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甸戰役

黃橋戰敗后，蔣介石、顧祝同對韓德勤極端不滿，而韓則稱病不起，“懇請鈞座嚴予處分，另派賢能主持蘇北軍政，以挽危局”。顧祝同向蔣建議派王懋功取代韓，王不願去，繼之又擬令冷欣率1個師渡江增援，冷又以大部隊渡江困難等理由推諉。因此，要想救活韓德勤這塊孤棋，遠水解不了近渴，唯一的希望只有依靠在隴海路北的魯蘇戰區司令長官于學忠派部就近南下支援。

中共在華中也有一塊孤棋。新四軍軍部孤懸皖南彈丸之地，狹處於無周旋餘地的涇縣山區，面敵背頑，處境十分險惡。中共高層一直關注著皖南新四軍的安危，想方設法要救出這條被圍困的大龍。

蔣介石“原來想先從蘇北下手，后打皖南”，黃橋之戰結果大出蔣氏所料。周恩來指出，蔣介石“是要復仇的，在蘇北戰爭結束后，王懋功就到顧祝同那裡去，布置皖南事變”。對蔣、顧在黃橋戰後要在皖南報復，延安早有預料。1940年9月，黃橋戰前，毛澤東、王稼祥就對項英明確指示：“韓德勤部是顧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擊后，顧有對皖南、江南我軍採取壓迫手段之可能，望項準備應付辦法。” “確悉軍令部已向顧祝同發出掃蕩江南北新四軍之命令，請葉、項、胡（即劉少奇，時化名胡服）準備自衛行動。皖南尤須防備”。 1940年夏天，顧祝同為了“預防並準備制裁”皖南新四軍，特意將上官雲相的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從江西前線調到皖南。9月21日，顧祝同“為統一黨政軍指揮，加強防制起見”，決定成立“對外不公開不行文”的“黨政軍聯合委員會”，由上官任主任委員，凡蘇南、皖南“該區域內黨政軍一切有關事項事務，即由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負責，以命令行之”，授其防制長江以南新四軍的尚方寶劍。黃橋戰役后，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於10月12日提醒軍部： “整個南方有變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蔣是站在反日立場上，我不能在南方國民黨地區進行任何游擊戰爭，曾生部隊在東江失敗就是明證。因此，軍部應乘此時速速渡江，以皖東根據地，絕對不要再遲延。”

中共中央擔心黃橋戰後會招來蔣、顧對皖南新四軍的報復，同樣，顧祝同也顧忌如在皖南動手會使蘇北韓德勤遭到更加嚴厲的打擊。韓德勤在新敗之餘是否還能經得起再一次攻擊？何況八路軍黃克誠部已挺進到蘇北，顧祝同對此必然要作出慎重的權衡。10月28日，葉挺應邀去涇縣會晤上官雲相時，上官極力想從葉挺口中探詢中共黃橋戰後的動向，“著重問及蘇北是否已停止行動，並能否保障今後不再進攻興化”。上官還向葉挺透露，蔣對顧在皖南的態度極為不滿，曾有電責顧，顧“還是想以和平方式求得解決皖南問題，緩和蘇北問題，但戰區中黃埔系少壯派則頗有主張即打者”。據葉挺彙報，“顧對進攻我遲疑不決。一因無完全把握消滅我軍，二則估計如皖南動手則我對蘇北必徹底消滅韓”。可見國共雙方在蘇北和皖南的利害關係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經過黨內高層的反覆討論和慎重考慮，為爭取事態向有利於團結抗日的方面轉化，於11月9日以朱、彭、葉、項名義發出致何、白“佳電”，一方面據理駁斥並拒絕“皓電”限令新四軍、八路軍開赴黃河以北的要求，明確表示國民黨如進攻，中共必定自衛的立場；另一方面主動表示讓步，答應將皖南新四軍開赴長江以北。毛澤東在11月15日向黨內指出：“蔣介石怕我們皖南不動，擾其後方。故我對皖南部隊既要認真作北移準備，以為彼方緩和進攻時我們所給之交換條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證華中各軍停止活動，以為我方撤退皖南部隊時彼方給我之交換條件。”

