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民共同會

1896年俄館播遷以後，朝鮮的國家主權遭到嚴重破壞，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在當時各國對朝鮮的侵略中，尤以沙皇俄國為最。俄國利用“俄館播遷”一舉在朝鮮半島確立政治優勢，並開始了對朝鮮的經濟滲透，掠奪了包括鴨綠江、郁陵島的森林採伐權和咸鏡北道鏡城和鍾城的礦山採掘權等利權。同年朝鮮政府派閔泳煥出使俄國，與俄國達成秘密協定，講朝鮮的財政和軍事交與俄國控制。

面對岌岌可危的局勢，朝鮮的部分有識之士於1896年7月成立了獨立協會，由安駉壽出任會長，美國歸來的徐載弼出任顧問，而徐載弼是獨立協會的實際操作人。徐載弼早年是開化黨的一員，參與過1884年的甲申政變，失敗后經由日本流亡美國，並在美國留學多年，加入了美國籍。他一方面極具獨立自主精神，另一方面深受西方啟蒙思想熏陶，他在1895年底歸國以後，積極投身國民啟矇事業，於1896年4月創辦《獨立新聞》，積極鼓吹守護主權的獨立自主精神和歐美的天賦人權、主權在民、自由平等、法治主義等資產階級啟蒙思想。整個獨立協會可 以說就是由他指導的，具有鮮明的進步性。在獨立協會的主導下，朝鮮於1897年建成了象徵國家獨立的獨立門，並將過去迎接中國使臣的慕華館改名為“獨立館”，作為獨立協會的會館。這充分表明了獨立協會捍衛國家獨立的決心。與此同時，獨立協會還組織開明官員和進步青年在獨立館召開各種討論會，以此探討和普及自主精神和民主思想。一場外爭主權、內護民權的獨立協會愛國運動正如雨後春筍般在朝鮮興起。

與此同時，朝鮮政府也注意到維護獨立的形象，其中“稱帝建國”便是典型的事例。1897年10月12日，朝鮮高宗李熙即皇帝位，改國號稱“大韓帝國”，朝鮮從此改稱韓國，也一度呈現“轉危回安，創獨立之基，行自主之權”的景象。然而俄羅斯並不願意失去俄館播遷以來在朝鮮半島建立的優勢地位，反而加緊對韓國的控制與支配。早在1896年10月和1897年8月，俄國就先後派了普提亞塔（Путята）上校等兩批軍事顧問和教官來韓，阿列克謝耶夫（Алексе́ев）等人也被俄國財政部指定為韓國度支部顧問而於不久後來韓。1898年3月1日，俄國又成立了韓俄道勝銀行，展開對韓國的經濟侵略，其後又向韓國政府提出租借絕影島的無理要求。面對俄國的侵略與滲透，獨立協會開始行動起來。就在此時，尹致昊、李商在、鄭喬等代表資產階級市民階層的知識分子走上獨立協會領導崗位，開始推動獨立協會運動的發展。他們不斷向政府上書，抨擊署理外部大臣閔種默等親俄派的賣國罪行，要求驅逐俄國財政顧問和軍事教官，拒絕俄國對韓國的租借要求和開設的銀行。在這種背景下，獨立協會走出獨立館，開始走上漢城街頭，發動群眾展開愛國運動，終於誕生了萬民共同會。

第一次萬民共同會發軔於1898年（光武二年）3月10日，是一次由反俄風潮引發的大規模群眾集會。由於獨立協會活動影響越來越大，加上其不斷上書政府，給韓國當局施加壓力，引起了俄國的恐慌。1898年3月7日，俄羅斯帝國駐韓公使士貝耶（Шпейер）向大韓帝國政府抗議，誣衊獨立協會的活動為“無業之貴國人，假稱關政之善才，妄作激端，違乎俄國，而不期然而自然，以致甚訝於俄國大皇帝陛下”，是“甚可哀之事情”，他進而聲明俄國對獨立協會的排俄活動“不能忍耐更久”，要求韓國政府在24小時內答覆韓國是否能維持國家獨立，是否需要俄國“幫扶”、“支持”，是否需要起用俄國顧問和教官等問題。韓國政府面對沙俄赤裸裸地威脅，不得不乞求暫緩3天答覆，而獨立協會得知這一消息以後，亦對俄國對大韓帝國的公開威脅和對獨立協會的放肆攻擊感到強烈憤慨。獨立協會的實際領導人徐載弼決定採用一個與韓國從未有過的新穎方式——群眾集會，以此來回敬蠻橫的俄國人。於是，他分別密請李完用、尹致昊、鄭喬等獨立協會幹部，要求他們在首都漢城（今首爾）市中心的鐘路組織市民集會，稱為“萬民共同會”。

