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經

中國戰國時期後期墨家的著作。指今本《墨子》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 6篇﹔《墨經》亦稱《墨辯》﹐主要是討論認識論﹑邏輯和自然科學的問題。 

《墨經》約完成於周安王14年 癸巳（公元前388年）。《墨經》，又稱《墨辯》。《墨子》的一部分。包括《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一說僅包括前四篇。其主要內容為認識論、邏輯學，將知識分為“聞知”、“說知”、“親知”，強調“名實合”；提出“辟”、“侔”、“援”、“推”等邏輯範疇；對惠施、公孫龍、莊子的名學觀點進行了批評總結。此外還涉及數學、光學、力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內容，是對先秦時代科學成就的重要記錄。有晉魯勝注，早佚。《晉書·隱逸傳》僅存其《墨辯序》。清畢沅、張惠言、孫詒讓作過整理校釋，另有梁啟超《墨經校釋》、譚戒甫《墨辯發微》、高亨《墨經校釋》。

《墨經》之名始見於《莊子？天下》篇。晉代魯勝曾以《墨子》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為 《墨辯》﹐作注﹐還“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秦漢以後﹐隨著墨學的衰微﹐《墨經》也很少流傳。現在可見的只有魯勝的《墨辯注敘》﹐保存在《晉書？魯勝傳》中。清代乾隆年間﹐畢沅﹑孫星衍﹑汪中﹑張惠言等紛紛為《墨子》作注。後來孫詒讓彙集畢沅以來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見解﹐輯成《墨子閑詁》一書﹐其中有對《墨經》的考訂。近現代學者譚戒甫的《墨辯發微》﹑高亨的《墨經校詮》﹑沈有鼎的《墨經的邏輯學》﹑詹劍峰的《墨家的形式邏輯》等著作﹐聯繫歷史背景﹐比較古希臘﹑印度的邏輯學﹐綜合自然科學和經濟學的知識﹐對《墨經》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使得《墨經》有一個大體可讀的脈絡。 

《墨經》擺脫了前期墨家天志﹑明鬼的思想影響﹐根據當時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對時間﹑空間﹑運動等哲學範疇作出了明確的說明。《經上》說:“久﹐彌異時也”﹔“宇﹐彌異所也”。《墨經》指出﹐“久”是時間範疇﹐包括古今早晚等一切具體時間在內﹔“宇”是空間範疇﹐包括東西南北等一切場所﹔“異時”與“異所”則構成“宇宙”﹐宇宙是無限的。《墨經》用時間與空間的統一來說明運動。《經下》說:“宇或徙﹐說在長宇久”﹔《經說下》解釋說:“長﹐宇徙而有(又)處﹐宇南宇北﹐在旦有(又)在莫(暮)﹔宇徙久”﹐認為物體的運動必經歷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在一瞬間內﹐物體既不在某一點又在某一點上﹐但整個運動卻是由此處到達彼處﹐由此時至於彼時﹐時間﹑空間和運動三者是統一的。 

後期墨家邏輯是中國古代邏輯可以同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古印度因明(見印度邏輯史)相媲美的科學體系，在中國邏輯史和世界邏輯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從秦漢以後，這份寶貴的遺產長期被忽視。晉朝時，魯勝雖曾作《墨辯注》，但僅存其"敘"。只是到了近代以後，孫詒讓、梁啟超、章炳麟、章士釗、譚戒甫等人才開始把墨辯邏輯與西方邏輯和印度因明進行比較研究，從而使後期墨家邏輯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視，並有了新的發展。

《墨經》繼承和發展了前期墨家唯物主義反映論的思想﹐闡明了認識的來源與認識的過程﹐認為人具有認識的能力﹐《經上》說:“知﹐材也”﹔認識能力僅僅是獲得認識的必要條件﹐有了認識能力還不等於有認識﹐猶如有了眼睛並不等於已經見到了事物一樣﹐《經說上》說:“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必知﹐若明”﹔要得到知識必須以感官去接觸外物﹐《經上》說:“知﹐接也。”《經說下》說:“惟以五路(五官)知”。《墨經》又認為﹐接觸事物首先要認識其外貌﹐說:“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貌之”屬於感性認識﹐要得到明了透徹的認識還必須經過“心”的作用﹐說:“﹐明也”﹐“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這就是說﹐表面的感性認識﹐經過心的思維作用﹐形成深切著明的理性認識﹐便從“過物”進到“論物”。 

“聞知”得自傳授﹔“說知”是由已知推及未知﹔“親知”系直接經驗所得。後期墨家特別重視親知﹐認為它是聞知和說知的基礎。《墨經》還討論了認識和客觀事物的關係﹑以及檢驗認識的方法﹐提出了“名﹑實﹑合﹑為”四個概念。“名”是稱謂對象的名詞﹑概念﹔“實”是被認識﹑稱謂的對象﹔名實相耦(“合”)才能成為真正的知識﹔而“為”則是認識的目的和驗證﹐它本身體現了動機和效果的統一。 

《墨經》的貢獻尤為突出。在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辯”是思想鬥爭的重要工具﹐《小取》把辯的目的規定為:“明是非之公﹐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這就否定了莊周學派“不譴是非”的主張以及惠施﹑公孫龍學派玩弄概念的偏向。同時﹐《小取》還提出辯的原則應該是“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即必須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了解各種言論的同異﹔“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認為概念必須反映客觀實際﹐判斷必須表達確定含義﹐論證必須有充分根據﹐而比較推理也要“以類取﹐以類予”﹐只有同類事物﹑同類概念才能比較推論。《墨經》還具體探討了概念的分類﹑判斷的形式﹑推理的原則與方法。(見後期墨家邏輯) 

《墨經》繼承和發展了墨子“兼相愛﹐交相利”的學說﹐公開提倡注重實際的功利主義﹐以利害作為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它主張歷史進化論﹐認為堯舜之道在當時是好的﹐拿到今天就行不通﹔今天的社會應該根據今天的情況來治理。 

《墨經》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哲學文獻和邏輯著作。它關於自然觀﹑認識論和形式邏輯的理論﹐構成先秦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