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調俱樂部
非正式的組織
1932年“一·二八”抗戰之後，周佛海在南京西流灣8號建造了一幢花園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個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戰後，顧祝同、朱紹良、梅思平、陶希聖、羅君強、胡適、陳布雷、陳立夫、張君勱等人，常來此躲避空襲。他們常常討論時局，都對中日戰爭前景持“戰必大敗”的悲觀情緒。於是胡適為這裡的這個非正式的組織起了個名字“低調俱樂部”，以表示其成員們對當時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風氣”（指當時國民黨主戰派及民眾的抗戰熱情）的不滿。
周佛海在抗戰開始后，曾就為何主和申述了“理由”：中國現如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低調俱樂部還有兩個較有影響的人物：胡適和陳佈雷。陳布雷是總統府國策顧問，蔣介石的許多反共、對日妥協的文稿都出自他手。但後來胡適漸漸拋棄和平幻想，他告訴汪精衛等人：“和比戰難百倍”。不久，他赴美展開國民外交，這位深有影響的低調人物醒了過來，成為戰鬥在另一條戰線上的抗戰分子。
抗日戰爭爆發，南京瞬間淪陷，低調俱樂部成員一度四散，很快部分成員又聚於武漢，集合在一個名叫“藝文研究會”組織的周圍。
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的“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說：“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1938年9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繫。
汪精衛與低調俱樂部
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游擊隊。共產黨以游擊戰爭迴避對敵作戰，人稱‘游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
汪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麼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佔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儘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胡適與低調俱樂部
胡適是”精英“們眾口一詞稱讚的“自由主義”領軍人物，被認為代表了他那個時代民族的“良知”。可是，只要你了解了他與那個臭名昭著的“低調俱樂部”的關係，就可得出相反的結論。
後來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繫，但抹不去歷史的污點。而汪精衛和周佛海則公開投敵，成了名副其實的漢奸。
周佛海與低調俱樂部
抗日戰爭爆發后，隨著全國抗戰的呼聲不斷高漲，身為卧底的周佛海卻隨同汪精衛組織“低調俱樂部”，與抗日唱反調，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暗中還與日本侵略者勾結，進行謀求所謂“和平”的勾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