中共“佳電”發表后，在各方面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可是，蔣介石卻視中共“佳電”態度為軟弱可欺。11月14日，軍令部將擬定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呈報給蔣介石，準備集中第三、第五戰區主力，第一步先“肅清”江南新四軍，第二步“肅清”所有黃河以南之八路軍、新四軍。由“皓電”所鼓動起來的反共熱情，到11月中旬便開始演變為華中局部規模的軍事衝突。桂軍第一三八師莫德宏部開進淮南津浦路西地區，向皖東新四軍張雲逸部第四支隊挑釁，李品仙威脅中共“交還”整個皖東政權；魯蘇戰區東北軍第一一二師霍守義部越隴海路南進至蘇北淮陰以東蘇家嘴一帶，與八路軍黃克誠部對峙，企圖以“武裝調停摩擦”為由，打通魯蘇聯繫，增援韓德勤部；韓德勤雖然黃橋戰敗，但仍擁兵數萬，與在蘇北的八路軍、新四軍相比，兵力仍占相對優勢，此時也按捺不住，揚言要“恢復黃橋決戰前的狀態”。

面對霍守義師南下和莫德宏師東進，劉少奇於11月10日致電延安分析說：“如不迅速解決韓德勤，鞏固蘇北陣地，不集中華中主力給反共軍主力以痛擊，消滅一二個主力師，則華中形勢愈難應付”，決心以八路軍第五縱隊一部監視霍守義部，“主力即進攻寶應、射陽鎮以北之曹甸、車橋、平橋一帶韓部據點，控制淮安、寶應段之運河，得手后相機南攻興化、沙溝，徹底解決韓部”。這是一個解決韓德勤的一攬子計劃。第二天，劉少奇再次致電延安，建議“首先消滅韓德勤，鞏固蘇北，確保津浦路以東地區，集中全力在皖東決戰後再相機向西大發展”。與劉少奇徹底解決蘇北問題的急躁情緒相比，延安的態度較為冷靜和明智。11月11日，毛、朱、王複電陳毅、劉少奇、黃克誠等人，指出“目前即刻動手打韓德勤、霍守義、何柱國，在政治上極端不利，尚須忍耐”，並明令“第一次攻擊令須由延安下，你們不得命令、不得動手！”

針對日益惡化的華中形勢，毛澤東於11月15日就如何發動反內戰運動以對付蔣介石的反共高潮致電南方局書記周恩來並新四軍、八路軍高層領導，指出：“根據中央11月7日對時局指示及朱、彭、葉、項佳日聯名復何、白電所取政治立場，對於蔣介石此次反共進攻，決定對皖南取讓步政策（即北移），對華中取自衛政策，而在全國則發動大規模反投降、反內戰運動，用以爭取中間勢力，打擊何應欽親日派的陰謀挑釁，緩和蔣介石之反共進軍，拖延抗日與國共合作時間，爭取我在全國之有理有利地位。”電報在分析蔣介石進攻華中已具決心，但還存在幾種困難時指出：“蔣介石、顧祝同均怕我消滅韓德勤。故我應在各地放出如下之空氣，略謂蘇北事件我已遵令和解，不咎既往，但如湯、李、霍、莫不停止進攻，則我不得不打韓德勤，此空氣尤應直接從韓本人及顧祝同方面著手，表示我可繼續保全韓德勤，但必須停止湯、李、霍、莫進攻作交換條件。”

11月18日，霍守義部於奉命南下途中向八路軍黃克誠部駐地逼近。黃命駐童營、蘇家嘴、風谷村、青溝等地所部退出，讓其駐防。韓德勤部第三十三師獲悉後由車橋向北到達風谷村、益林附近接應霍師。11月19日延安指示華中總指揮部積極整軍，沉著觀變，同時要黃克誠待命進擊霍師。黃克誠在複電中分析了雙方兵力等情勢，認為東北軍武器好，戰鬥力強，建議以小部鉗制霍師，以華指主力消滅韓德勤，徹底解決蘇北問題。

