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遊

周遊是《北京日報》的創始人之一，是《北京日報》第一任總編輯兼副社長，是首都新聞事業的奠基人。他一生的主要貢獻，在於他長時期地參與了北京市新聞出版事業的奠基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晚報》、《北京日報》與北京出版社的領導工作，為北京市的新聞出版事業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初，周遊任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新聞出版部新聞處處長。隨後，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周遊任當時及此後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出版處第一任處長。

周遊在解放前曾在北平和平談判中擔任過戰地記者，並且是八路軍《子弟兵報》的編輯，後來在聶榮臻司令員領導的晉察冀軍區司令部任軍事報道股股長，寫過著名的戰地通訊《冀中宋庄之戰》。周遊肄業於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他的這篇佳作《冀中宋庄之戰》在《子弟兵報》刊載后，反響很大，其新聞才華逐漸展現。後周遊被任命為軍代表，1942年2月負責接管國民黨二戰區在北平辦的報紙《道報》。接管工作結束后，周遊又趕往《世界日報》負責接管工作。《世界日報》是當時北平僅次於國民黨機關報《華北日報》，規模與影響較大的報紙，也是北平報紙中最後接管的一家。由於接管工作較其他報紙複雜，既有財產的清點、接收，還有原報社與職工勞資雙方未了事宜的處理，所以領導才選派周遊這樣既是學新聞的，又在解放區長期從事過新聞工作的、有經驗的新聞幹部。那時，周遊總戴著頂單軍帽，身上穿的衣服很單薄，外邊整日都裹著件舊棉軍大衣，脖子上掛著一副釘著長帶子的棉手套。讓人一點兒都看不出他是一個“洋學生”。初次見到他時，有人以為他有50歲左右，實際上他的年齡當時還不滿35歲。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新聞出版總署尚未組建，已解放的城市也無新聞處的建制可借鑒，北平是座文化古都，人民政府的牌子掛出后，許多應由政府解決的新聞出版管理問題又紛紛找上門來，而這些問題政策性、敏感性又很強，稍有不當，便會對尚未解放的地區乃至國外造成不好的影響。而那時，新聞處雖然是市政府辦公廳的直屬機構，但許多事情都要由周遊親自跑香山，去向胡喬木等同志直接彙報、請示，所以那時的周遊夜裡一兩點鐘才返回宿舍是家常便飯。和周遊同住一院的劉向勃同志常被他叫門的鈴聲驚醒。

周遊做領導工作，從來都不給大家划框框，而是注重實際，及時將中央和市領導的指示及形勢發展的背景材料傳達給大家，讓每個同志根據形勢的需要自己去發揮，從而創造性地工作。這就是為什麼新聞處建立起來不久，新聞報道、新聞和出版管理各項工作便迅速鋪開並取得顯著成績的原因。

在報紙接管工作結束后，周遊又根據上級指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停止了國民黨在北平的軍友廣播電台、民生廣播電台、中國廣播電台的播音，一天之內全部接管，使自北平發出的電報，於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前夜，全部控制在人民的手中。

在上級領導的關懷下，周遊和全體有關同志從無到有，摸索出一套政府機關新聞發布機構，以及新聞、出版行政管理部門的路數，為建國后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提供了實踐經驗。早在人民解放軍進城伊始，鑒於這座城市過去報社林立的特點，北平市軍管會就頒布了《報紙雜誌登記辦法》。這是我黨進入大城市后，人民政權頒布的第一個有關報刊登記的成文法令。由於這是以“北平軍管會”名義頒布的，自然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處就成為全國第一個進行報刊登記的“執法”機關。

建立“新聞秘書”制度

新聞處在實施行政管理的同時，還十分注意讓幹部走出辦公室去宣傳、教育、發動自己的工作對象，開展工作。在查沒壞書的同時，新聞處還引導琉璃廠、打磨廠的小書商投資合作出版新書、好書。為此，新聞處組建了公私合營的新大眾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由周遊擔任董事長，聘請王子野、王春、章容、苗培時、鄒雅等同志擔任編委，組織北京新國畫研究會的一些畫家，從事新連環畫的創作。

