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履泰

生於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卒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山西平遙縣龍躍村（原細窯村）人，出身農家，因家貧棄學經商。辦事幹練，頗有才華。清嘉慶年間，受雇於平遙縣城西達蒲村人李箴視，任平遙縣西裕成顏料庄總號掌柜。受親友間異地匯兌的啟發，發現匯兌的商機。

道光元年（1821）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果然營業旺盛，遂放棄顏料生意，專營匯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去世以後，“日升昌”競爭力日衰，票號的霸主地位隨之失去。

民國二年（1913年）停業清理。

徠民國十四年（1925年）改組為“日升昌”錢莊。

創建的日升昌票號以日升昌為代表的票號，形成了一套獨具中國特色，又與現代企業制度相近的企業結構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兩權分離、“頂身股”、嚴格號規、“酌盈濟虛，抽疲轉快”等制度架構、管理方法和運作模式。這些制度的源頭，大都起自雷履泰。當然，雷履泰也不是憑空創造，而是依賴於晉商在做生意中日積月累形成的制度體系和常規習慣。

“兩權分離”似乎是現代企業的起點，然而，考究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日升昌推行的兩權分離體制幾近完美。那麼，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深究。日升昌的“兩權分離”同現代企業的“兩權分離”不同處在什麼地方。

起碼從明代開始，晉商在經營實踐中就形成了“東伙合作制”。所謂“東”，就是資本所有人，俗稱財東；所謂“伙”，就是經營合伙人，俗稱夥計。東伙合作的緣起，在於有資本者未必有經商能力，而能經商者未必有本錢。正是東伙合作，奠定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體制。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從東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企業”就已經誕生。

日升昌票號舊址到日升昌時期，票號的組織結構為三種人：東家、掌柜、夥計（這裡的夥計，是後來對學徒和夥友的俗稱，不包括掌柜）。東家相當於董事長，大掌柜以下，全部是東家的雇傭人員。掌柜又分為不同層次，習慣上稱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等等，掌柜統領夥計從事具體經營活動。東家是出資人，其職責只有兩項，一是掏銀子，二是選掌柜。可能是由於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積累而形成的慣例，晉商在所有經營活動中，東家一律不準插手，甚至連學徒都不能推薦。電視劇《喬家大院》的一個重大缺陷，就是給東家賦予了想象中的經營決策權。試想一下，如果東家具有傑出的經營能力，大掌柜就是多餘；而如果東家缺乏經營能力，插手經營事務只會添亂。所以，久而久之在晉商中就形成了一條雖不成文卻人人都必須遵守的規範——東家不過問經營事務。只有出資人不插手經營，才能保證企業正常運作。甚至為了保障掌柜的權力，晉商還形成了不允許“三爺”進票號的規矩。所謂“三爺”指東家的“舅爺”、“姑爺”、“少爺”。顯然，如果允許“三爺”插手，那麼，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出“外戚專權”，女婿就可能製造出商務“倒插門”，兒子就可能炮製出“逼宮戲”。其中的關節竅道，值得今人好好思索。電視劇《喬家大院》中的喬致庸，被描寫成了東家和大掌柜一身二任的角色。筆者以為，這恰恰是現實中的企業兩權不分在文學作品中的折射。歷史哲學家克羅奇聲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誠哉斯言。關於日升昌的資料中，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後的歷任掌柜都記載翔實，而東家李氏的記載則非常簡略，也說明了這一事實。“董事長兼總經理”，早在票號時代就已經被否定。

日升昌票號內部組織及管理內容當然，作為東家，大筆銀子出手，還不能介入經營活動，如何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損？這就靠東家的眼力了。當打定主意出資時，東家惟一要重視的，就是大掌柜的選擇。選對了大掌柜，你就等著拿銀子；而選錯了人，你就等著虧血本。異常隆重的大掌柜聘任儀式，同帝王拜將差不多，擺酒席，請中人，蓋紅印，畫字押，反映出東家對大掌柜的全權委託。所以，東家的標準形象，不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更不是精打細算扒拉著算盤珠子不放手，而是披著大氅拿著水煙袋悠哉樂哉。大掌柜一上任，就具有獨立的經營權。其職權之大，可能會讓今人瞠目結舌。比如對資本的運用，對人事的安排，東家一概不能過問。不僅如此，為了不影響掌柜的經營，東家不能在票號里借錢，即使到票號視察也不能在號里過夜。可以說，大掌柜是整個票號發展和贏利的最為關鍵所在。而這種經營權威，也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證。這種體制，恐怕會使我們當今的那些“小媳婦”型經理人羨慕不已。