黃克誠的這個建議，符合劉少奇的既定方針。在先打韓德勤的問題上，劉少奇、陳毅、黃克誠的觀點逐漸趨向一致，但他們都低估了韓部的實力。11月21日，華指向所部發出“殲滅省韓主力”的部署，並決定總部“於23日移鹽城指揮，各部務於26日之前進入各自攻擊準備位置，秘密集結完畢，待命攻擊”。22日，劉、陳將此部署電報延安。同日毛、朱、王致電葉、項、劉等人說，估計國民黨各路大軍全部開至新黃河、淮南路一帶進攻出發地，約在下月中旬左右向彭雪楓、張雲逸部發起進攻，“那時我除令彭雪楓、張雲逸以游擊戰爭暫時支持皖東與淮北兩地外，我蘇北主力即須動手解決韓德勤”。延安此時仍然堅持採取自衛原則，務要等待12月中旬國民黨各路大軍發起大規模華中摩擦，釁自彼開，才准許蘇北動手打韓，其目的是考慮政治上的主動和給皖南軍部留出足夠的北移時間。然華指仍然堅持先機殲韓。分析其原因，應是認為韓德勤黃橋戰敗后已潰不成軍，而新四軍、八路軍會師后實力大增，一旦霍守義部南下與韓軍會師，將錯失殲韓良機，加上皖北彭雪楓、皖東張雲逸處形勢險惡，時久恐難以支撐， “皖東、皖北陣地有喪失可能”， “皖東將更破壞不堪” （劉少奇語）。於是，華指決定在保留韓德勤、不攻擊興化的前提下，發起一個局部戰鬥即曹甸戰役。

在劉少奇的決策下，華指於11月26日向各攻擊兵團發出部署，命令：“各兵團應於27日進至攻擊準備位置，均於29日拂曉開始攻擊。”同一天，劉少奇以其個人名義電報中央，表明其看法：“不管胡宗南是否向陝北進攻，因桂軍向皖東進攻很急，我們可以增援皖東理由向沙溝、射陽、安豐、平橋推進，並佔領該地區。”為了爭取中央的首肯，他沒有再提“徹底消滅韓德勤”的問題。至此，延安方面終於放棄了之前關於攻韓的前提條件，於27日同意了劉少奇的計劃。接中央命令后，華中總指揮部立即令八路軍五縱隊及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作攻佔射陽、安豐、曹甸、平橋之戰鬥部署。

11月24日，劉少奇、陳毅率華中總指揮部機關從海安移駐鹽城孔廟。孔廟又稱文廟，始建於明嘉靖四十年，歷經兵燹戰亂，幾近荒廢。華中總指揮部遷駐后，蕭條的古廟頓時充滿活力，成為華中敵後令人矚目的軍政要地。

此時，中央仍通過在重慶的周恩來向蔣介石交涉停止湯恩伯、李品仙調動和霍守義、莫德宏的進攻，並於26日電示劉少奇、陳毅：“攻擊淮安、寶應間地域望繼續作充分準備，待命實行。”劉少奇、陳毅當日即於鹽城複電中央：“我對韓攻擊已全部準備好，決於明日（27日）晚向沙溝、射陽攻擊，解決該地之韓部（保留興化不打）。如何，望即復。”面對如此情況，中央於27日複電“同意你們意見，唯不得攻擊興化”。

興化是當時韓德勤所率江蘇省政府所在地。中央認為，在淮安、寶應間打開一個缺口，打通蘇皖即可。不打興化，蘇北動作不礙大局。

此次戰役由華中總指揮部直接指揮，參戰各單位分別為新四軍蘇北指揮部一縱隊、二縱隊、八路軍五縱隊一支隊。陳毅專門作了戰前動員，指出：“此項行動勝利完成，即會取得大會戰的主動地位，與我之全部獲勝有重大意義。同時，此次行動為我八路軍、新四軍戰役、戰術配合之第一次行動，宜以此次戰鬥意義振奮各兵團。”

戰役於11月29日拂曉發起，八路軍、新四軍參戰部隊輪番進攻，猛打猛衝，開始即重創韓八十九軍所部。韓頑守軍猝不及防，潰敗不支，不得不將兵力收縮在曹甸、平橋、安豐一線，以圖頑抗。我參戰部隊一鼓作氣，乘勝進擊，斷頑軍平橋與曹甸及安豐之聯繫，並完成對該諸據點的包圍。

