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

1897年5月29日，出生於湖南沅陵縣涼水井鎮一個偏遠的山村裡。家人最初給他取名周福海，后改周佛海。少年時在鄉下讀私塾。

1913年考入沅陵縣高等小學堂，1914年進入長沙兌澤中學，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八聯合中學。

1917年5月，被第八聯合中學開除后，在好友鄧文偉、何亞雄、謝伯林等人的的資助下，先後到長沙、上海等地謀生求學。在上海的湖南會館，老鄉建議他去日本勤工儉學。

1917年初夏，從上海的黃浦港乘船去了日本，進入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學習。在日本學習時，開始接觸、閱讀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對國際形勢較為關注，對西方歷史，尤其是俄國和德國革命產生了濃厚興趣，開始信仰共產主義。

1920年，利用暑假回上海。期間，拜訪了《解放與改造》的主編張東蓀。在張東蓀辦的《解放與改造》上發表過不少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陳獨秀通過張東蓀，約見了他。就這樣與陳獨秀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暑假結束后，他返回日本繼續學習。回到日本后，組織旅日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7月，在日本鹿兒島接到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信件，成為唯一從境外趕回來的海外一大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大會宣言》。一大會議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周佛海為副總書記，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達為宣傳部長。中共一大結束后，因兩個月內陳獨秀未到滬，周佛海便留在上海一度“代理書記”。陳獨秀回來后，周佛海奉黨的指示，參加了上海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工作，后又奉命前往長沙、武漢、安慶等地，負責挑選各界民眾代表，準備出席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弱小民族會議。返回上海后不久，《時事新報》揭出他十幾歲時就在鄉下結了婚，家有髮妻和兒女，“現在又在上海與其同鄉商界某人的女公子大談戀愛，看來又要再度做新郎了”。消息一出，他不與組織告別，乾脆帶著戀人楊淑慧，於1921年11月初離滬，返回日本讀書。

1922年3月，從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畢業后，在東京京都帝國大學讀書的湖南老鄉幫助下，也考入該校。此時動搖了信仰，逐漸與共產主義背道而馳。返回日本后，他實際上與黨組織脫離了關係，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

1924年春，國共合作形成，中國革命形勢飛速發展。時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銀元）的高薪，邀請他出任廣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廣東大學教授。戴季陶，鄒魯都是國民黨右派，是反對國共合作的人。是後來西山會議派反對共產黨的首要分子。周佛海受了他們的影響，革命思想不堅定，與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的分歧越來越大，與黨離心日益加重，周佛海不繳納黨費，不參加共產黨的組織活動。還四處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

這年9月的一個深夜，中共廣州區執行委員會負責人周恩來親自上門做他的工作，勸他三思而後行。但他一意孤行，第二天給中共廣州執委寫了一封長信，聲明退出共產黨。1924年秋，在對其無法挽救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組織，准其脫黨。

脫黨后，逐漸蛻化為國民黨右派分子，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和蔣介石的心腹。以右派分子戴季陶為“榜樣”，積極開展反共宣傳。標榜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的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連同廣東大學（中山大學）的幾名教授，創辦了以反共為主旨的《社會評論》。發表：《反共產與反革命》，《再論反共產與反革命並答中國青年》……等一系列文章，為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搖旗吶喊。周佛海就是通過反共去投靠蔣介石的。周佛海以反共理論家自居，他以他的反共理論和對蔣介石的忠誠，深得蔣介石的賞識與重用，負責為蔣介石起草講話與命令等。周佛海終於擠進了蔣介石智囊團，為蔣介石內戰、獨裁出謀劃策，成為蔣介石身邊的“文膽”之一，頗得蔣的寵信，而他的地位也節節高升。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攻佔武漢后，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職。一九二九年後，歷任國民黨政府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一九三一年當選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

此外，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先後建立兩大特務組織。在國民黨建立“中統特務，其核心組織為“清白團”，成員有陳果夫、陳立夫、周佛海等九人。建立第二個大特務組織，就是以黃埔軍人為核心的“復興社”，后改為軍統組織。周佛海被指名為該組織最高級幹部之一。身兼兩個大特務組織負責人，成為蔣介石最親信的大紅人。

