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秋娘

杜秋娘原是潤州(鎮江)人，江南女子的秀麗與文采她身上盡數體現。她十五歲時，鎮海節度使李錡以重金將她買入府中為歌舞妓。杜秋娘不滿於只表演別人編好的節目，自己譜寫了一曲“金縷衣”，聲情並茂地唱給李錡聽：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此詩正合了李錡之意，當時就把她納為侍妾。唐德宗駕崩，李誦繼位為順宗，在位僅八個月就禪位給兒子李純，是為唐憲宗。唐憲宗試圖削減節度使的權利，李錡不滿，舉兵反叛，在戰亂中被殺，杜秋娘入宮為奴，仍舊當歌舞姬。有一次杜秋娘為憲宗表演了“金縷衣”，憲宗被深深地感染兩人馬上陷入愛河，杜秋娘被封為秋妃。

杜秋娘不僅是憲宗的愛妃，還是他的機要秘書，杜秋娘以女人的柔情和寬容彌補了憲宗年輕氣盛、性情浮躁的缺點，憲宗常常與她討論治國大事，二人過了十幾年同心協力的日子。不料元和十五年，憲宗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宮中，有人傳言是內侍弘志蓄意謀弒，但當時宦官專權，此事不了了之。

二十四歲的太子李恆嗣位為唐穆宗，杜秋娘則負責皇子李湊。李恆好色荒淫，沉迷於聲色犬馬，不滿三十歲一命嗚呼。十五的太子李湛繼位為唐敬宗，他只知道打獵遊玩，不理國事，不久又在宮中被刺身亡。這時，李湊已被封為漳王，杜秋娘眼見三位帝王連續暴死，必為宦官所弒，於是與宰相宋申錫密謀，決心除掉宦官王守澄，立李湊為帝。豈知宦官的耳目眾多，計劃被宦官王守澄所知，結果是李湊貶為庶民，宋申錫則謫為江州司馬，而杜秋娘也削籍為民，返回鄉里，結束了她的“折花”歲月。

《金縷衣》

《杜秋娘詩》[唐]杜牧

唐代著名詩人杜牧有《杜秋娘詩並序》，詩題稱她為“杜秋娘”，但詩序卻稱為“杜秋”。這是怎麼回事？據《太平廣記·李錡婢》記載，“杜名秋”。而且，唐末羅隱《金陵思古》詩、北宋錢易《南部新書》等都稱她“杜秋”。可見她名“秋”，而不是名“秋娘”。那麼，杜牧為什麼又叫她“杜秋娘”呢？這裡有兩種情況。一是唐代往往以“娘子”稱呼女性，稱呼未婚女性通常為“姓氏+家中排位+娘”，如“公孫大娘”，以“名+娘”稱呼則常作昵稱，杜牧稱其為“秋娘”有顯示親昵敬愛之意。二是唐代往往稱職業歌舞女子為“秋娘”。如白居易《琵琶行》有“妝成每被秋娘妒”語。按照這一習慣，杜秋娘當是藝名。比較而言，杜秋16歲入宮后被立為秋妃，已不是歌舞伎，而杜牧對她只有尊敬、同情，所以稱她“杜秋娘”應是敬稱愛稱，而不是稱藝名。

據《南部新書》引李德裕《獻替錄》，及《舊唐書·李德裕傳》記載，杜秋娘入宮后又名“杜仲陽”。古代二月仲春叫“仲陽”。“仲陽”與“秋”意義相對立。按照古人有時會採用與名意義對立的語詞立字的習慣，“仲陽”當是杜秋娘的表字。古人稱表字而不稱名是表敬意。杜秋娘入宮后地位高了，所以稱表字而不稱名。因此，杜仲陽當是杜秋娘入宮后立的表字。當然這只是推測，尚需文獻證實。

《杜秋娘詩並序》說：“杜秋，金陵女也。”金陵本是唐代江寧縣（今南京）的舊稱，一名建康。但唐代江寧屬潤州（治地丹徒，今鎮江），所以唐人往往也稱潤州為金陵。那麼這裡金陵究竟是哪裡呢？《太平廣記·李錡婢》以為是指“建康”即江寧，所以說“杜名秋，亦建康人也”。

後來因而也有人說杜秋娘為建康人。但是《杜秋娘詩》開始是說“京江水清清，生女白如脂”，羅隱《金陵思古》詩說“杜秋在時花解語，杜秋死後花更繁。綺筵金縷無消息，一陣征帆過海門”。京江、海門都在潤州丹徒，並不在江寧。而且，雖然《太平廣記·李錡婢》說杜秋娘與唐宣宗生母鄭氏都是建康人，但《新唐書·后妃傳下》明確說鄭氏為丹陽人。顯然，《太平廣記·李錡婢》是誤認金陵為建康，進而臆斷杜秋娘為建康人。可見杜秋娘確實是潤州人，並不是建康人。

杜秋娘生年，文獻未見有說。但《杜秋娘詩並序》說：“（杜秋娘）年十五，為李錡妾，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據《舊唐書》的《德宗本紀》和《憲宗本紀》記載，李錡是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授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因謀反被殺。如果杜秋娘在李錡到潤州的當年就“為李錡妾”，她的生年當在貞元元年（785）。

如果杜秋娘直到元和二年才為“李錡妾”，那麼她的生年就在貞元九年。由此可見，杜秋娘的生年當在貞元元年到貞元九年之間。根據這一實際，我們可以推定她生於貞元四年（788）前後。《杜秋娘詩並序》是大和七年（833）杜牧在潤州見到杜秋娘后所作，當時她已“老”。唐朝人40歲以上可以稱“老”。例如杜甫在40歲所作詩中就自稱“杜陵野老”。如果按照生於貞元年計算，大和七年是45歲，也可以稱“老”了。杜秋娘卒年，已不可考。根據《杜秋娘詩並序》的寫作時間，以及下文將要說到的一些情況，我們只能說她是卒於大和九年（835）以後。

