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運動

1910年8月22日，日本強迫大韓帝國簽訂《日韓合併條約》，正式吞併了朝鮮半島，並設立朝鮮總督府進行殖民統治。日本吞併朝鮮后，其統治方式是“武斷統治”，剝奪了朝鮮人民一切政治權利和自由，對朝鮮實施赤裸裸的經濟掠奪，並鼓吹“內鮮一體”（內，指日本本土），對朝鮮人強制實行同化政策。日本首任朝鮮總督寺內正毅一上任就公開宣稱：“朝鮮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日本在朝鮮常駐兩個師的兵力，而警察和憲兵在朝鮮更是具有生殺予奪的權力，成為維持殖民統治的重要力量。日本殘暴的殖民統治導致朝鮮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朝鮮人對日本殖民當局的不滿與日俱增。

而朝鮮自淪為日本殖民地以後，反抗日本的鬥爭從未停止過。以洪範圖、車道善為首的義兵余部在朝鮮北部與日本戰鬥至1915年，海外流亡者也紛紛建立抗日武裝，其中申采浩、李東輝等人在俄國海參崴倡議建議的“光復會”是日本統治初期最有影響力的抗日團體，這個組織最初致力於在中國東北和俄國遠東建立武官學校，培養軍事人才，後來以秘密結社的形式深入朝鮮內部。他們搶奪日本的稅金，槍殺親日派，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日本殖民者的氣焰。除了武裝抗日之外，另一些人士企圖透過外交途徑恢復國家主權。申圭植在1912年成立同濟社，與中國國民黨保持密切聯繫，而李承晚則在美國夏威夷建立大韓人國民會，以美國為中心展開外交活動。朝鮮各地也不斷發生襲擊日本官憲的事件，工人罷工運動也開始嶄露頭角，這些鬥爭雖然規模不大，但反映了朝鮮人民反抗日本、追求獨立的精神。正如韓國歷史學家李基白所說：“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的殖民統治下，民族抵抗精神不斷高漲，並滲透到朝鮮社會的各個角落，以致達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在這個時刻，適逢國際風雲突變，為蓄勢待發的朝鮮人民帶來了機會。

1917年11月，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對追求民族獨立的朝鮮人民有相當大的影響。最開始吸引朝鮮人的並不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是列寧主張的打倒帝國主義及民族自決理論，比如後來三一運動的活躍分子、朝鮮延禧專門學校學生金元璧等人根據列寧對正在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分析說道：“由於這次大戰帝國主義將全敗，世界將由民主主義治理……茲吾等所所希望的歌頌共和政治的日期不會太遠了。”留日學生金範壽更是在演講中說：“今後無論任何國家都要走俄國的道路。”緊接著，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和平原則”，也提倡民族自決，對世界各地處於殖民統治的弱小民族有非常大的感召力。朝鮮也不例外地受到了極大鼓舞。旅居海外的朝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對所謂“十四點原則”以及即將展開的巴黎和會非常重視，美洲、俄國和中國上海等地的朝鮮人團體開展各種活動，爭取參與巴黎和會或前往請願。一戰後興起的民族自決理論鼓舞起來的朝鮮的獨立願望很快表現為反日運動的高漲，一場大規模的獨立運動不可避免的在朝鮮半島爆發了。

三一運動最早的發軔於日本，一戰結束后，留日朝鮮學生看到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過去被奴役的國家獲得獨立時，不禁熱血沸騰，高呼：“時候到了！現在正是時候！”

1919年1月6日，朝鮮留學生在朝鮮基督教青年會（YMCA）會館集會，決定依據民族自決原則向日本政府和各國駐日使節請願，並起草了獨立宣言，決定於2月8日行動。這就是《二八獨立宣言》，這個獨立宣言稱：“若日本不應吾族之正當要求，吾族將與日本血戰到底。”1919年2月8日，他們將請願書和宣言書寄送日本內閣和各國駐日使館，下午2時在東京朝鮮YMCA講堂舉行了留學生總會，發表了獨立宣言書。但很快就被趕來的日本警察強制解散，逮捕了許多學生領袖。隨後留日學生又舉行幾次集會，但都被日本人破壞了。這就是“二·八獨立運動”。二·八獨立運動是三一運動的先聲，有力推動了朝鮮國內獨立運動的開展。