曹甸是寶應縣東北的一個集鎮，西臨寶應湖，周圍是水網地帶。曹甸工事堅固，內有碉堡、暗堡四處相通，易守難攻，駐有韓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軍三十三師兩個團及直屬工兵營、特務營、炮營等共約5000多兵力。而韓德勤在興化及其附近之保六旅、獨六旅等亦約5000多兵力，隨時可以策應曹甸。為此，曹甸已成為消滅韓德勤的最大障礙。

12月4日，華中總指揮部要求各參戰部隊攻擊前進，在曹甸一線會合，以求得在曹甸徹底消滅韓之主力。蘇北的戰況深深牽動著延安的心。當毛澤東得知戰役進展情況后，立刻電示華中總指揮部：“只待曹甸、安豐等地佔領，此次戰役即可結束，仍留興化、高郵及它處不打，保存韓德勤與蔣介石講價錢。”

5日晚，八路軍五縱隊一支隊兩個團率先向曹甸發起攻擊，但由於曹甸易守難攻的特殊地勢，加之頑軍拚死抵抗，故苦戰一夜未能奏效。曹甸戰場遂形成對峙。聞訊后的陳毅專抵距曹甸百米之遙的小馬庄，與幾個參謀人員乘坐小漁船，穿蘆葦，隱草叢，察看地形。回到指揮室后，陳毅決定仍以突擊的辦法，用猛烈的火力掃清外圍，然後向縱深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參戰部隊同時攻擊。

黃克誠聞知曹甸情況后，根據以往作戰經驗，致電華中總指揮部並報中央軍委，對曹甸戰役的具體打法提出建議：“我軍無攻堅武器，歷史上用速戰速決、猛打猛衝戰法攻擊鞏固據點，極少成功。曹甸、車橋等處工事較前堅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勝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傷亡可能。我的意見是用持久作戰的方法攻擊。”黃克誠隨後又提出6點具體戰法：“(1)首先在4個據點（曹甸、安豐、車橋、涇口）間構築據點，截斷其聯繫與增援；(2)肅清4據點周圍之敵據點及附近村落中敵人，將其完全逼入4個據點內；(3)逐步築壘掘溝推進；(4)用小部隊不斷接近，消耗其彈藥，增加其疲勞；(5)派小組潛入，放火燒其房屋；(6)探悉哪有弱點可乘時，即以主力猛擊而消滅之。我如決強攻，請集中新四軍、五縱隊全部迫擊炮、小炮轟擊之。”

黃克誠的建議非常具體，也很有效，但不可取的是時間太長。當時無論是延安還是華中總指揮部都希望能儘快結束此役。尤其是中央專門電示強調：“國民黨甚關心蘇北衝突，你們應堅持原定方針，不打興化，保留韓德勤。並望10天內結束曹甸戰役。”

黃克誠的意見未被採納。華中總指揮部下達了13日總攻曹甸的命令。“12月13日16時，攻擊部隊開始運動，19時半總攻開始。因地勢平坦，河溝阻隔，韓軍炮火攻擊，至21時許，八路軍第五縱隊第一團攻入曹甸西北角炮樓，但此時新四軍在東北、東南兩線的攻勢尚未展開，使韓軍得以集中兵力在西線組織反擊；22時許，新四軍第一縱隊經過近迫作業，越過濠溝，不久突破東小圩，佔領了部分陣地。可是，此刻八路軍在西線的進攻都處於間歇期，致使韓軍得以在東線進行反擊。進攻先頭部隊未能鞏固住前沿陣地，後續部隊受韓軍炮火壓制，無法向前運動。直到14日拂曉，曹甸東、南、西三面均各自為戰，未能形成統一的進攻步調。雖突破韓軍前沿陣地，但未能突破曹甸韓軍的基本陣地。”

曹甸久攻不下，而且傷亡較大。為此，陳毅及時地命令部隊撤出戰鬥。面對這樣的局面，劉少奇於12月15日致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稱：“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戰役，我傷亡共約2000人，消耗甚大，平橋雖被我占，但韓部及東北軍尚有3000多人在車橋、涇口、安豐、曹甸一帶，此次戰役大概只能如此結束。蘇北問題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徹底解決。”