一九三五年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民眾訓練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后出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中央宣傳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組織“低調俱樂部”，與抗日唱反調，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衛趁著蔣介石發表抗日講話時候，逃離重慶，飛抵昆明，受戴笠秘密指派，隨汪精衛及汪的老婆、親信等人乘坐歐亞航空公司的一架專機，逃到越南河內。20日，時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的陳公博也尾隨而至。

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中央政府。奪得了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央政治委員秘書長等要職，后又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偽警政部長、偽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偽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委員長、偽上海特別市市長等職務。

汪精衛的偽中央政權成立時，偽政府中的各院，部，會的漢奸要員，都是在周佛海筆下提名產生的，偽政府實際上是周佛海炮製而成，周佛海對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記中說：“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他甚至狂稱：“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在形式上，周佛海地位僅次於汪精衛和陳公博，但是由於周佛海直接掌握汪偽政權的外交、金融、財政、軍事、物資和特務大權，並且直接掌握一支裝備精良、訓練嚴格的偽稅警團，因而其在汪偽政權中是一個握有實權的人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解散南京偽政府，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蔣介石拍急電，表示他控制的一萬多人的武裝能以“完整的上海奉給中央”，並向蔣介石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後，寧願死在主席之前”。蔣介石接電報后，極為高興，立即以個人名義嘉獎周佛海。

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奉蔣介石之命，任命他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令其指揮所屬稅警總團、上海市保安隊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區偽十二軍等，負責維護上海、杭州一帶治安，阻止新四軍武裝收復滬杭地區。后應周佛海的請求，任命他為行動總隊司令，全權指揮駐滬杭偽軍。就這樣，搖身一變成為抗戰的有功之臣。上海的老百姓不明底細，都被搞得稀里糊塗，不知蔣介石葫蘆里賣的什麼葯。

一九四六年四月，國民黨當局先後開始了對漢奸的公開審判。首先受到審判並被處以死刑的是偽立法院副院長繆斌。接著，陳公博、梅思平、褚民誼、林柏生、陳璧君等漢奸，一一受審判，分別被判以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受到應有的懲處。但他逍遙法外，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質問當局為何在大小漢奸受到審判時，“獨頭等漢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無消息？迫於壓力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審判周佛海。由判死刑，后減為無期徒刑。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病死在監房中。

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於湖南省沅陵縣涼水井鄉。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敗落。周佛海在鄉塾接受啟蒙教育，后考入沅陵縣高等小學堂。

1917年，他在好友和學校的幫助下，東渡日本留學。

1920年暑假，離別故土三年的周佛海決定回沅陵省親。周佛海1920年又與陳獨秀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11月初離滬，返回日本讀書。

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仍赴日本留學。

徠1922年3月，周佛海從第七高等學校畢業后，升入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科。

1924年回國后，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同年9月脫離中國共產黨。

1926年任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總教官。

1929年出席國民黨三大，任國民黨政府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兼總司令部訓練主任。

1931年當選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

1935年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

1938年9月與汪精衛投靠日本。

1939年8月起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兼特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0年3月後又任汪偽政府財政部長兼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行政院副院長、上海市長等職。

1939年12月和1940年11月，曾兩次與日本簽訂秘密和正式的賣國條約。

1943年，被戴笠秘密吸收入軍統。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司令。后在輿論壓力下被捕。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慶。次年9月押到南京。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對周佛海進行公審。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行，判處周佛海死刑。

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發布特令，以“響應反正”、“戴罪圖功”，“以觀後效”為由，將周佛海“減為無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因心臟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獄中。

著有《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往矣集》《物價問題》《周佛海日記》等。

譯有《互助論》《社會問題概論》等。

周佛海為民國時期最活躍的政治投機分子。其個人政治色彩隨著政治投機活動而變化多端，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壇大紅人物，之後投入蔣介石幕府，抗戰爆發后又以卧底身份與汪偽政權合作，為國民黨的抗戰做出了幕後貢獻，但同時也做了一些有愧於歷史和人民的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