朝鮮國內的獨立運動也在1918年底開始醞釀，京城府（今韓國首爾）的青年學生利用辭舊迎新的機會，聚集在教堂或郊外討論國際形勢和恢復主權、爭取獨立的道路，甚至許多學生寒假都不回家，“滯留旅館，密訪同志，托以忘年會及迎新會，而叩其意，向吐其肝膽”。

隨著京城學生間的串連越來越廣泛，各校學生也趨於聯合。1919年1月6日，也就是留日學生集會起草《二八獨立宣言》的同一天，延禧專科學校學生金元璧、普成法律商專學生康基德、京城醫專學生韓偉健與普專學生朱瀷等，與基督教青年會幹事朴熙道等社會人士在中國飯店大觀園聚會，就國際局勢與推動獨立運動問題進行了首次正式討論。而此時天道教等宗教界人士也決定展開獨立運動，從1919年1月上旬開始，天道教教主孫秉熙與其助手吳世昌、權東鎮與天道教所辦的普成中學校長崔麟等人見青年學生為爭取獨立暗潮湧動，他們也不能袖手旁觀，於是開始計劃展開獨立運動。但是天道教並不打算與學生合作，其教主孫秉熙在1月20日說：“學生少年即使搞運動，不僅不能成功，反而擾亂社會安寧。我們現在如有出眾的同志，還是向政府提意見書為好。”

在這種方針的指引下，孫秉熙命令崔麟負責聯絡社會精英，也就是所謂的“出眾的同志”，企圖讓他們出面簽署給日本殖民當局的請願書。崔麟先爭取到了中央中學校長宋鎮禹和該校教師玄相允的合作，不願參與政治的知識分子崔南善也決定投身獨立運動並為其起草獨立宣言。但按照孫秉熙的想法，他們企圖動員朝鮮王朝時期的重臣金允植、韓圭卨、尹致昊、朴泳孝等人，甚至包括天字第一號賣國賊——李完用作為“民族代表”參加獨立運動，但都沒能成功。

就在這時，曾在位44年的前大韓帝國皇帝、德壽宮李太王李熙（朝鮮高宗）突然去世，其消息於1月22日公布。日本官方宣布李熙死於腦溢血，但民間普遍傳言李熙是由於企圖派代表到巴黎和會而被日本人毒死的。日本人甚至還宣布在3月3日以日本古禮為李熙舉行國葬。李熙之死極大刺激了朝鮮人民脆弱的心靈，反日情緒陡然升級。就這樣，高宗李熙之死成為了加速獨立運動的催化劑，也成為三一運動的導火索。

就在此時，留日學生宋繼白回到朝鮮京城，帶來了《二八獨立宣言》，秘密給各界人士傳閱。京城的青年學生和天道教人士看了之後都大為振奮，決定加快行動。1919年1月25日，京城學生舉行了第二次大觀園聚會。以這次聚會為起點，青年學生的獨立運動由醞釀階段轉入正式行動。

2月12日和14日，學生們在醫專以音樂會為掩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委託朱瀷起草獨立宣言，以學生為主體展開示威運動。而天道教方面則尋求與李升薰為首的基督教（耶穌教）徒合作，經過多番磋商，終於在2月24日實現合作，同時他們也吸收了以韓龍云為代表的佛教勢力，形成了三教聯合的局面。從25日到28日，由孫秉熙、崔麟聯合的33名各教派代表（天道教15人，基督教16人，佛教2人）以“民族代表”的名義下崔南善起草的《獨立宣言書》（《己未獨立宣言》）上簽名。他們決定在1919年3月1日利用各地“奉悼民”湧入京城參加高宗葬禮的機會，在京城市中心的塔洞公園舉行群眾集會，發表《己未獨立宣言》，展開示威和請願運動。同時，由於中央基督教青年會對青年學生影響較大，加上2月26日金元璧與“民族代表”之一的朴熙道接觸，青年學生決定與宗教界33名“民族代表”聯合，同時廢棄了自己起草的獨立宣言，統一為《己未獨立宣言》，同時又決定在參與3月1日由宗教界發起的運動的同時，在3月5日由學生單獨組織一次示威運動。

