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性

人的才能和稟性。始見於趙岐《孟子·告子》“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註：“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王充《論衡·命祿》：“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魏晉玄學興起后，“才性”更是被廣泛清談的問題之一，袁準並有《才性論》（《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后被運用於文學批評,泛指作家的天才與氣質，指文學創作中作家主觀方面的條件。“才”指天才和才能，“性”指作家的氣質和個性，兩者都直接地影響著作者的創作。

三國時期，劉邵的《人物誌》是中國最早論及性格類型的著作。其中品評人物，比較注意人的才性的區分。在《人物誌·八觀》第七中就提出“觀其所短，以知所長”，並認為人有偏才和兼才之別。葛洪《抱朴子·辭義》也有關於才性的“偏長”、“兼通”之說。在中國古代文論中，第一次接觸到作家的氣質與作家的創作之間的關係的，是曹丕的《典論·論文》。認為作家獨特的氣質、個性，形成了各自的獨特風格。所謂“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清濁”即指作家氣質、個性的剛柔：“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但他過於強調了作家氣質、個性的先天性：“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卻完全忽視了後天的社會實踐和藝術素養對於作家氣質、個性形成中的作用。

到劉勰的《文心雕龍》，對作家的才能、個性之與作家創作的關係，才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探討。劉勰曾反覆地強調作家天才和氣質的不同：“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文心雕龍·附會》篇）；“薑桂同地，辛在本性”（《事類》篇）;“性各異稟”（《才略》篇）。這種才能、個性方面的差異，決定著作家們各不相同的風格：“夫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各師成心，其異如面。”（《體性》篇）就是說，一個作家作品的辭理的平庸或傑出，他的作品風格上的陽剛和陰柔，都是和作家本人的才性分不開的，從而提出了作家的才能和個性，是形成其作品的獨特風格的基礎。劉勰並用這樣的觀點，對歷代作家的創作進行了評論。譬如在《體性》篇中，他從性格對於創作風格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沉寂，故志隱而味深……觸類以推，表裡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就是說，作家外在的文辭風格的表現，都是他的內在性格的一種自然而然的反映。

而作家的才能和個性的發展，又常常是和時代分不開的。所以劉勰在《才略》篇中，在分析了後漢和前漢、晉代和建安時代的創作時，指出前者不如後者，主要就是時代風尚影響的結果。例如他認為東晉的文意單薄，和當時的清談之風的影響就是分不開的。所謂“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在《諸子》篇中，他認為由於百家爭鳴的氣氛，使得諸子能夠“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而漢代由於依經立論的結果,“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所以不能不比諸子遜一籌。在《時序》篇中，更進一步指出了建安文學“梗概而多氣”的風格特點，和建安時代的“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代影響分不開；晉代雖然“人才實盛”，但由於“運涉季世，人未盡才”。這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觀點。

這些看法對於促進人們對於風格理論的研究，具有積極意義。在天才的問題上,劉勰一方面接受了曹丕的觀點，很強調它的先天性，如所謂“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才有（由）天資”（《體性》篇）等；但劉勰和曹丕不同的是，他既承認天才的先天性，又很重視作家後天學習對於才能發揮的重要性：“才之能通，必資曉術”（《總術》篇）；“將贍才力，務在博見”,“文章由學，能在天資”(《事類》篇)；“八體屢遷，功以學成”（《體性》篇）。這樣的認識，無疑是更為全面的。劉勰之後，關於才性對於文學創作和風格理論的關係，曾為後世的許多作家、理論家進一步探討和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