中央亦默認了這樣的結果。毛澤東複電劉少奇說：“華中鬥爭是長期慢性鬥爭，我們要有決心和耐心。”曹甸戰役未能達成戰役目的，最終以消滅韓頑8000多人，八路軍、新四軍亦付出較大代價而結束。對於曹甸戰役的失敗，劉少奇、陳毅後來作了認真深刻的自我批評。

曹甸戰役結束了。蘇北戰場也隨之出現了短暫的寧靜。面對這樣的結果，劉少奇顯然是不滿意的。

在劉少奇的直接領導下，中原局與華中總指揮部隨即開始檢討曹甸戰役。應該說這一檢討很有必要，需總結的內容也很多。比如戰役的指導思想、戰術的確定原則以及兩軍部隊的協同指揮與作戰風格的統一、缺乏攻堅武器和水網地帶作戰經驗等。但劉少奇認為，曹甸戰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黃克誠的作戰消極，有右傾表現。

徠這樣的判斷，黃克誠覺得很突然，也很吃驚。他心有不服，但已不能改變中原局領導所形成的結論。劉少奇認為黃克誠長期擔任政治委員職務，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強項，但不適合帶兵打仗。於是，他以中原局的名義電報中央，建議撤銷黃克誠五縱隊司令員職務，保留政治委員，由陳毅兼任五縱隊司令員。這就是以後黃克誠在回憶錄中所說的：“曹甸戰役沒有打好，華中局（中原局）領導認為我右傾，作戰不力，撤了我第五縱隊司令員職務。”但“陳毅作為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需要照管全局，並沒有到第五縱隊視事。因此，我這個政治委員還得兼管司令員的工作”。

這一結果，黃克誠雖然有些委屈和無奈，但也只能接受。然而，出乎預料的是，這一切還沒有結束。1941年7月，日軍對華中敵後的指揮中心鹽城實施大“掃蕩”。當時，中原局已改稱華中局。圍繞是否保衛鹽城問題，黃克誠又與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領導劉少奇、陳毅發生爭論。這年秋天，華中局在阜寧停翅港召開幹部會議。會議對黃克誠提出了措詞激烈的批評，指責黃克誠“不服從指揮”、“機械地保存主力”等。當時氣氛比較緊張。因為黃克誠對這樣的指責並不服氣，而且據理爭辯。他說：“作戰前我提的意見，我至今認為是對的。作戰未達到預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從指揮，而是上級指揮失當。本來有的仗不應該打，要打也不是這種打法。”黃克誠隨後聯繫曹甸戰役和鹽城反“掃蕩”作戰的情況進行分析，結論依然是“上級處置失誤”。

黃克誠爭辯的觀點並未被劉少奇和陳毅接受，他們堅持黃克誠是錯誤的，應對此負責，並要求他在幹部會議上作檢討。以後，黃克誠在回憶錄中說：“我為了顧全大局，服從組織，雖對於所爭論的問題並沒有改變看法，仍按組織決定在旅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檢討。我當時考慮，可能是由於我從八路軍剛剛劃歸華中局指揮，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會產生我‘不服從指揮’的誤會。”為了消除誤會，事後黃克誠專門找到陳毅說：“你是我的老上級，我有什麼不服從指揮的？”

一年後，陳毅對曹甸戰役還是有過理性地反思和總結的，他說：“曹甸戰鬥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輕敵，倉促作戰，準備不夠，變成浪戰。”“我們的戰鬥手段是攻堅，這就要有很好的準備和按攻堅戰的原則作戰才行。當時我們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撲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如果我們採取坑道作業，就有可能成功。”黃克誠聽到陳毅這番講話后，深為認同，稱這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抗戰勝利后，黃克誠率三師進軍東北，途經山東臨沂與陳毅相見。陳毅在送行時，當著政委羅榮桓的面再次誠懇地對黃克誠說：“過去我也有批評錯的地方，請你多加原諒。例如曹甸戰役，我和少奇沒有認真聽取你的意見，堅持要打，結果沒有打下，我軍傷亡很大，最後批評你三師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職，其實責任在我。”陳毅還說：當時“不看你的功勞，指責你態度不好，指責你把問題直捅延安是我有錯，向你道個歉”。沒想到分手在即，陳毅竟然說出道歉的話，而且還是為了多年前的曹甸戰役。這讓黃克誠十分驚訝和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