但是，學生和宗教界的聯合是間接的、倉促的。在2月28日宗教界“民族代表”於孫秉熙家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議中，朴熙道彙報了青年學生將參與運動的狀況。孫秉熙一如既往的害怕學生運動，竟以可能發生“不測事件”為由，臨時將他們發表宣言書的場合改在了塔洞公園附近的高級飯店泰和館。他們不參加群眾集會。

1919年3月1日上午10時，京城塔洞公園聚集了約3000名學生和四面八方趕來的群眾，等待宗教界“民族代表”發表《己未獨立宣言》。因為此時正值為高宗舉行國葬的時期，京城府湧入了數十萬“奉悼民”，人流擁擠，因此日本殖民當局沒有注意集會的異常，這在“武斷統治”時期也是絕好的一次集會機會。

然而等到下午2時，約定的舉行宣言發表儀式的時間已到，“民族代表”遲遲不來。學生代表康基德、韓偉健等3人得到消息后前往泰和館質問這些“民族代表”，並邀請他們前往塔洞公園，但孫秉熙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孫秉熙說道：“青年人即使以暴力引起騷擾也不會成功。我們不能和你們共事，請你們注意。”

在“民族代表”拒絕出席的情況下，青年學生便義無反顧地單獨進行獨立宣言發表儀式。下午2時30分，儆新學校的畢業生鄭在鎔登上塔洞公園的六角亭，莊嚴地向群眾宣讀《己未獨立宣言》。這個由宗教界人士委託崔南善撰寫的獨立宣言書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上層的利益，充滿了妥協主義、和平主義的色彩。

《宣言書》雖然在劈頭明確宣布：“吾等茲宣言：我朝鮮之為獨立國，朝鮮人之為自主民，以此告於世界萬邦，而克明人類平等之大義；以此誥於子孫萬代，而永有民族自存之政權。”並譴責“食丙子修好條規（江華條約）以來時時種種之金石盟約，日本之無信固可罪也”，“貪征服者之快，無視我久遠之社會基礎與卓犖之民族心理，日本之少義固可責也”。但是它並沒有提出明確的鬥爭口號，而侈談抽象的“人道”、“人類通性”，並表明無“怨尤他人”、“懲辦宿昔”之暇，僅聲明出於“嚴肅的良心之命令”，要求“改善匡正錯誤狀態，歸還自然又合理之正經大原”。

李基白評價這個宣言書：“並沒有煽動反對日本殘酷殖民統治的復仇行動”“正如附在宣言后的‘公約三章’所保證的堅決要求自決的韓國人民不採取任何排外的手段、人人始終恪遵共同協議，為了民族的尊嚴和榮譽而秉持光明正大”。

當鄭在鎔讀完獨立宣言書正文，開始讀“公約三章”時，台下一個人高舉手臂，群眾就振臂高呼道：“大韓獨立萬歲！”群眾的情緒頓時就被調動起來，鬥爭氣勢空前高昂。讀完以後，學生和群眾走出公園，分3隊舉行遊行示威，沿途的市民紛紛參與，最後示威人數竟達到30萬之眾。遊行學生和群眾一隊走向外國領事館集中地街道；一隊走向德壽宮；一隊走向日本駐朝軍隊司令部。遊行隊伍揮舞著匿跡9年的國旗——太極旗，邊走邊高呼“大韓獨立萬歲！”“日本軍隊滾出去！”等口號，並一路散發獨立宣言書等宣傳品。他們在德壽宮的高宗靈柩前行禮，山呼萬歲；在日本駐朝軍隊司令部和美國領事館前，一名高舉太極旗的青年當場用自己的鮮血書寫了“大韓獨立”4個字。

