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淑慧

楊淑慧，祖籍湖南湘潭，父親楊卓茂是上海總商會的主任秘書，在當時的大上海小有名氣。楊淑慧也算是有錢人家的富貴小姐，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絕非一般女子可比。楊淑慧思想比較新潮，屬於新女性，追求自由婚姻。楊淑慧家與李達家相距不遠，楊淑慧經常到新婚不久的李達家玩，因此認識了周佛海。眼前這位窮酸留學生周佛海雖然穿一身髒兮兮的白西裝，瘦瘦的，高高的，但楊淑慧讀過周佛海發表在《解放與改造》上的不少文章，知道這個年輕人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楊淑慧後來在《我與佛海》一文中，回憶了她與周佛海由認識到同居的詳細過程。她與周佛海第一次相識是在李達的家裡，當時她顯得十分拘謹，周佛海卻態度大方，說話隨便，而且“頭髮亂蓬蓬的，一套山東府綢裝的白西裝，背上已染上枯草般顏色，髒得不成樣子”，“但在又臟又亂的衣服頭髮之外，卻有一張英俊挺美的臉孔，令人尚不發生惡感”。

在周佛海的一生中，其妻楊淑慧，是一個值得說一說的人物。周佛海喜歡玩女人，除老婆、情人外還經常光顧妓院，染上了花柳病。他的一生又彷彿是一隻在女人群里飛翔的風箏，而這放風箏的人正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楊淑慧，一個左右周佛海一生的女人。楊淑慧出身於湖南湘潭名門，幫周佛海布置過中共“一大”會場。她生性潑辣，處世圓滑，見多識廣；不干預政事，卻酷愛斂財，是周家的小財政部長。在上海解放后，她幫助政府尋找到了中共“一大”會址，做了一件好事。

楊淑慧還是一個有主見、敢做敢為的人。早年她曾經冒著坐牢的危險，給共產黨當交通員。周佛海投奔汪精衛當漢奸時，第一個反對的就是楊淑慧，周佛海只得反覆做其夫人的工作。楊淑慧外表既淑且慧，但性格剛強，潑辣兇悍，伶牙俐齒，愛嘮叨，得理不饒人，一旦將其惹急了，混鬧起來，就會不顧一切，不計後果，周佛海因而懼她三分。二人雖是患難夫妻，但楊淑慧在情感上缺乏溫柔的一面，也給周佛海尋花問柳提供了可乘之機。

周佛海對楊淑慧的感情是很深的，即使在他生活中出現第三者時，他內心對其妻還是割捨不下的。周佛海出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時，在南京就常常與一個叫陳曼秋的女人廝混。1937年8月4日午後，周佛海在陳曼秋家呆了三個小時，兩人涕一把，淚一把，彷彿生離死別，可以說是“凄絕人寰”。晚上9點多，周佛海回到家中，因中日已經開戰，遂決定先送其妻去長沙躲躲。想到將與妻兒別離，他“未免依依，惟不敢表示，恐淑（慧）傷心”，夫妻長談了三個多小時。蔣介石對周佛海在生活上的不檢點進行過多次指責、批評，使得周佛海對蔣介石極其不滿，這也是周佛海後來投靠汪精衛的原因之一。

周佛海與楊淑慧最嚴重的一次感情危機是因為筱玲紅。早在1941年四五月，汪偽特工總部的吳四寶在家裡開堂會唱戲，目的就是要巴結汪偽集團的第三號人物周佛海，他請來京劇名角“小伶紅”，親自替周拉皮條。周佛海與“小伶紅”一見傾心，立成好事。當時“小伶紅”的年紀不過十七八歲，可以任周擺布。周怕老婆楊淑慧的潑辣，就將她藏在親信孫曜東的家中，常去幽會。楊淑慧探悉此事後大發雌威，她叫來許多人拎了馬桶到孫家大打出手，將孫曜東弄得滿身糞汁，狼狽不堪，“小伶紅”被嚇得臉色刷白，跪在地上磕頭求饒。周佛海事後也毫無辦法，只好答應分手。“小伶紅”還替周佛海養了個女兒，楊淑慧死活不認賬。再後來，周佛海又把“小伶紅”改藏在法租界雷上達路崗田酉次家中，崗田是日本人，當時擔任汪偽政府的經濟與軍事顧問，因為楊淑慧還是害怕日本人的。周佛海幾經折騰后，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解決家庭矛盾，將筱玲紅喚來，當著楊淑慧的面發誓二人從此不再來往。但過了20多天，周佛海又控制不了自己，故伎重演，事後自己又後悔不迭。他在日記中寫道：“盛氣之下，對淑慧甚為失言，愧悔不已。”楊淑慧對此也自有一套辦法，就是周佛海走到哪裡，她就跟到哪裡，但還是看他不牢。1944年周佛海心臟病發作，他獨自到日本東京治病，又和日本護士金田幸子搭上了，並乾脆立其為側室，還生了個女兒，名叫白石和子。這一次楊淑慧只得忍耐，因為對方是日本人，她惹不起，不像“小伶紅”那麼可欺，況且這次為周佛海拉皮條的是汪偽經濟顧問崗田酉次。