1898年3月10日午後2時，由獨立協會組織、有一萬多名漢城市民參加的萬民共同會在鍾路召開了，矛頭直接對準沙皇俄國。米廛行首玄德鎬被推為萬民共同會會長。在這次集會上，韓國老百姓抗議聲討沙俄的侵略干涉，獨立協會、協成會等進步團體成員李承晚、玄公廉、洪正厚等人慷慨陳詞，向群眾發表演講，痛論“財政兵權不可付於他人” ，疾呼“訓練軍隊之士官及 財政顧問官由外國人充任與大韓之自主獨立權利關係至為密切，大韓二千萬同胞對此深感恥辱”，同時強烈要求韓國政府立即決斷以照會的形式答覆俄國公使館：“俄國士官和顧問官應儘快離京回國是二千萬同胞兄弟一致所願”。當時“眾民莫不拍手曰可”。這次萬民共同會雖然群情激憤，但秩序井然，沒有發生任何混亂或衝突。集會群眾表示，若政府不實行萬民共同會提出的要求，則絕不散會。

這次朝鮮半島歷史上空前規模的群眾請願和抗議鬥爭，使韓國政府意識到人民的力量，終於同意實行萬民共同會的請求，於1898年3月12日回復俄國公使士貝耶，聲明以“全國公議物論”和“眾情實為不協”，要求俄國“凡系外國士官、顧問一切勿用”。俄國沒有料到獨立協會竟來這一招，再加上國際關係上的考量，決定於1898年3月18日撤走了留在韓國的俄國財政顧問和軍事教官，同時還關閉了營業不久的韓俄道勝銀行，停止了對絕影島的租借要求。至此，獨立協會召開的第一次萬民共同會以排除俄國勢力、收復國家主權為目標的鬥爭取得了初步勝利。

第一次萬民共同會鬥爭取得的勝利，極大鼓舞了韓國民眾的參政愛國熱情，同時也引起了韓國政府和列強勢力的恐慌。獨立協會的實際領導人徐載弼成為眾矢之的，不僅俄國非常痛恨他，韓國國內也對他以美國人自居的傲慢態度感到不滿，史載徐載弼歸國后“謁上稱外臣，著眼鏡，含捲煙，負手而出，舉朝痛憤”。而他被排斥攻擊更關鍵的原因，就是他大力伸張民權，搞民眾啟蒙，嚴重威脅了大韓帝國的封建專制統治。於是徐載弼就在韓國政府及列強的壓力下，於1898年4月決定離開韓國，重返美國。後來徐載弼回憶道：“有一天，美國公使找我談話，極力規勸我不要與皇帝與政府對抗。他說，你這樣做是非常不明智的舉動。在他們加害於你之前，你必須帶家屬離開韓國回到美國。當時，我並沒有理會他的話，繼續做我該做的事（指召開萬民共同會）。但是後來，由於形勢所迫和出於‘播下的種子，肯定會有人秋收’的想法，我決定離開韓國重新回到美國。”在這種背景下，獨立協會於1898年4月30日在漢城南大門（崇禮門）召開了第二次萬民共同會，反對徐載弼去國。但是徐載弼決心已定，決定離韓赴美，於1898年5月15日餞別獨立協會幹部，前往美國。第二次萬民共同會雖然規模不大，但標誌著其矛頭已從外國轉向本國政府，並成為獨立協會後期運動的一種主要形式，為其高潮的到來做好鋪墊。

徐載弼雖然離開韓國，但是他所締造的獨立協會與萬民共同會並未戛然而止，反而達到高潮。在徐載弼去國前後，獨立協會就決議展開“議院設立運動”，企圖將大韓帝國專制政體下的有名無實的諮詢機構——中樞院改組為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議會或國會。朝鮮王朝自俄館播遷以後，政局混亂，政治體制一度處於真空狀態，因此導致了“法綱解紐，舊法廢棄，新法未立，可謂無法之國”的狀況。高宗李熙決定利用這種時機重新整合力量，建立君主專制政體，而獨立協會也欲藉助這個機會實現韓國的民主化，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於是“君權”和“民權”的鬥爭在大韓帝國建立的第二年（1898年）爆發了，萬民共同會就是這種鬥爭的具體表現形式。