此外，有些青年發表街頭演說，號召更多人參與獨立運動，而許多婦女端茶送水，慰問示威群眾。這天京城電氣公司的電車售票員和司機舉行罷工，許多公司、工廠的工人也罷工支持學生和群眾的示威運動，整個京城交通中斷，市政陷入癱瘓狀態。金允植對當日情形記錄道：“午後三時，忽有呼噪之聲，喊叫動地。使人探之，各學校生徒會於鍾路，呼大韓獨立萬歲，或聚於塔洞公園，或演說於大道上。相率至大漢門（德壽宮正門），闖入呼嵩；一派至昌德宮外呼嵩，歷美、法領事館，出至南門驛，延亘十里，巡査、兵丁示威而已，無以禁止。將獨立宣言書數萬張，家家投傳。其一張，天道教主孫秉熙為頭，佛教、耶穌教人亦多參入，大要以獨立為趣旨；其一張，語極慘凜，終以報讎雪恥為辭，此則但書國民會，不書姓名，終日叫呼，爻象危險。道傍觀者如麻，鄉中婦孺，亦皆踴躍，拍手喝彩”。

然而，就在京城逐漸被“獨立萬歲”的洪流淹沒時，以孫秉熙為首的29名“民族代表” （吉善宙、金秉祚、劉如大和鄭春洙4名“民族代表”在外地或在趕赴京城的途中）在泰和館單獨舉行獨立宣言發表儀式。他們誦讀了《己未獨立宣言》，韓龍雲站起來，作為獨立的祝辭講了幾句，然後三唱萬歲。儀式結束后29名民族代表就餐，其間崔麟讓泰和館老闆安淳煥給朝鮮總督府打電話通報了民族代表開會的時間、地點，以表明和平請願的“誠意”。不久後日本警察就前來將正在用餐的29名民族代表全部逮捕。這些“民族代表”在三一運動中的活動就這樣結束了。

在3月1日這一天，京城市民遊行示威始終是和平的，秩序井然，未發生暴力活動。但日本總督府得知消息后馬上出動軍警採取鎮壓行動，除了全部警察憲兵以外，還出動駐龍山的3個步兵中隊、1個騎兵中隊進入市區驅散示威行動，逮捕了130多名示威群眾。

黃昏時分，京城的遊行示威由市中心向郊外擴散，一直持續到深夜11時。

同日中午，朝鮮平壤市民在崇德學校操場集會，宣布朝鮮獨立，並展開大規模遊行示威，義州、元山、南浦等地也爆發了示威活動。三一運動就這樣在京城和平壤點燃了火焰，逐漸擴大為全民族的反日起義。

儘管日本殖民當局在3月1日京城市民的遊行示威中進行鎮壓，但京城的青年學生和群眾並沒有被嚇倒，他們按照原計劃在3月5日展開第二次遊行示威。這次示威的規模比第一次更大，衝突也升級了。3月4日上午，學生領袖在京城培材學堂開會，部署了3月5日的示威行動，並選定康基德和金元璧為遊行總指揮。而平壤的學生在組織了3月1日的遊行示威以後，乘火車前往京城參加3月5日的示威活動，史料記載：“來京的平壤學生指責京城學生的行動太緩慢，並揚言從各道組織敢死隊鞭策京城學生，大大地推動運動以達到最初提出的目的。”就這樣，3月5日，由京城和平壤的青年學生組織數萬群眾湧向南大門（崇禮門），於上午8時開始在京城市內遊行示威，高呼“獨立萬歲”的口號，要求朝鮮獨立。康基德和金元璧坐著人力車，高舉著大書“獨立萬歲”的大旗指揮了遊行隊伍。

一路上學生向群眾散發《新朝鮮新聞》、《國民大會》、《警吾二千萬同胞》、《獨立宣言書》等傳單，進行宣傳鼓動。但是日本的鎮壓也更加嚴厲，日本殖民當局再度調動軍、警、憲力量血腥鎮壓示威活動，逮捕了康基德和金元璧等學生領袖，同日晚又抓獲了正在聚會的學生63人。根據朴殷植的記載，在當天示威期間，一名女學生高舉太極旗，高呼獨立萬歲，一個日本兵用劍砍了她的右手，她便用左手舉旗高呼萬歲，日本兵竟又砍斷她的左手，“猶連呼不已” ，充分表明了朝鮮人民追求獨立的決心和日本殖民者的殘忍。