為了能牢牢拴住周佛海那顆心，楊淑慧曾為周佛海買來一位年輕漂亮的女子，名叫月娟，名為照顧周佛海的生活，其實專供周佛海蹂躪，成為周佛海發泄的工具。直到1944年12月8日，月娟才離開周佛海，周佛海為此在日記中記載道：“月娟去矣，後會必不可期，又是一場春夢！傷感之情，豈能抑耶？”除了在外包養女人，妓院也是周佛海常常光顧的地方。上海會樂里長三堂子是一個頗上檔次的妓院，周佛海就是那裡的常客。有張小報曾登過周佛海的一段艷事：有個叫真素心的名妓死活要周佛海給她寫副對聯，周的字跡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揮筆寫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在當時傳為笑談。

抗戰期間，楊淑慧追隨周佛海叛國投敵，投靠日本，淪為漢奸。但在抗戰中後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拋棄了曾向汪精衛作過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證”，厚顏無恥地倒向了蔣介石，拜倒在蔣介石的腳下。1942年10月，周佛海背著汪精衛，派人前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阻止共產黨等革命勢力進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蔣介石再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願死在主席之前。”這種種“傑作”，使周佛海贏得了蔣介石的嘉獎，並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從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當中國國民黨大批人馬到達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價值。一個來月後，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快速嚴懲漢奸”的壓力下，周佛海被軟禁在重慶，後來又被移交南京監獄。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

在周佛海被判處死刑后，楊淑慧當即上訴，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駁回，維持原判。按照國民黨的法律，還有最後一條路，就是家屬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楊淑慧抗告后仍被駁回。駁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除夕。滿城的迎新年爆竹聲，使楊淑慧心頭酸痛無比。因為抗告駁回24小時之內，丈夫隨時可以被槍斃。楊淑慧以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當夜就闖進了蔣介石侍從室機要秘書陳方的家。陳方見她頭髮蓬亂，臉色刷白，知道定有急事，說:“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說。”楊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樣子:“抗告駁回，佛海隨時可以被槍斃。如果蔣先生一定要殺他，就殺吧。我馬上到香港，將蔣先生的親筆信向海內外公布。這是個政治道德問題，看今後還有誰肯替蔣先生賣命！”陳方一聽也著了慌，連忙說:“蔣先生早已說過，沒有他點頭，任何人不得處決佛海。法院如要執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從室，我一定壓下。我以生命擔保，佛海不會死。等到大年初一，我向蔣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處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陳方言盡於此，楊淑慧只得半信半疑走了。天寒地凍，朔風凜冽，她聽著遠近爆竹聲，猶如萬箭穿心。大年初五一過，毛人鳳突然找到楊淑慧，說蔣介石召見她。她到了官邸，陳方領她進去，只見老蔣早端坐在客廳里了。她一見蔣介石，眼淚就簌簌地流了下來，趕忙跪倒在地，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只有陣陣抽泣。蔣介石皺著眉頭，打破沉默說:“這幾年的東南淪陷區，還虧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來，安心回去吧，我會想辦法的。讓佛海在裡面休息一兩年，我一定放他出來。”楊淑慧終於吃了定心丸，輕輕地又磕了幾個頭，站起來走了。直到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才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布特赦令。命令說:“……周佛海在敵寇投降前後，維持京滬杭一帶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塗炭，對社會之安全，究屬不無貢獻。茲依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准將周犯原判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此令。”

原上海博物館館長沈之瑜回憶說，1950年，他在上海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當處長。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告訴他，為迎接中共建黨30周年，市委決定尋找當年中共“一大”會址，此事屬“社會文化事業管理”範疇，所以要他負責尋找。

茫茫大上海，何從尋覓中共“一大”會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線索，是市公安局局長楊帆提供的。楊帆手下有一副科長，叫周之友（中共黨員，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父子分道揚鑣，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之友提供了重要情況：其一，他的母親楊淑慧在上海。中共“一大”期間，周佛海正與楊熱戀，曾帶她去過開會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裡送過信；其二，周佛海寫過一本《往矣集》，談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在上海圖書館，沈之瑜查到了《往矣集》，書中有一句話極為關鍵，即開會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為黃陂南路。這樣，就確定了尋覓的大致範圍。隔了一天，楊淑慧奉楊帆之命來找沈之瑜，說是將儘力幫助尋找李漢俊家。畢竟時過境遷，當年的“李公館”已面目全非。頭一天，無果。隨後，楊淑慧自己又悄悄來到“貝勒路”，細細回憶、尋訪。她終於發現，那白牆上刷著個“醬”字以及砌著“恆昌福麵坊”招牌的房子有點眼熟……經過確認，此處果真是李公館。此後詳細的報告報到北京，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件事，為了慎重，決定由董必武再親自去一趟，加以證實。董老看后，證實那就是李書城的家，是中共“一大”開會所在地。董老接見了楊淑慧，並表揚了她。後來，鏟去了牆上的石灰和“醬”字招牌，這才恢復了李公館——中共“一大”會址的本來面目。

楊淑慧為了救丈夫，積攢的錢全部花光了。解放初，雖然為尋找“一大”地址得到政府表揚，但不久“潘揚案”牽連到她的兒子周幼海，楊淑慧也被株連入獄，1957年1月被釋放出來。此後一個人獨自生活在上海一個破舊的小閣樓上。1962年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