，結成連理，這種基督徒式的寬容精神映射出作家晚年的心態。他想化解仇恨，以德報怨，博愛世界，而這一切，當從年輕人開始，不要讓仇怨繼續下去。《暴風雨》大約寫於1611年，於1611年末首演，1623年第一次正式出版。

接納與和解

接納與和解是《暴風雨》的主題思想。在劇中，損失得到了彌補，邪惡受到了打擊。這與莎士比亞其它幾部晚期作品一樣，主題都是人性的復活、再生，使人深刻意識到，清除了邪惡的人間是何等美好，那是一種表面覆蓋著壞現象的美好事物。它不僅展現了表面現象與事物的本質之間的反差；它還是一種反思，一種對動物界、人類社會和精神界諸方面的反思。這是莎士比亞對人認識的思想基礎。

徠《暴風雨》顯然是個童話故事，在劇中既有凡人，又有鬼神、精靈、迷人的王子和漂亮的公主。在某種意義上說，此劇表現了正義對邪惡的勝利。一場暴風雨把劇中的人物與世隔絕，把他們帶到一個神秘的小島上。像莎士比亞晚年的其他三齣戲劇一樣，該劇表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冒犯、懺悔、懲罰、寬恕及和解的主題。雖然在這齣劇里，罪人的懺悔和受侮辱者的寬宏大量看來似乎是表面化、形式化的。而在普洛斯彼羅這方面，原諒中也欠缺和解的誠意。只是因為明白自己處於優勢，敵人已到了任他擺布的地步罷了。但是普洛斯彼羅因他的才能和威望而得到人們崇拜。他頭腦冷靜，對自然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持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和客觀的眼光。這正好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大背景下，理性和人性從容登場的一種奇妙的暗喻。

當然，《暴風雨》並不僅僅影射自然界的暴風雨，它尤其表現了劇中人物那充滿洶湧紛繁情感的內心世界。但人類這種激情如同暴風雨在自然界的表現一樣，一旦雨過天晴，則神奇地化為和解、寬恕和平安。《暴風雨》這個故事體現了莎士比亞最渴望的圓滿：惡人悔改、義人不死、公道還回。最重要的是，人性的軟弱也得到了修補，寬恕在《暴風雨》中也得到了補償。

在《暴風雨》中更為重要的，還深深地蘊含作者對於人性的洞徹理解和豁達態度。生活中難免苦難，難免變故，但是作為一個“人”應有直面人生，遇變不驚，從容以對的膽魄與氣度，這樣才能充分領略生活中的“人性美”。

對烏托邦的反諷

《暴風雨》之所以被認為是莎翁烏托邦思想的體現，是由於在劇中貢柴羅的台詞提出了烏托邦的構想，這段台詞中他提到“要實行一切與眾不同的設施，我要禁止一切的貿易：沒有地方官的設立；沒有文學，富有、貧窮和雇傭都要廢止；契約、承襲、疆界、區域、耕種、葡萄園都沒有，金屬、穀物、酒、油都沒有用處，廢除職業，所有的人都不作事：婦女也是這樣，但她們是天真而純潔；沒有君主”。然而，貢柴羅向眾人陳述自己的壯志雄心，得到的卻是別人的諷刺“西巴斯辛：但是他說他是這島上的王。安東尼奧：他的共和國的后而的部分把開頭的部分忘了”。從創作年代上來講，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要早於莎翁的劇作，假如說莎翁是對《烏托邦》這部作品有所了解的，則可以從這段中看出作家對這樣一個國度的態度並不是肯定的。眾所周知，《烏托邦》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公有制，可是在一個公有制的國度里卻存在帝王，雖然這帝王無比英明，幾乎到了神的境界，但他依然是統治階級，國家的政策即使完關無缺，卻不是靠著人民建立的，而是依靠統治階級頒布實施的，這並不是一個平等的公有制，這是《烏托邦》中的公有制本身的矛盾和局限。莎翁通過其他人物對貢柴羅構想的諷刺，可以是看作他對這樣一種矛盾的態度，或者也可以認為這是莎翁對烏托邦的一種諷刺。

《暴風雨》利用普洛斯彼羅和凱列班的關係，生動、形象地闡述了西方殖民主義。在戲劇中，普洛斯彼羅代表著殖民者，在被安東尼陷害遭遇海難后無意間發現了地中海附近的無名孤島，並且以強大的魔法為統治工具，在島上建立屬於自己的王國；而凱列班則代表著殖民地上的原住民土著民，值得一提的是，在英語中，凱列班與野人凱尼班相似，並且在發音上也與“黑色”相似，莎士比亞更具體地將凱列班比喻為殖民地的原住民土著有色人種。由此可見，在《暴風雨》中，普洛斯彼羅所表現出的是西方殖民傳統人文主義者的偽善，凱列班所表現出的是被殖民者所受的壓迫和人權上的扭曲。