此時，朝鮮各地的反日示威呈擴大化趨勢，並逐漸升級成為暴力衝突和人民起義。儘管最初各地的示威都是以和平方式進行的，但日本的鎮壓激化了朝鮮人的反日情緒。3月1日，日本守備隊和警察在平安北道宣川血腥鎮壓了當地的示威活動，製造了12人死傷的慘案。朝鮮人民也逐漸開始由示威轉向暴動，3月2日，平安南道南浦1000多人襲擊了警署，同日平安南道的中和也發生暴動，奪取了前來鎮壓的日軍的機槍和手槍各一個，襲擊並佔領了警署，活捉了署長以下的警察。3月4日，平安南道江西郡暴動，千餘名起義民眾襲擊並佔領了日本憲兵駐所，將4名憲兵全部殺死。

京城示威活動結束后，許多學生回到家鄉，組織當地的示威活動，運動範圍不斷擴散，到3月底4月初擴散到全朝鮮各地。而暴力衝突也不斷加劇，3月28日，京畿道爆發農民起義，數千名農民襲擊附近各郡的警署、派出所、郵電局，切斷電線、砍倒電桿，打死了前來鎮壓的日本巡查長野口，震驚了日本殖民當局。朝鮮總督府的警務局對事態這樣報告道：“（朝鮮人）或持棍棒等兇器襲擊憲兵、警察官署、郡廳、郵政局和其他官廳、學校，或破壞投石、焚燒公文、燒毀內地人（即日本人）房屋、闖入輔助巡查和輔助憲兵的家室，甚至襲擊憲兵駐在所，槍殺所員，慘害鎮撫警察官等兇猛程度無法言狀的暴行亦甚多。”

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的罷工運動也如雨後春筍般展開，成為三一運動的一個重要特點。3月2日京城工人參加了鍾路示威，接著3月3日兼二浦制鐵所工人200餘人，7日京城東亞煙草工廠工人500多人參加了示威。9日鐵道局職工罷工，電車司機和車長也宣布罷工。到3月中旬，上班的工人不足平時的百分之十。這時試圖組織示威的鐵道機關手車今奉被解僱，3月22日在萬里洞鐵道交叉點附近的一個飯館里，動員前來吃早餐的雜役勞動者和附近電車車長、工廠職工、自由勞動者和一般市民七八百人舉行萬歲示威，一直走到了獨立門。27日車今奉又組織了滿鐵京城管理局朝鮮工人的示威，在京城火車站前高呼“朝鮮勞動大會”、“朝鮮獨立”，數千名工人響應罷工。有些地區工人罷工還演變為暴動。城市的雜貨商、糧商和飯館老闆們也紛紛撤市，京城商人在3月9日還起草了“京城市商民一同公約書”，積極參與撤市鬥爭。在農村也出現了多種多樣的反日鬥爭，村與村之間不僅用標語和傳單互相聯繫，還用過去義兵鬥爭時常使用的烽火、山呼等方式互相聯繫，出現了被稱為“萬歲漢”的示威組織者。三一運動還蔓延到中國東北、俄國遠東和美國等朝鮮人聚居區，同樣發生了要求獨立的示威運動。

據統計，從1919年3月1日到4月底，朝鮮218個府、郡就有212個府、郡發生了1214次示威與衝突，參加人員達100萬，到5月底增加到2000多次，參加人數達到200萬，占當時朝鮮人口的10%，就這樣，三一運動引發的抗日浪潮席捲了整個朝鮮半島。

日本方面在三一運動爆發前並未有很強的防範意識，1919年初獨立運動的苗頭逐漸出現以後，日本政府也只是擔心朝鮮人是否會暗殺日本派往巴黎和會的代表。在三一運動爆發后，面對是否鎮壓的問題，日本殖民當局也有過爭議。日本總督長谷川好道極力主張武力鎮壓示威民眾，而駐朝日軍司令官宇都宮太郎卻認為朝鮮有5000年的悠久歷史，她的民族精神決不是用武力可以壓服的，因此反對出兵。但長谷川一意孤行，電請日本政府鎮壓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得到日本政府許可后，長谷川於3月1日當天發布戒嚴令，強制鎮壓示威活動。儘管如此，日本政府仍不重視，據當時日本首相原敬的日記記載，日本政府最開始將其視為“不逞之徒”煽動所致，只需逮捕幾個為首者便可，“成不了大事”。