周遊領導的新聞處，當時設有新聞發布科，承擔著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宣傳報道任務。在市屬各局都建立了“新聞秘書”制度，由新聞秘書負責各部門新聞線索的提供、報紙記者採訪的接待、本部門新聞通訊稿的撰寫等。同時，新聞處指定專人負責與各部門聯繫。這套機關新聞發布、報道的制度和辦法，在全國政府部門中，北京是推行最早的。新聞處每天將市屬各單位彙集來的新聞報道編印成《市府新聞稿》，發至京津兩地的報社。各報採用時一般均標出“市府新聞處訊”字樣。新聞稿是由陸元熾同志定稿的，重要稿件需送周遊同志審定。當時京津兩地報紙的版面上每天都有標出上述字樣的幾條新聞見報。有一天晚間，新聞處收到一個中共中央送來的急件，是北京市十二區各界代表會全體代表為龍鬚溝竣工給毛主席發去的感謝信，稿首有段批示：“喬木：送市府新聞處發表。”後面署名“毛澤東”。收到這個批示，全處同志深受鼓舞，許多天都沉浸在興奮之中。因為從批示中可以獲悉毛主席曾讀過新聞處的新聞稿，“市府新聞處”在他頭腦中是留有印象的。

周遊領導的新聞處除了自己撰稿報道北京市的工作，還花費較多的力量，為本市和外埠各報記者的採訪提供服務，動員各報社記者寫“本報訊”報道北京市的工作。新聞處辦公室幾乎每天都有大批記者光臨，彭子崗、高汾、馮種、陸超棋、王紀剛、陳壽儒、潘靜遠、王鴻、丁匯川、方明等當時活躍在新聞採訪戰線的同志，都曾是這裡的座上客。在他們的眼裡，新聞處猶如他們的“記者之家”。平時接待各報社記者的是陸元熾同志，周遊同志在時，大家談話的興緻更高。正是由於和各報記者的親密無間、推心置腹，因而北京解放之初的許多大事，特別是大面積的市政工程建設鋪開后，能夠調動各報的力量，以文字、攝影、新聞紀錄片等多種形式，從多角度、多方位來進行宣傳。儘管當時北京的財力、物力、施工技術、機械設備和工程規模遠遠無法與現在比，但群眾通過報道對人民政府“為勞動人民、為生產建設、為首都服務”的市政建設方針體會卻是十分深刻的。

願去政協做工作人員

北平市人民政府新聞處的辦公室那時設在中南海西花廳前左邊第二進四合院面南的五間大廳里，宿舍則被安排在中南海“游泳池”迤北臨近北門的一組建築里。和北池子比，居住的地方寬敞了許多。人也不再是睡在地上，而是每個人都有了一副床板，大家都很知足。平時大家都不走出西花廳和中南海這兩個大院子的，周遊作為處長，和大家住在一起。那時，晚飯後回到宿舍，沒有電視可供消遣，唯一的活動就是聊天。周遊毫無領導架子，每晚都是不請自來，很隨便地在宿舍的幾個房間里串上一遍，與同志們十分融洽。

1949年9月，各民主黨派的代表齊聚北平召開“新政協”，籌組中央人民政府，周遊同志當時已被任命為“北平市人民政府新聞處處長”，有了“局級”的官銜，但他為了使大家了解即將發生的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便自告奮勇地到政協大會上去服務，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員。他每晚從懷仁堂回到宿舍，總要將大會的要聞及時地傳達給新聞處的同志們，與大家共同分享。大會上共同綱領的討論，國旗、國歌的確定，以及定都北京，種種大事，新聞處的同志都要比一般單位早知道些。有次回來，周遊說：“今天看到了傅作義將軍，他帶了一位全副戎裝的將軍，走到毛主席的面前，身板筆直，靴子跟一碰，立正向毛主席敬了個舉手禮，會場上許多人為之一驚，原來這位被引見的將軍就是不久前在綏遠起義的董其武將軍。”這個小小花絮使大家深深體會到了傅、董兩位國民黨高級將領，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心悅誠服和尊敬。那些日子，大家不論等多晚，都要聽罷他精彩的“當日見聞”才肯入睡。

聶榮臻同志擔任北京市市長時，有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有關北京市政府的工作報告，交由周遊同志起草。他接受任務后要下邊的同志幫他搜集材料，而他卻不慌不忙，晚間照樣聽他的收音機，玩他的撲克牌，不到臨交卷的頭天晚上他從不動筆，但到了第二天凌晨，他准按時完成任務。但這卻苦了為他打字的同志，每次都是十分緊張。

