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
中國古代官名及姓氏
徠司馬是古代職官名稱。馬在中國古代的戰爭中佔據重要地位，春秋以前的職業化軍隊主要由貴族出身的子弟組成，戰爭方式主要是戰車的列陣對陣衝鋒，而古代的戰車是由馬拉的，所以馬的地位極其重要。形容哪個國家軍力強盛，就稱呼它為千乘之國、萬乘之國之類的，由於這層關係，司馬其實是專門負責管馬匹的官，是非常重要的軍職。
殷商時代始置，位次三公，與六卿相當，與司徒、司空、司士、司寇並稱五官，掌軍政和軍賦，春秋、戰國沿置。漢武帝時置大司馬，作為大將軍的加號，后亦加於驃騎將軍，後漢單獨設置，皆開府。隋唐以後為兵部尚書的別稱。
參考《史記。楚世家》：“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
漢武帝定製，司馬，主武也，掌管軍事之職。大將軍所屬軍隊分為五部，各置司馬一人領之。魏晉南北朝，諸將軍開府，府置司馬一人，位次將軍，掌本府軍事，相當於後世的參謀長。宋制，司馬銅印墨綬，絳朝服，武冠。至隋時廢州府之任，不置司馬，改置治中。
“司馬”作為西周國家軍事行政部門的首腦、政權機構的主要職官，其職能可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國家的軍賦，在周代包括兵役和軍用物資。如《漢書·食貨志》所說古者“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這裡的“士徒”指服兵役的將士和徒兵，“車馬、甲兵”則為軍需物資。司馬管理軍賦，並不是只掌管其使用，而是從制定軍賦標準到徵收運送，直至調配使用均由其負責。其能有效的管理軍賦或者說保證軍賦的徵收和合理使用的前提，是他必須對土地、人民及收成情況有一個清楚的了解，以此為依據，制定符合實際的徵收標準；同時又要做到對軍隊的數量和配備情況心中有數，從而保證賦有所出和賦以足兵。正如《國語·魯語》所說：“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又據《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楚蒍掩為司馬，子木使尼賦，數甲兵。甲午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規偃豬，町原防，收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甲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這就是周代司馬具體情況的例證，因此司馬不僅要進行“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等大量工作，而且還要“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荀子·王制》）。另據《左傳·襄公四年》載魯國向晉國請求以鄫作為它的附庸國一事說：“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藉助焉”，杜預注云：“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可見元侯大國的司馬不但掌管本國軍賦，而且還管理附庸國乃至諸侯的軍賦。
在原始社會末期，氏族武裝臨時召集，作戰人員未經訓練而應戰，其作戰方式十分簡單，作戰的技巧來自狩獵經驗的積累。夏商時期軍隊也多是臨時召集，同樣也沒有形成一套訓練體制，只是通過田獵來提高軍隊的作戰技能。到西周由於常備軍的建立和戰爭的發展，對軍隊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軍隊的訓練成為軍隊建設的重要內容。但西周時的軍事訓練的內容和方式與後世有所不同，有著自己顯著的特點，即周代的軍事訓練不是由統帥軍隊的將領進行經常性的訓練，而是由軍事行政部門——司馬在農閑時定期組織服役人員進行臨時性的訓練，這也是由奴隸制時代民兵制度所決定的。
“司馬”作為全國軍隊的最高管理官，除管理國家軍賦和組織軍事訓練外，還是軍法的執行者。如《周禮·大司馬》：“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后至者”，“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及戰，巡陳，胝事而賞罰”，“大役與慮，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這些都說明，在軍事活動中，所有涉及賞罰等軍法事宜，均由司馬處斷。司馬的這一職能在《左傳》、《國語》中亦有所記述，如《國語·晉語三》載晉國將領慶鄭，因違反軍令，晉惠公命司馬說殺之，司馬說於全軍將士前曆數慶鄭違反軍令的四大罪行，然後對其實行斬刑，以儆全軍。據《左傳·文公十年》載，楚王與宋、鄭二國君田獵於孟褚，“宋公違命”，左司馬天畏“抶其仆以徇”，這是司馬在田獵中（實為軍事演習）懲罰違令者的事例，即使一國之君亦嚴懲不貸。又如《國語·晉語五》載：“趙宣王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左傳·襄公三年》亦載：“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時為中軍司馬）戮其仆”。“干行”、“亂行”均為破壞行軍作戰隊行的行為，對違犯正常軍事行列者由司馬負責處治。從上述幾例中可見，無論是軍事演習還是在真正的戰爭中，凡違反命令和軍規者，小自車仆，貴至國君，均予以嚴厲懲處，而執法者即是司馬。上引《左傳》、《國語》等材料反映的雖是春秋時期的事件，但所記述的均為周制。春秋時如此，西周時亦當不例其外，與《周禮·大司馬》所記相印對，足以證明司馬無疑是軍事執法官。
司馬的職責除上述幾個主要方面外，由於在奴隸制軍事制度中具有“寓兵於農”、“寓將於卿”的特點，加之司徒、司馬、司空共同管理國家事務，所以三司既有分工，又互相聯繫，特別是司馬還負責管理軍賦。與此相關，他還必須與主管人民的司徒和主管工程建設的司空協作，從事“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等大量非軍事的工作，這些工作也是其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河南通志·睢縣採訪稿·袁可立故宅》：“東西臨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馬’，右曰‘宮保尚書’，皆距大門五十步之遙，略如公署轅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