但隨著朝鮮各地的示威逐漸升級為暴動，日本政府開始同意長谷川好道指示駐朝司令官對示威群眾開槍射擊，加大鎮壓力度。於是一場屠殺開始了，這也使朝鮮各地的暴力衝突不斷升級。

1919年4月初，由於擔心駐朝的兩個師難以控制事態，日本從國內調來6個步兵大隊及憲兵、輔助憲兵4000多人前往朝鮮鎮壓人民起義。日本軍在朝鮮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以4月15日發生的“堤岩里事件”最為有名。日本將當地20多名村民趕到一個教堂內，進行集體槍決並放火焚燒教堂，一共殺死了男女老幼29人。日本殖民當局企圖隱瞞這一事件，但被外國傳教士披露而震驚了國際輿論，使日本遭到了全世界廣泛的譴責。事實上，日軍的暴行遠不止堤岩里事件這一個，還有比其更大規模的屠殺，例如，3月10日，日軍第77聯隊的井上中尉在平安南道孟山向示威民眾射擊，導致54人死亡，13人受傷；日軍曾在大邱一次性屠殺了112名示威民眾，連總督府政務總監山縣三伊郎在視察大邱后也承認“憲兵採取了過分的鎮壓方法”。

日本甚至在京城設立十字架，將愛國者綁在上面，往四肢釘上鐵釘，活活折磨致死。在日本的血腥鎮壓下，到1919年6月，朝鮮各地的示威和暴動基本平息。從3月1日到5月31日，共有7509名朝鮮人被殺死，15961人受傷，逮捕46948人，其中8511人被判刑，其中農民（包括一部分地主）4969人，工人328人，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1776人，商工業者1174人，無職業者264人。其中最有名的殉難者是在獄中被折磨致死的女學生柳寬順，她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三一運動的象徵性人物因而在當代韓國家喻戶曉。三一運動以失敗告終。

三一運動是朝鮮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的一次聲勢浩大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是朝鮮日據時期規模最大的獨立運動。從參與階層來看，三一運動由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上層利益的宗教界人士所組成的“民族代表”和青年學生髮起，並且在運動初期也是以學生起先鋒和主體作用，隨即突破了青年學生、知識分子這一範圍，擴展到包括商人、工人、農民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一致抗爭的局面，其中農民階級成為三一運動後期的主力軍。從運動範圍來看，三一運動首先在京城（首爾）和平壤點燃火焰，在1個月的時間內迅速擴散到全朝鮮各地，乃至海外的朝鮮人聚居區。從鬥爭形式來看，三一運動由最開始的和平示威轉化為全民族的反日起義，其中包括了遊行示威、烽火示威、同盟罷課、同盟罷工、罷市、獨立請願以及暴動、起義等。

總之，三一運動是朝鮮不分階層的、史無前例的全民性愛國運動，“獨立萬歲”成為三一運動的象徵性口號，它充分展現了朝鮮民族同仇敵愾反對日本殖民統治、追求民族獨立的決心，震撼了日本殖民者乃至全球帝國主義勢力。朝鮮三一運動與中國五四運動、印度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土耳其凱末爾革命、埃及華夫脫運動構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內容。

然而，三一運動在1919年6月以後就基本失敗了，它的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三一運動的發起者、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上層利益的所謂“民族代表”，他們雖然在組織這次運動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卻輕信歐美列強的民族自決理論，只想進行和平示威和請願，害怕學生運動和人民革命，最後沒有對這次運動起到推動和領導作用，這充分顯示了朝鮮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這也可以從起草《己未獨立宣言》的崔南善後來妥協、墮落為親日派看出。其次，朝鮮的工人階級雖然在這次運動中以獨立力量登上歷史舞台，但是她並未成長起來，力量還很弱小，沒有形成自己的政黨來領導這次愛國運動。所以，三一運動雖然聲勢浩大，但由於缺乏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領導者或政黨，這次運動自爆發之日起，人民的鬥爭就處於無組織、分散和自發的狀態，這也給日本殖民者以各個擊破的機會，致使這次運動的持續不長。