當然，傳奇劇《暴風雨》所表現出的現實意義不僅僅局限於對后殖民主義的闡述、揭示，在戲劇中莎士比亞還通過其他意象去表現文藝復興時期的新歷史主義和各個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從新歷史主義的視角上，莎士比亞通過將普洛斯彼羅的魔法和非洲女巫的巫術進行對比，以虛構的故事情節來映射當時英國社會政治與宗教之間的關係。普洛斯彼羅所代表的是當時受到排擠的天主教，而非洲女巫所代表的則是除去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信仰。在普洛斯彼羅和非洲女巫因無名孤島而爭奪不休的過程中，普洛斯彼羅以其強大的魔法戰勝了女巫的巫術，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信仰相互排斥、抵觸的關係，以及當時統治者對於宗教信仰的態度，即以基督教為主要宗教信仰，但不排除仍舊存在其他宗教信仰與鬼神論。於此同時，在強調了當時英國社會宗教信仰問題的同時，莎士比亞還通過普洛斯彼羅慷慨激昂的台詞表述了在當時尖銳的階級矛盾、社會矛盾下，人文主義者對於自由、平等、博愛等人文主義得以全面貫徹實施的渴望。可以說，莎士比亞藉助普洛斯彼羅之嘴表達了尖銳矛盾下其自身的理想—建立一個沒有紛爭的烏托邦。可事實上是，理想主義無法與封建現實達成統一，相反人文主義與現實統治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且愈演愈烈，莎士比亞只能依靠戲劇表達自己的理想和抱負，這也正是為什麼在傳奇劇《暴風雨》中會出現大量虛幻的魔法元素內容的原因之一。

藝術特色

莎士比亞在揭示人物內心世界方面表現出語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他善於運用比喻（明喻、暗喻）、替代和矛盾的拼合、錯位、誇張、突降等手法以求取新鮮的藝術效果，從而達到了高度的形象化和個性，使語言呈現出動人的魅力。如誇張的運用，莎士比亞善於在描寫人或事物時，在現實基礎上，作必要的擴大形象的描述，或超乎事實的描繪，使被寫的對象的本質特徵更加明顯地表現出來，以便給人深刻的印象，增強語言的具體可感性。“（我）遮暗了中天的太陽，喚起作亂的狂風，在青天碧海之間激起浩蕩的戰爭；我把火給予震雷，用喬武大神的霹靂劈碎了他自己那株粗乾的橡樹；我使穩固的海峽震動，連根拔起松樹和杉柏……”。作者運用誇張的語言描寫普洛斯彼羅的“魔力”，正是依靠“魔力”制服丑怪，驅使精靈像徵人的精神久識破陰謀，制止惡行，而這“魔力”是科學和技藝、智慧和理性的代名詞，人類正是靠著它，才擺脫了原始的野蠻狀態，走出了漫長的中世紀黑夜，一步步地朝著現代社會邁進。最終他放棄“魔力”，但並非放棄科學，恰恰是進一步表明了他寬恕仁愛之心和對人性的尊重。正是莎翁筆下新意迭出的形象誇張，總是這麼及時地聯翩而來，異彩流光、美不勝收，所寫事物的特徵與本質也就這樣刀刻斧鑿般深深印在讀者心中。

在《暴風雨》的“圓”形結構中，“時間”也就成了“一個寓意人物”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時間”將劇情一分為三：第一部分為悲劇階段，人物間的矛盾衝突層出不窮，在主人公面前，苦痛和災難接踵而至，一切都在向著死亡和毀滅迅速推進；第二部分為過渡階段，矛盾和衝突正在冰消雪融，陰鬱的氣氛正在被歡快明朗的氣氛所取代，形勢發展的趨勢愈益有利於主人公的命運；第三部分為喜劇階段，矛盾衝突迅速解決，主人公的願望得到完滿實現，一切都沉浸在歡樂和音樂之中。值得著重指出的是，在上述三部分情節安排中，作者並非均衡地分配時間，而是相對延長情節的中間階段。比如在《暴風雨》中普洛斯彼羅落難荒島，度過了12年離群索居的生活之後，才得以重返故國。中間過渡階段“時間”的相對延長，反映出作者的創作意圖，表明從分裂到和諧，從不幸到歡樂，既取決於人們心靈創傷的治癒，也取決於人們污濁靈魂的凈化，而這兩者，都非一朝一夕所能達到的，而是需要經歷長時期的精神磨礪和脫胎換骨的改造。“時間”在“圓”形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清晰地顯露出來。

作品影響

在莎士比亞創作的第三時期（1608—1612年），莎士比亞一改往日的創作風格，以傳奇劇作為主要的寫作活動，其中《暴風雨》最具有代表意義，被公眾認為是莎士比亞生前最後一部完整的戲劇傑作。

數百年來，劇中的凱列班激發了大量不同文類的作品的創作。如詩人羅伯特·勃朗寧的詩歌《凱列班的塞梯波斯》、沙欣雷切爾·英格爾斯的小說《凱列班夫人》、泰德·威廉姆斯的奇幻作品《凱列班的時光》等。另外，還有大量以凱列班為對象的繪畫等藝術作品。這些作品或講述凱列班的未來，或專註於凱列班的部分特徵，或以凱列班為中心，或與凱列班相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