1898年7月，尹致昊等獨立協會領導人上疏請求設立議會，高宗皇帝對此持消極態度，在御批中寫道：“所陳雖若出於憂愛，朝廷之事不可出位妄論”。但是獨立協會仍不妥協，特別是1898年8月尹致昊當選正式會長以後，獨立協會愈發激進。1898年10月初，在獨立協會在群眾集會支持的猛烈彈劾下，申箕善、沈舜澤等守舊七大臣被罷免，朴定陽、閔泳煥等傾向民權的開明官員得以上台，形勢逐漸朝有利獨立協會的方向發展。10月15日，朴定陽政府與南宮檍等5名獨立協會代表圍繞中樞院改革問題進行了破天荒的“官民協商”，協商的結果是中樞院議官50名，一半敕選，一半民選；議長由政府指定，副議長則由議官投票選出；模仿外國議會規則制訂中樞院章程。然而韓國國內的保守勢力依然非常強大，趙秉式、李基東、洪鐘宇等人在宮中的授意下組織了“皇國協會”與獨立協會對抗，高宗皇帝也欲利用這兩個對立的組織，使之相互牽制，以維護自己的權力。於是獨立協會在議會設立問題上與政府屢屢碰壁，高宗皇帝也於1898年10月20日下詔禁止獨立協會召開群眾集會。獨立協會仍決定重新組織徐載弼倡導的“萬民共同會”，向政府施加壓力，作為維護民權的有力武器。1898年10月28日，獨立協會於漢城鍾路召開萬民共同會，圍繞包括中樞院改革在內的國政全盤改革問題展開協商與討論，由於這次萬民共同會邀請了政府官員列席，與群眾共商國是，因此這次萬民共同會又稱“官民共同會”（관민공동회）。

1898年10月28日這天官民共同會召開時，獨立協會“設會於鍾街，廣大遮日，蔽於半天。太極國旗翻於西風，木柵周匝於會場。數千名會員靜坐於柵內，觀光者如雲，下午一點鐘獨立協會會長尹致昊與眾會員來到，說開會之主旨”。但是邀請的政府官員並未到來，只有警務官安桓前來，以奉10月20日禁止獨立協會集會的詔敕為由，制止官民共同會的召開，並傳尹致昊、李商在兩人入政府談話。面對高宗對二人“會事有何目的乎”的質問，兩人回答：“開會大旨保護皇室，次及國計民憂故，已為說明於眾中矣”。於是高宗皇帝終於同意召開官民共同會。經過幾個小時的周旋，時間已經很晚了，於是官民共同會推遲到第二天。

1898年10月29日下午2時，官民共同會在漢城鍾路正式召開，尹致昊為會長，朴定陽、閔泳煥、李鍾健、徐正淳、金明圭、韓圭卨、沈相薰等10多名政府大臣應邀列席會議，此外還有協成會（學生團體）、總商會（商人團體）、順成會（婦女團體）、大韓帝國民力會、光武協會、國民協會、教育會和進明會等10多個群眾團體參加了官民共同會，場面十分盛大，蔚為壯觀。在這次空前的官民共同會上，上至大臣，下至白丁，各抒己見，發表演講，討論國是。他們最後把建議歸結為“獻議六條”，“輪布萬民，皆曰可”，朴定陽等政府大臣也相繼在建議書上寫“可”字。中樞院議長韓圭卨發言道：“今日官民協議五百年初有之事，所議六條皆是原定法律內事也。比於人身言之，則政府皮膚，人民臟腑也。切望官民合心，毋過範圍，期於永久為一。”參政大臣朴定陽發言道：“今日官民合同，協議安定六條，則可知官民合心也。”最後決定由政府大臣將“獻議六條”向皇帝上奏，群眾解散回家，只留獨立協會會員50人在鍾路會場過夜，等待皇帝的批示。“獻議六條”是：一、不為倚附於外國人，官民同心合力，堅固專制皇權事。二、礦山、鐵道、煤炭、森林及借款、借兵，凡政府與外國人約條事，若非各部大臣及中樞院議長合同著銜捺印，則不得施行事。三、全國財政，則毋論某稅，並自度支部句管，而他府部及私會社則毋得干涉，豫算、決算人民處公布事。四、自今為始，凡乾重大罪犯，另行公辦，而被告到底說明究竟，自服后施行事。五、敕任官則大皇帝陛下諮詢政府，從其過半數任命事。六、實踐章程事。 “獻議六條”是官民共同會召開的成果，也可以說是獨立協會的綱領。這次官民共同會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也將獨立協會運動推向高潮。