當然，日本帝國主義的全力鎮壓也是這次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而由於日本是一戰的戰勝國，國際地位提高，導致標榜民族自決的美國等列強對朝鮮人民和平示威與日本血腥鎮壓朝鮮人民的無動於衷，則是三一運動失敗的一個外部原因。

三一運動雖然沒有實現民族獨立的目標，但影響也是非常顯著和深遠的。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日本殖民者看見了朝鮮人民展示的反抗精神和力量，不得不改變統治方式和策略，在三一運動后將“武斷統治”變為“文化政治”，使朝鮮的社會環境相對寬鬆。在三一運動期間的1919年4月，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上海成立，朝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是三一運動直接催生的結果。中朝邊境的獨立軍運動也得到發展，進行武裝鬥爭，令日本非常頭疼，為此日本在1920年進行了庚申討伐。朝鮮的工人階級在三一運動中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為馬克思主義在朝鮮的傳播開闢了道路。

三一運動在國際上也有很大影響，其中最大影響就是中國。中國新文化運動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上發表數十篇文章，聲援朝鮮三一運動，揭露和譴責日本鎮壓朝鮮人民的暴行。北京大學等高校的學生團體更是深為朝鮮三一運動所震動，同時也更加看清了日本的侵略本質，因此在《新潮》《國民》等雜誌發表了《朝鮮人之血淚》《可敬可佩的朝鮮人》等文章，這說明三一運動對後來中國爆發的五四運動不無影響，比如《朝鮮獨立運動之新教訓》就是五四運動領導人傅斯年所寫的，而五四運動期間羅家倫、許德珩起草的《北京學生界宣言（五四宣言）》更是明確以“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為其中一例，號召中國民眾“下一大決心，作最後之憤救”。

日本國內的民主勢力如吉野作造等人撰文抨擊日本政府的野蠻行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發表聲明聲援三一運動，英國、法國、美國的部分人士也舉行活動譴責日本殖民者的暴行，支援三一運動。因此三一運動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朝鮮民族獨立爭取了國際輿論的支持。

2019年3月1日，韓國首爾民眾舉行“三一運動”100周年紀念活動。

三一運動作為朝鮮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獨立運動，被朝鮮半島人民所歌頌與紀念，韓國將“三一節”定為國家法定節假日，並在每年3月1日舉行總統出席的盛大的紀念活動。但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之間關於三一運動的部分事實和評價存在較大差異。比如對於33名“民族代表”，韓國對他們的組織和領導工作高度肯定，並讚賞他們和平主義的立場，代表韓國官方觀點的《韓國史》評價道：“民族代表是獨立運動的象徵，是全民族運動的導火線”。

然而朝鮮方面卻否定了33名民族代表的作用，認為他們表現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妥協、懦弱，批判他們的投降主義，比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科學院編著的《朝鮮通史》稱他們為“自封的‘朝鮮民族代表’”，並說“他們這種不抵抗主義的說教，給當時朝鮮人民的革命活動帶來不少壞的影響”。

另外圍繞三一運動的爆發地點和領導人物問題，朝鮮和韓國也有爭議。朝鮮的觀點比較獨特，認為三一運動不是在首爾而是在平壤爆發的。在1958年編著的《朝鮮通史》中，還是以首爾作為三一運動的爆發地點，但1970年代“主體思想”確立以後，卻越來越淡化首爾的作用，反而將平壤作為三一運動的爆發地點，甚至認為是金亨稷（朝鮮領袖金日成之父）領導的運動，對於韓國特別推崇的柳寬順也絕少提及。此外朝鮮還特彆強調時年7歲的金日成也參加了三一運動。

不過，朝鮮方面的說法並沒有第一手資料可以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