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等生
七等生
七等生，作家，台灣苗栗通霄人，七等生是筆名，取“七竹寺生”之意。一九六四年，開始在《現代文學》雜誌發表短篇小說，是活躍台灣文壇的縣籍名作家。作品形式與文體奇特，內容晦澀難懂，為六十年代中期台灣小說界引起爭議最多的作家之一。一九六六年，與尉天驄、陳映真、施叔青相識於台北鐵路餐廳，創辦《文學季刊》，后因意見分歧分道揚鑣，發表《灰色鳥》等七篇小說，同年獲第一屆“台灣文學獎”。
七等生生於1939年7月23日，本名劉武雄，中國台灣現代主義代表作家。苗栗縣通霄鎮人，曾任小學教員。
畢業於台北師範藝術專科學校，曾任教於瑞芳鎮九份國民小學、萬里小學、苗栗福興小學教師。
2020年10月24日因癌症病逝，享年81歲。
一九六七年，發表《我愛黑眼珠》、《精神病患》等六篇小說，獲第二屆“台灣文學獎”。
一九六八年，發表《結婚》等十五篇小說及詩作。
一九六九年，發表《木塊》等三篇小說。出版短篇小說集《僵局》。
一九七零年，發表《巨蟹》等七篇小說，出版小說集《精神病患》。
一九七一年，發表《絲瓜布》等七篇小說以及散文和詩。
一九七二年，發表小說《期待白馬而顯現唐倩》，出版小說集《巨蟹集》，自費出版詩集《五年集》。
一九七三年，發表小說《無 葉之樹集》等五篇，出版小說《離城記》。
一九七四年，發表《蘇君夢鳳》等三篇小說，撰寫長篇小說《削廋的靈魂》和詩《有什麼能強過黑色》等五首。
一九七五年，撰寫《沙河悲歌》、《余索式怪誕》等小說，出版小說集《來到小鎮的亞茲別》。
一九七六年，撰寫《隱遁者》中篇小說，發表《大榕樹》、《德次郎》、《貓》等小說，出版《我愛黑眼珠》、《僵局》、《沙河悲歌》、《隱遁者》、《削廋的靈魂》等五部小說集。
一九七七年，接受《台灣文藝》雜誌安排與學者梁景峰對談文學創作，撰寫長篇小說《城之迷》，發表《諾言》等八篇小說，出版《七等生小全集》十冊。
一九七八年，撰寫《耶穌的藝術》，發表《散步去黑橋》等九篇小說，出版《散步去黑橋》小說集。
一九七九年，發表《銀波翅膀》等三篇小說，出版《耶穌的藝術》。
一九八零年，決定暫時停筆撰寫小說，出版《銀波翅膀》小說集。
一九八一年，研習攝影和暗房工作，撰寫生活札記。
一九八二年，發表《老婦人》等五篇小說。
一九八三年八月接受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赴美，年底回台。
一九八五年，發表《重回沙河》生活札記、長篇小說《譚郎的書信》，出版《譚郎的書信》，小說《結婚》拍成電影，獲中國時報文學推薦獎，獲吳三連先生文藝獎。
一九八六年 出版《重回沙河》。
一九八七年，發表《目孔赤》。一九八八年，發表《綠光》、《我愛黑眼珠續記》，出版《我愛黑眼珠續記》。
現已退休，專事寫作。作品有《放生鼠》、《離城記》、《城之謎》、《我愛黑眼珠》、《沙河的悲歌》、《結婚》（曾在台灣新電影蓬勃發展的年代被陳坤厚拍成電影）、短篇小說《余索式怪誕》、《阿水的黃金稻穗》、《思慕微微》、《來 到小鎮的亞茲別》等十多種。
《僵局》：1969年出版。
《精神病患》：1970年出版。
《巨蟹集》、《五年集》：1972年出版。
《離城記》：1973年出版。
《來到小鎮的亞茲別》：1975年出版。
《我愛黑眼珠》、《僵局》、《沙河悲歌》、《削廋的靈魂》：1976年出版。
《七等生小全集》：1977年出版。
《散步去黑橋》：1978年出版。
《耶穌的藝術》：1979年出版。
《銀波翅膀》：1980年出版。
《譚郎的書信》：1985年出版。
《重回沙河》：1986年出版。
《我愛黑眼珠續記》：1988年出版。
《思慕微微》：1998年台灣商務出版。
《七等生集》：前衛出版社出版。
《沙河悲歌》：2000年遠景出版社出版。
《我愛黑眼珠》：2003年遠景出版社出版。