官民共同會討論出的“獻議六條”被朴定陽等人呈給高宗皇帝以後，得到了高宗的首肯。高宗在次日（1898年10月30日）頒布“詔敕五條”，對“獻議六條”幾乎無條件批准。尹致昊等獨立協會成員聽說后欣喜萬分，山呼萬歲，同時決定印刷“獻議六條”和“詔敕五條”10萬張散佈於韓國十三道城鄉，同時讓各校學徒認真學習。1898年11月2日，中樞院官制頒布，明確規定議官的半數（25名）由“民會”（獨立協會）投票選出，並且中樞院具有決議權，開始對君權形成約束。萬民共同會（官民共同會）的鬥爭似乎取得了勝利。於是獨立協會即刻解散了萬民共同會，並依照規定，決定於11月5日舉行議官選舉，“滿城人民聞此報，莫不欣喜，以為我國初有之盛舉，而從此中興政治拭目可睹”。然而好景不長，很快便於11月4日發生了“匿名書事件”，打斷了這一切的進程。趙秉式等守舊大臣炮製匿名書，誣陷獨立協會陰謀廢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國，高宗藉機打擊獨立協會，下令逮捕獨立協會幹部李商在等17人（尹致昊逃跑），下令禁止獨立協會一切活動，並欲將他們處死。獨立協會的議會設立運動化為泡影，受到重大挫折。

在這種情況下，漢城市民不勝憤怒，從1898年11月5日清晨起，就有幾千名民眾衝破軍警的阻撓，在警務廳門前舉行第四次“萬民共同會”，推獨立協會會員尹始炳為會長。在這次萬民共同會上，李承晚、梁弘默等人發表演說，揭露守舊派的陰謀與迫害，他們理直氣壯地宣稱“萬民共同會”群眾與17人是“同功一體、同罪一體”，表示“確執死字同盟之義，以同死為榮”。要求立即釋放17人。漢城全市的商人、學生亦自發罷市、罷課，聲援萬民共同會的鬥爭。下層民眾爭相給萬民共同會捐款捐物，比如一名寡婦賣房子捐款100元，有一位賣辣椒的老太太在3元收入中送來2元，“以表微誠”，甚至僑居漢城的中國商人也主動贈送食品。就這樣，數萬群眾冒著風雨嚴寒，在萬民共同會的 旗幟下堅持了五天五夜的集會鬥爭，終於在1898年11月10日迫使高宗皇帝以“笞四十”的輕刑將17人予以釋放，並罷斥趙秉式、閔種默等守舊派。

但是，雖然17人被釋放出來，但獨立協會的奮鬥目標並未實現，充當政府打手的御用組織“皇國協會”也依然存在，因此群眾繼續召開萬民共同會，反對政府對獨立協會的打壓政策。1898年11月15日，漢城市民在慶運宮（今德壽宮）仁化門前召開萬民共同會，以高永根為會長，譴責韓國政府取締獨立協會，要求“誅群奸、施六條、任賢能、允民會”。高宗皇帝不得不同意恢復獨立協會，表面稱要懲辦趙秉式等人，暗中卻授意皇國協會破壞萬民共同會。11月21日上午11時，衝突終於爆發，吉永洙、洪鐘宇指揮“皇國協會”旗下的褓負商2000多人襲擊仁化門外的萬民共同會，他們大聲咆哮，木棒亂下，與會群眾受傷者不計其數。萬民共同會也不甘心被鎮壓，對皇國協會奮起反抗，據日本駐韓代理公使日置益在致本國的報告中稱：“到了夜裡，有一部分市民及萬民共同會會員在城內各處跋扈跳梁，並謾罵褓負商或襲擊被懷疑與此有關的大臣高官之宅邸，此種慘狀無所不至，幾乎盡顯亂兆。”可見從這時起，由設立議會的政治改革目的而發起的萬民共同會演變為一場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對韓國政府而言無異於民亂。獨立協會與皇國協會的衝突亦全面升級，而其實質則是君權與民權的尖銳矛盾達到白熱化。11月26日，高宗皇帝與各國公使一道，破天荒地親自接見了萬民共同會的群眾代表200人，表示接受他們的要求，曉諭他們不要“越權犯分”，並宣布“有罪無罪，不計輕重，一併蕩滌，洞釋疑阻，咸與維新”。於是獨立協會在這“四千年初有之事”的感化下解散了萬民共同會。