對於這個問題，有關文獻說法不一。一種說法是大和五年（831）因漳王李湊得罪，被“賜歸”潤州。杜牧《杜秋娘詩並序》說：“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引者按，指李湊）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為根（義同後台）。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按《舊唐書》的《文宗本紀》及《懷懿太子湊傳》，唐文宗大和五年，鄭注指使人誣告宰相宋申錫與漳王謀反。結果，宋申錫貶官，漳王降為巢縣公。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漳王“傅姆”的杜秋娘也就被“賜歸”故鄉潤州。

另一種說法是，大和三年被“放歸”潤州。按《資治通鑒·大和九年》：“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姆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嘉定鎮江志》說：“漳王傅姆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在道奉詔書，至宿州，聞仲陽已過，遂牒留後李蟾，令依詔旨處分。

后至大和九年三月，王璠與李漢、鄭注誣奏德裕，德裕得罪，分司東都。”今人傅璇琮《李德裕年譜》根據李蟾任李德裕的浙西觀察使留後，是在李德裕長慶二年（822）至大和三年初任浙西觀察使時，以及李德裕大和八年再任浙西觀察使時李蟾已死這兩件事實，並根據《資治通鑒》、《嘉定鎮江志》所載，推斷杜秋娘被“放歸”潤州，不是在大和五年，而是在大和三年。按照這一說法，杜秋娘被“放歸”潤州就另有我們尚不清楚的原因。與大和五年的“宋申錫事”即“漳王廢削”事沒有關係。這又與《資治通鑒》等所說相矛盾。誰是誰非，有待進一步探討。

《新唐書·李德裕傳》說：“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舊唐書·李德裕傳》說：大和八年（834）李德裕至潤州，“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托漳王，圖為不軌”。可見，杜秋娘放歸潤州后，無親無戚，無兒無女，無家可歸，只能住在道觀中，靠官府供養。

李德裕在潤州時，她可能生活尚有保障。李德裕因“厚賂仲陽”之罪罷免浙西觀察使后，繼任官員即使想“供給”也有顧忌，她的生活一定是很艱苦的。杜牧經過潤州時，“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詩中說：“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匹素，夜借鄰人機。”她要靠自己織布縫衣，而織布機卻要向鄰居借用，而且只能在夜間織布，她的窮困潦倒，百無聊賴，也就可想而知。

《金縷衣》（“勸君莫惜金縷衣”），一名《金縷曲》《雜詩》，是唐詩名篇。《唐詩三百首》的最後一首就是《金縷衣》，作者署名杜秋娘。《樂府詩集》編於李錡名下，《全唐詩》謂無名氏作。但北宋人所編《唐文粹》錄《杜秋娘詩並序》在“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兩句下註：“勸君莫惜金縷衣，李錡長唱此詞。”這應該是杜牧原注。從詩“與唱”和注可見，李錡是唱者，杜秋娘是參與唱者，他們都不是作者。此詩作者不詳，當署為無名氏。

《金縷衣》為七言絕句形式的樂府歌辭，全詩是：“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好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詩的主題有及時行樂、珍惜青春和光陰及“隱諫”李錡三說。詩以折花為比喻，它的意象比較複雜。當花與“行樂”相聯繫時，此詩宣揚及時行樂的思想是很明顯的，特別是它在被李錡這樣的人歌唱時，這種色彩更濃。當花與青春時光相聯繫時，它也多少有點惜取青春和時光的意思。但畢竟比不上陶淵明《雜詩》“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那樣題旨醒豁。至於隱諫李錡說，則是以詩為杜秋娘所寫而作的主觀臆斷，並不可信。

《杜秋娘詩》的寫作時間，有大和七年（833）和開成二年（837）兩說。確實，這兩年杜牧都曾到過潤州。但是，詩中只提到“王幽茅士削”即大和五年漳王李湊被廢除王位，並沒有涉及大和九年年初李湊廢死，並且詩中只說到杜秋“歸來”初期的情況。從這兩點看，此詩當作於大和七年。古人30歲以下可稱“少年”。當時杜牧30歲，所以他的朋友張祜說“年少多情杜牧之，風流仍作杜秋詩”。至於詩的寫作地點，從詩序說“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似乎是作於潤州。但詩中說“我昨金陵過”，“昨”字表明詩並非當時寫成，而且詩為長篇，也非一兩日可寫成，杜牧是路過潤州往揚州或宣州（今安徽宣城），也不會在潤州多作停留。因此此詩的寫作，只能說開始於潤州，完成於離開潤州之後。

《杜秋娘詩》為五言古詩，共112句，是杜牧詩名篇，唐詩長篇名作。唐人李商隱說：“杜牧司勛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有的評論者稱它可與白居易《琵琶行》比美。詩前半部分寫杜秋娘的遭遇，表現了一位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弱女子在權力鬥爭中任人擺布的悲哀，充滿同情之心。後半部分寫歷史上7位女性和10位男子不同的榮辱遭遇，感慨天意難測，人事無常。就作者的主觀意圖說，全詩主要是表達天意難測，人事無常的感慨，藉此表現詩人自身的失意之感和哀傷之情。這與白居易《琵琶行》傷商女而自傷淪落相似。正如清代洪亮吉《題琵琶亭二絕》其二所說：“江州司馬（指白居易）宦中唐，誰似分司御史（指杜牧）狂。同是才人感淪落，樊川亦賦《杜秋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