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陳村

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一首《朱陳村》讓朱陳村名譽全國，詩歌中寫道：

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

機梭聲札札，牛驢走紜紜。女汲澗中水，男采山上薪。

縣遠官事 少，山深人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

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村之民，死為村之塵。

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唯兩姓，世世為婚姻。

親疏居有族，少長游有群。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

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

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 多壽考，往往見玄孫。

我生禮義鄉，少小孤且貧。徒學辨是非，只自取辛勤。

世法貴名教，士人重冠婚。以此自桎梏，信為大謬人。

十歲解讀書，十五能屬文。二十舉秀才，三十為諫臣。

下有妻子累，上有君親恩。承家與事國，望此不肖身。

憶昨旅遊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適楚，羸馬四經秦。

徠晝行有飢色，夜寢無安魂。東西不暫住，來往若浮雲。

離亂失故鄉，骨肉多散分。江南與江北，各有平生親。

平生終日別，逝者隔年聞。朝憂 卧至暮，夕哭坐達晨。

悲火燒心曲，愁霜侵鬢根。一生苦如此，長羨村中民。

白居易的筆下風景秀麗的朱陳村，曾有“朱陳八大景”之說，分別為“龜探河源”、“三松合壁”、“一樓風寒”、“珍珠寶泉”、“卧虎石岩”、“蟠龍山區”、“叮鐺響石”、“玉帶涑水”。時光境遷，因種種原因如今“朱陳八大景”也多剩“斷壁殘垣”的身影，如今能看到的風景區，也只有於2006年6月26日被臨沂市旅遊局評為AA級旅遊區以“珍珠寶泉”著稱的寶泉寺公園。

關於寶泉寺的建寺時間，眾說紛紜。雖然據1935年《續修臨沂縣誌》 大雄寶殿記載：“寺建於宋代，松柏森郁，東西怪石嶙峋，爭為奇狀者約里許……”但無旁證。

“抗日戰爭前還存有唐代殘碑，可惜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寶泉寺公園的相關負責人介紹說，目前寺碑尚存10塊，其最早者為元代延祐五年，即公元1318年所立之贔屓碑，俗稱龜馱碑。碑文標題為《重修寶泉院記》，系進士於順撰文。文中有“朱陳有舊禪院曰寶泉，因泉而得名也。兵革之際，毀於劫火，碑譜淪沒，其詳不可考，惟故基址存焉……”等語。

而在明、清的寺碑上，則提到“不知建自何時，始於何人”。因此，寶泉寺建於唐代佛教盛興之時的說法，也不好排除。即使為宋代所建，其最下限也不晚於北宋滅亡(1126年)之前，因為南宋流亡江南，在此建寺，已無可能。“寶泉寺已有八九百年的悠久歷史，是可以肯定的。”寶泉禪寺公園的負責人說。

寺中碑文還提到：經過丁巳(1257年)、戊寅(1278年)、戊午(1318即元延祐五年)60餘年的三次重修，“殿宇檐楹，丹青赭堊，煥然一新，望之巍然”，“青松綠竹，秀色蔚然”，“又有清流映帶左右，凡耳目之所接及者，俱樹林陰翳，山禽野鳥竹風及月而已。幽人至此，頓覺塵消物外，終日徜徉，輒忘返也。此寶泉之勝概，梵宮之福地……”

不難想象，當年的寶泉寺，不但是著名的名勝區，而且是富有濃厚宗教色彩的佛教聖地。因此，寺院香火極盛，遊人如雲，詩人墨客，來此飲酒賦詩，流連忘返。其中，明清兩朝的《沂州志》所載詩人孟海《同諸友游寶泉寺》七律一首，就可見一斑：