這時獨立協會發生分化，上層領導人如尹致昊、南宮檍等人主張妥協，“曾前民會中有聲譽者，多脫會潛匿” ；而李承晚、崔正德等少壯派則主張繼續鬥爭。1898年11月29日，韓國政府頒布中樞院新官制，議官仍然為50人，可是皇國協會29人，守舊官員4人，獨立協會只有17人，守舊派被大量重新起用。於是獨立協會激進派感到被高宗所欺騙，於12月6日在鍾路發起第五次萬民共同會，會長高永根數次上疏要求高宗恪守信義，實踐諾言，清除守舊派，實行11條（即獻議六條和詔敕五條）。但這更加引起了高宗和守舊派大臣的反感，他們認為召開萬民共同會的獨立協會“欲用他國民主共和之俗，變我邦君主專制之規” ，是“天地所不容，王章所必誅”之罪，應該全面取締。同時，高宗也曾針對獨立協會召開萬民共同會諮詢各國公使，他們都主張“以巡檢禁之”，尤以日本主張鎮壓獨立協會和萬民共同會最力。日本公使對高宗說：“倘若人民仍然敢肆意做出暴亂之舉，便對此施以斷然之處置，固無不可。凡政府皆有力保一國之治安，維持一國之秩序的權利義務。倘臣民妨害治安、擾亂秩序，採取相當措置予以鎮壓屬政府當然之職能。”再加上萬民共同會中有不少人提議亡命日本的“逆賊”朴泳孝回國，主導改革事業，更引起了高宗的恐懼不安。為了維護君權，高宗下定決心鎮壓和取締獨立協會和萬民共同會。1898年12月23日，高宗動員軍隊鎮壓萬民共同會，強制驅散了集會的市民。12月25日，高宗親臨端門曉諭民眾，將11項罪狀強加到獨立協會身上，宣布取締獨立協會。1899年1月9日，活躍於萬民共同會的李承晚等430多人被逮捕下獄，1月18日，韓國政府下令禁止所有集會活動。至此，萬民共同會被徹底解散，獨立協會運動也隨之以失敗告終。

“萬民共同會”作為獨立協會後期的一個附屬組織，是獨立協會後期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因此其整體意義與獨立協會運動的歷史意義是一致的。單獨從萬民共同會本身來考察，則其所包含的具體意義和作用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萬民共同會的召開對衝擊外國侵略勢力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次萬民共同會的召開就是針對沙皇俄國的侵略，同時也成功達到目的，迫使俄國撤走了財政顧問和軍事教官，打擊了沙俄侵略者的氣焰，取得了守護國家主權鬥爭的一次勝利。正是由於萬民共同會在獨立協會的旗幟下發揮著守護主權、打擊外勢的作用，它招致了列強在韓勢力尤其是日本和俄國的忌恨，成為其解散的重要原因。

第二，萬民共同會的召開有力維護和伸張了民權，以資產階級市民階層為首的集會鬥爭沉重打擊了韓國的封建專制勢力，是韓國最早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也是朝鮮半島歷史上人民第一次為自己的權利而發起的集會請願和抗議鬥爭，一度取得了中樞院議會化等成果。雖然最終遭到大韓帝國政府的強制解散，但其作為韓國歷史上最早的民權運動之一部分，仍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

第三，萬民共同會作為朝鮮半島歷史上最早的市民大會，凝聚了人民的力量，喚醒了他們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民主意識和參政熱情，可以說是韓國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重要源泉，促使韓國人民前赴後繼地為主權和民權展開鬥爭。萬民共同會開啟了韓國群眾運動的一個重要形式，此後多次群眾集會，如1919年的三一運動，都可以說是繼承了萬民共同會的模式，所以萬民共同會對韓國民運史有著深遠影響。

第四，萬民共同會促進了韓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覺醒，使他們從鬥爭中獲得經驗與教訓，為其後進一步的愛國運動做好鋪墊。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傳統儒學的知識分子透過經歷和投身萬民共同會的鬥爭，轉化為民族主義和自由民權的鬥士，積極為國家主權和人民民權奔走呼號，比如朴殷植、張志淵、申采浩等人，這些活躍於萬民共同會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初的朝鮮愛國文化啟蒙運動起著主導作用。

然而，萬民共同會終究在韓國政府的鎮壓下失敗了，其失敗原因除了守舊專制勢力的強大，還有萬民共同會提出的有些要求過於激進，並不符合當時特定條件下韓國的國情和民智，沒有強大的階級基礎。另外其鬥爭策略也有問題，在面臨皇國協會的攻擊時，萬民共同會在自身實力偏弱的情況下，一味針鋒相對，與其發生激烈的流血衝突，甚至公然打砸搶燒，使運動趨向暴民化，不僅促使獨立協會內部的分裂，也失去了高宗皇帝的信任，一些會員輕率展開的朴泳孝召回運動也使高宗下定決心採取鎮壓政策。但其光輝的歷史意義的無法抹殺的，也應永遠為人們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