1985年獲吳三連文藝獎（吳三連獎基金會）第8屆文學創作部份短篇小說類得主。
2010年獲第14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得主。
台灣《聯合報》等發起評選的“台灣文學經典”的共10本小說類中，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入選。七等生古怪的筆所挖掘的“彷徨的一代”的孤絕的靈魂中，也折射了台灣“現代人”的人際關係。七等生也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從先前側重於描寫人的內在世界，到放筆描寫真實的客觀世界，揭露它的矛盾，拉近了作品與現實的距離。“他的小說中，有幾乎同質的時空背景，一個舊、新社會交替時被掏空而壓抑的氛圍；他的小說布局，充滿了真實與夢幻的交錯，經常從一個現實的敘事，陡然融入於一個神秘而非現實的自我世界，透過冥想的運作，或以象徵、或以預言的形式，探討繁複尖銳的現實問題，游刃於現實與非現實之間。”（《七等生集》序）；七等生的小說，都透過小說陳述一個主題：真正的信仰內涵跟教會中所呈現出來的信仰，有非常大的差距。他像莎士比亞一樣，藉由故事中的人物（大半是他自我的化身），直接和讀者最底層的靈魂對談，使人無可遁逃。他也像蒙田一樣，以優雅的獨白文學，謙遜的懷疑主義態度，展現出他對人性與個性的尊重。並且，他以描述瑣碎的自我經驗作出發點，呈現出一種多義的生命寬廣性，使讀者經由他這樣雖屬個人卻也平凡的經驗，理解到各自的自我在生命中的獨特處境，這種心靈與心靈直接對談所衍生的藝術性，是七等生得以超脫出時空局限的原因之一。
《沙河悲歌》一書的主角李文龍--現實生活中他的大哥劉玉明。七等生透過李文龍在沙河邊一晚的回憶，自省而瑣細地道出有關生活、家庭和彼時變動中的台灣社會。在那個二次大戰后經濟狀況貧困的40、50年代，作為一位醉心於吹奏技藝的男子，七等生的大哥以邊緣人的姿態，漂流於“葉德星歌劇團”和酒家演奏，因緣際會周旋於3位不同的女人，而逐步走向衰敗的命運。當時，習於教忠教孝的歌仔戲班，為了因應流俗的社會變化，在戲幕轉折的切口，安排西洋樂師吹奏“流行歌曲”，這個新舊交雜、東西半攙的演奏模式，也給了李文龍這樣的吹奏技藝追求者，一個生活的舞台。“這三種樂器代表李文龍三個不同的生命階段、身體狀況和思想層次。根本上，它代表著樂器和人的生命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在肺病的摧折下，李文龍的肺活量愈來愈小，逼使他從傳佩脫吹到薩克斯風，再由薩克斯風改吹克拉里內德。平凡的世間，有人用身體換取金錢，有人用文字換取意義，而文龍則用吹奏換取一些自我認同的尊嚴。這種依存關係，讓文龍找到了他的信仰，“高傲而飲泣的克拉里內德才是他的生命哲學。”在《沙河悲歌》一書中，土地是疏離的、人是流動的、父子間緊張而無諒解的關係是必然，家最後也變成不得歸返的住所。寡言而自尊心強烈的父親，在文龍賺得一些小錢高興回家時，盛怒之下，用木劍劈斷他的左手肌腱和骨頭。日後，這隻殘跛的左手就成為他靈魂的延伸，許多時候，會突然不經意的彈起，“甚至連寂寞時的自瀆，也改用這隻左手。”創作和謀求生活兩者對七等生而言成為“折磨”、“互生”的東西。這個情況就好比同時做兩份工作，“我用教書來養寫作，反過來用寫作來支撐現實的不適應，使得生活變得稍微可堪忍受。於是寫作成為我存在的理由，生命意義之所在。”七等生在《沙河悲歌》三版後記中寫道：“能唱悲歌的地方是一個可以自由洗凈的處所。”然而，在人間繁多害怕自己喪失對生命的感覺的悲歌者，又有哪裡可以尋覓到一條可以投靠委身、對她傾訴的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