朱陳村是臨沂市縣區中最早發展民族工業地區之一，早在明末清初，在躲避兵荒馬亂、地震水災的年代，一群身懷絕技的山西喜鵲村的窯工，紛紛投奔到這個遍地充滿陶瓷原材料和燃料資源儲量豐富的地方。其中有周姓、孫姓兩家窯業大戶也從外地遷來，就在羅庄以西的朱陳村落戶紮根了，利用當地大青矸、焦寶石、紫土、石英粉、瓷石、粘土、大青土、黃矸、黃葯土等數十種陶瓷原料，以及儲量豐富、分佈面廣的地下煤炭資源，發展手工陶瓷業。清末以後由於中國大地戰亂不斷，朱陳村境內手工陶瓷業遭受毀滅性打擊，手工陶瓷作坊所剩無幾，直至新中國成立后，朱陳村陶瓷業逐步復甦，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上級行政單位羅庄鎮建成一批陶瓷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在朱陳境內臨沂瓷廠帶動下，羅庄鎮境內先後成立了臨沂陶瓷一廠、臨沂陶瓷二廠、臨沂陶瓷三廠，為須應時代發展各廠家紛紛進行由粗變細、由黑變白的陶瓷產品研製，並都以白粗瓷為主白細瓷為輔生產日用瓷，生產活動主要以手工操作為主，"驢拉碾，腳踩泥，成型手拉坯，乾燥靠太陽"，是當時手工勞動的真實寫照。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至70年代初，朱陳陶瓷業又迎來一次質的飛越，陶瓷生產由早年的手工勞作變為機械化、半機械化生產，各陶瓷廠家所從事的原料粉碎、練泥和產品成型均實現了機械化，燒成也均由直焰窯改為機動隧道窯。這種機械化、半機械化的實現，不僅大大減輕了工人的勞動強度，而且也使勞動生產率得到幾倍、十幾倍的提高。自1978年以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改變了陶瓷產品只能內銷不能出口的局面並且隨著科技發展和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的開發和運用，陶瓷產品的花色品種不斷增加，出口產品也由一般的杯、盤、碟等單件向餐具、茶具、酒具、工藝美術等成套產品發展，使臨沂朱陳陶瓷產品打入了國際市場，而且外銷量逐年增加，遠銷美國、加拿大、日本、東歐、香港等6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出口創匯大戶。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人又形成其一方特定的民風民俗。朱陳"夜貓子集"就是朱陳人的獨特習俗之一，它名聞遐邇，傳譽省外，引起不少人的新奇之感。

朱陳集奇。其一，別的村鎮逢集都是上午早飯後開市，下午日西墜結束，而朱陳集卻是天黎明前開市(飲食業更早)，早飯前罷集，時間早而短，故人稱朱陳集為"早集"，形象的說法叫"夜貓子集";其二，別的集市定日逢集(循農曆)，或"一、六"、或"二、七"、或"三、八"不等，五天一集，而朱陳集則是一年365天逢364個，大年初一(春節)例外，歇一天，所以從宏觀上看，朱陳早集的時間又是最長的。

朱陳早集不知始於何朝何代，何年何月，古風遺俗，無可考證。朱陳是古沂州境內的大邦之地，交通便利，商賈雲集，生意興盛，黑陶製作業發達，民間採煤業歷史悠久。因之，自古以來朱陳及奔朱陳從事商業貿易的人多，制陶和採煤的人多。他們有的夜間才歇工，有的凌晨要上工，店鋪開門，學童上早課，還有的通宵玩個牌什麼的，故不少家庭里都有早起晚睡的人。加之孝子夜間伺候年老父母，乳母五更哺育幼兒，四外鄉的農民趕早集賣青菜，更多的是家庭里為了準備一天的食物和菜看，都要上街買吃買喝，朱陳早集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每當夜幕深沉，萬簌俱寂，人們酣睡的三更，街上突然發出一聲有力的咳嗽，隨之"開鍋的糝好了——"的響亮而悠揚的吆喝聲——夜貓子集的號角——響起來，只幾口，便劃破了朱陳的夜空，喚醒了沉睡的人們。走出家門，繁星當空，街上幾點搖曳的燈光卻已在夜幕中閃爍，若在冬天，地攤側旁則燃著一堆篝火(作取暖、看秤、點錢之用)，夜貓子集便拉開了序幕。糝鍋、粥鍋旁站著或蹲著的人們喝著糝或粥，嚼著香脆的油條、燒餅，或吃著熱乎乎的包子、棕子，津津有味。整條街融化在清新涼爽而安詳的氛圍中。天蒙亮時，拎著菜籃的主婦或男當家便紛紛來到集市上購物品。早集經營的商品主要是食物，有熟食、蛋、禽、魚、肉、蔬菜和糧食等，也有日常生活必備品。早集上熱氣裊裊，和聲漫語，平靜祥和，沒有一般集市的大聲喧嘩、粗聲叫罵、飛揚塵土、臊臭氣味，也缺少摩肩接踵、人頭攢動、車水馬龍的場面。

解放前後至60年代，早集設在朱陳村中心南北大街北段，北起供銷社門口，南至石虎子路口，全長二百多米，兩旁店鋪林立。文革時期及其後，早集遷至村南頭，近鄰朱陳煤礦。1996年朱陳四村建設了"朱陳寶泉綜合農貿市場"，早集隨後又遷至朱陳村東南農貿市場，此處交通更加便利。

朱陳"夜貓子集"開市早，時間短，規模小，經營物品單一，屬"短、平、快"型。無論在何種社會背景下，也不管幾易其址，"夜貓子集"以自己的慣性頑強地延續下來。1986年3月朱陳雖新開設了"二、七集"和春秋會，但它們終究未形成大氣候，較之"夜貓子集"仍遜色多多。