周遊和同志們相處時十分坦誠大度，能將領導對他的批評，毫不隱諱地講給大家聽。北京市委決定籌組《北京日報》時，有天晚上他回到宿舍，立即將這一決定告訴了大家。周遊說，彭真同志今天把他找去，開頭一句就是：“周遊同志，你的名字若能改成‘周定’就好了。這次委託你來籌備辦報的事，只能辦好，不能辦壞。”周遊對大家講，沒想到彭真同志對下邊的幹部摸得這麼透。顯然，周遊是同意領導對他的告誡的。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需要通過報紙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以推動各項政策的落實。而《北平解放報》停刊后，中共北京市委還沒有自己的機關報，不能滿足工作的需要。1950年初，市委決定創辦一張市委機關報，並向黨中央作了報告。考慮到當時北京市有一張民辦的《新民報》是日報，為避免重複，開始市委機關決定定名為《北京晚報》。經黨中央批准，北京市委於1951年3月正式建立《北京晚報》籌備處，指定市政府新聞處處長周遊、市委政策研究室秘書長羅林、《新民報》地下黨員張其華為籌辦處負責人，並委託廖沫沙負責指導黨報籌備工作。

籌備工作的第一步是調集幹部，建立機構，《北京晚報》籌備處的幹部基本來源有以下幾個方面：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政府新聞處。這些地方來的人員是籌備處工作人員的骨幹，但人數很少，大部分人員是市委組織部從北京各大學和一些高中抽調的肄業學生，還有少數是從本市各單位調來的。這樣籌備處的編採人員共有50多人。《北京晚報》籌備時期培養新聞隊伍，主要是培養作為黨報編輯、記者應具備的政治素質和新聞業務能力，因此對學習抓得很緊，工作人員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學習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和時事政策，主要是北京的情況和政策，這方面學習多由周遊親自抓，他非常重視，報社工作人員的政治水平和業務能力提高很快。

1952年3月，北京市委決定，由原來計劃辦的《北京晚報》改為《北京日報》。這一決定和北京市政府此時收購了《新民報》私股財產有直接關係。改為公私合營后，《新民報》經理鄧季惺要求把《新民報》上交國家。后經北京市委決定，3月27日北京市政府收購了北京《新民報》私股，由《北京晚報》籌備處接辦。《新民報》大部分工作人員和財產設備併入《北京晚報》籌備處。於是，《北京晚報》籌備處一邊接辦《新民報》，一邊籌辦出版《北京日報》。

1952年5月3日，原《北京晚報》籌備處的全體人員，從蘇州衚衕125號遷入西長安街72號《新民報》社。自此以後，報社內部領導、機構、人員作了相應調整，報社由周遊、羅林負責。5月22日，《北京日報》開始試版，試版版樣為四開八版。

1952年4月14日，周遊作為《北京日報》籌備處負責人為報紙創刊問題寫信給彭真，當時彭真正在外地。周遊在信中說，《北京日報》正式創刊的日期，希望定在彭真回京后。並說原來預定5月1日創刊，為時過促。編輯部的同志聽說5月1日創刊的消息，曾說“我們是長期準備，倉促應戰”。信中還希望彭真能轉請毛澤東主席為《北京日報》題寫報頭。4月15日，彭真在周遊的來信上批示了《北京日報》出版問題。批示是寫給周遊、鄧拓、廖沫沙的。批示說：“報頭可以請主席題寫，報紙出版不要等我。至於‘應戰’，辦報紙總是要天天應的。要爭取在倉促應戰中又是有準備有把握的。這就要求報社的同志好好注意思想、政治、政策，好好掌握情況，經常抓住當前的中心任務和中心思想，我希望報社同志從這方面加強自己的力量。出版的日期請你們斟酌。”

1952年5月24日，《北京日報》社寫信給毛澤東主席，請求題寫報頭。信原文如下：

主席：

《北京日報》準備於6月1日創刊。當彭真同志告訴我們主席已允許給我們題“北京日報”四字的時候，全報社的同志都為之歡欣鼓舞，興奮極了。我們都下決心要把北京市的黨報辦好，來報答黨對報社的關懷。

現送呈《北京日報》試版版樣2份，上面報頭的題字是從其他方面把主席的題字拼起來的。我們知道中央有規定，在正式的報刊上是不允許這樣做的。

我們的試版並不向外發行，所以臨時安上這四個字，來研究我們的版式。報紙創刊在即，我們懇請主席能在百忙當中，抽暇給報紙題寫這四個字。如有可能，希望在5月27日以前就便題好，賜寄北京西長安街72號《北京日報》社。

請接受《北京日報》社全體同志深深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當日，毛澤東主席就為《北京日報》題寫了報頭。8月底，天津市委當時的宣傳部副部長、《天津日報》總編輯范瑾調到北京日報社，與周遊一起主持《北京日報》的籌備工作，《北京日報》創刊條件日趨成熟。9月27日到29日，《新民報》刊登了《北京日報》創刊啟事和北京《新民報》終刊啟事。《新民報》於1952年9月29日終止發刊，《北京日報》於1952年10月1日創刊。范瑾擔任了第一任《北京日報》社社長，周遊成為第一任《北京日報》社副社長兼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