不難看出，朱陳"夜貓子集"是當地工商繁榮的產物和象徵，是人民生活的需要和依託，它培養了朱陳人的商品意識，促進了朱陳商品經濟乃至各業的興盛和發展。

朱陳村地方戲種主要以臨沂柳琴戲為主，臨沂柳琴戲的主要特點是：以魯南民間小調為基礎，用尾音翻高的唱腔，哼出的一種民間戲曲，主要代表作有《王祥卧魚》。

朱陳村村民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二種：一種是由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主要代表建築為寶泉寺，修建於唐宋年間。另一種是西洋傳入的基督教，俗稱”耶穌“。主要代表建築為朱陳教堂，修建於1999年。

1882年1月荷蘭傳教士安治泰來山東臨沂口傳經書，創立聖言會（基督教會），大約在清末民初，朱陳村民開始大量信仰基督教，近一百年來，除了文革動亂十年間停辦以外，一直未停息過，其信徒一度超過佛教信徒。

舊中國時期，朱陳村衛生醫療事業十分落後，全村只有一個中草藥堂，村民因生活拮据，很少有人花錢開藥方捉葯，在此社會背景下，山東歷史上的“朱陳瘟疫”，在朱陳村首先爆發瘟情。

1946年4月，腸道傳染病——霍亂，在臨沂縣朱陳區朱陳村(現為臨沂市羅庄區羅庄鎮朱陳村)中悄然傳播。至5、6月，病勢蔓延，死亡人數增多，終於釀成了震動朝野四方的"朱陳大瘟疫"。

據村民反映，同年3月有村民李某出門賣窯貨(黑陶器)，病死南方，抬回家濱葬后，朱陳就發生了這種病。該病初起，病人上嘔下瀉，先吐黃水后吐綠水，拉稀拉黃水，最後脫水死亡。由於當時缺醫少葯，村民缺乏衛生常識，此病蔓延迅猛，發病火急，治療不迭，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形成了"頭午抬死人，下午人抬他"的慘景。如：村民孫某之父早晨吃了4個煎餅，抗著扁擔下地打高粱葉，感到頭一麻，得病回家一簍就死亡；另一孫某之妻頭午給喪主助忙，下午本人病死；村民盧某父母得病同一天死亡；村民馬某天天到寶泉寺大松樹下躲避瘟疫，兩個月後的一天吃過晚飯睡下，天明病殘。此病至高峰期的7月份，全村每天被瘟疫病魔奪去生命的就有5、6人，死亡最多的一天竟達16人，村民發病率達50%以上，村民葛閶編歌謠日:"虎烈拉(霍亂英文譯音)，虎烈拉，烈虎闖進這一家，咬了爺，咬了媽，另外吃盡小兒娃……"整個朱陳村陰霾密布，一片悲哀，穿白戴孝者比比皆是。真謂"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村民巴不事田業，惶惶不可終日。此病向四處村莊迅速蔓延，付庄、朱隆等村也有流行。因此，朱陳周圍村莊群眾談及色變，膽戰心驚，對朱陳人採取隔離政策。

"瘟疫"一發生，就引起了朱陳區委區政府的高度重視。區委書記顏壽山、區長李金濤等同志帶領村民採取了有效的措施。發動村民在村各路口站崗，不準走親戚，也不準趕早集；向群眾宣傳防疫知識，消滅蒼蠅蚊子傳染源；鼓勵本村民間醫生極力搶救，並及時向上級政府請調醫療隊。臨沂縣政府派出醫療隊，會同村醫緊急搶救。醫生們夜不能寢，疲憊不堪。村醫陳黃牛勞累交加，染病死亡，他的母親、妻子和三個孩子也全瘟歿。

1946年8月，山東省衛生總局局長白備伍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聯總)雷黛德大夫，帶領魯中軍區醫療隊到臨沂霍亂疫區進行防治，他們帶來大量"疫苗"和藥品。緊接著山東省主席黎玉發布了《山東省政府關於防治霍亂的指示》，對疫區防疫工作提出了要求，規定了辦法和措施。經過省衛生總局、聯總、濱海行署和臨沂縣政府衛生人員兩個月的大力防治，終於撲滅了流行臨沂數月的大"瘟疫"，朱陳"瘟疫"亦隨之涅滅。據統計，朱陳村"瘟疫"共使321人喪生。

新中國成立后，朱陳村曾規劃為朱陳鄉，下劃分五個自然村，後撤捎朱陳鄉，在村名不改變前提下，保留了五個自然村，這種規劃現狀讓朱陳村保留了五個農村醫療合作社區衛生機構，近十個私人衛生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