大掌柜是票號經營管理的最高領導，全權處理全號內外事務，從選用二掌柜、三掌柜和夥計，再到資本運作和具體業務安排，一概都是大掌柜的事情。既有決策權，又有執行權，包括內部制度的制定與執行，人員的選用，分號的設立與管理，資金的調度與運作，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商務決策。所以，晉商的東家幾乎都是一個模樣，而大掌柜卻各有特點，有雷厲風行者，有謹小慎微者，有出奇制勝者，有重視細節者，不一而足。大掌柜下設二掌柜，通常職責是協助大掌柜處理全號事務，尤其是內部制度的實施以及員工考勤、生活安排和生意操作等等。大的票號，還有三掌柜甚至四掌柜，協助上一級掌柜工作。這些掌柜們，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高級管理層，是票號管理團隊的核心。其中的“一把手”就是大掌柜。

日升昌票號匯票日升昌為了適應在全國甚至在外國開展業務的需要，在總號之下設立了大量分號。分號的設立由大掌柜決定，人員由總號派出。所有分號不獨立從事業務，其業務一概由總號調度，所以，也不單獨考核分號的業績。從整體上看，票號是以大掌柜為中心的垂直式集權組織模式。分號只是總號的分理店，完全不同於今天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頂身股

“頂身股”是晉商的發明創造，有人把它比作當今的MBO（即管理者控股，但身股的獲得渠道不是購買，而是服務年資和表現）。這是當時特有的企業激勵體制，也是協調東伙利益關係的基本舉措。具體做法是：東家的出資為銀股，是票號的真實資本；掌柜和夥計以人力入股，是為身股，俗稱“頂生意”。身股與銀股相對應，不交銀子，但是需要對東家投入的資本負責，是票號里的“虛擬”股本。身股與銀股一樣，都享有同等分紅的權利。掌柜和夥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表現取得一定的股份，如果服務年限增長及表現優異，則會追加股份。反之則會降職。這種頂身股制度，使票號在組織體繫上利益一體化，形成了很強的向心力。晉商有言：“薪金百兩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身股的作用在這一俗語中表露無遺。

日升昌票號運錢的鏢車身股如此重要，想獲得也十分艱難。獲得身股是從當學徒開始的，經過長達十年以上的磨鍊，才能取得頂身資格。商家選學徒，比丈母娘挑女婿還要嚴格，而且還要由與票號有業務關係的店鋪擔保。學徒出事，保人要承擔賠償責任。進號以後的三年學徒期，對於常人來說十分難熬。第一年干雜活，以考察品德為主；第二年學業務，包括文化、寫字、珠算、票號業務、騎馬、蒙古語等；第三年跟師傅跑生意，在實踐中摸索提高。整整三年，不能回家，不準告假，臟苦累賤，一樣不缺。套一句現在流行的調侃語來說，就是“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狗還晚，幹得比牛還多，身份比豬還低”。從裝水煙、遞毛巾到倒夜壺、疊被褥，對掌柜要伺候得無微不至。現在人們可能會以為這樣做有點過份，而且似乎不見得同經商技能有多大關係。實際上，正是這種生活小事的濡染，才能養成經商所需的眼尖手快、腦筋活絡、察言觀色、心機靈動。學徒期滿，解除了依附性的身份限制，就變成票號的夥友，但是還要經過七年班期做事，業績可觀，無錯無誤，才能取得身股。這十年期間，夥計從早上東方發白起床，到晚上繁星滿天關門，在店裡是沒有座位的，所以才留下了“站櫃檯”的說法。許多學徒，在十分苛刻的條件中能堅持下來，靠的就是對身股的預期。

這十年，也是掌柜觀察夥計、辨識人才的過程。民國初年，山西票號的最後一代大掌柜李宏齡，曾用這樣一段話概括了這種職業訓練：“票號以道德信義樹立營業之聲譽，故遴選職員，培養學徒非常慎重，人心險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實驗無以知其究竟。”在具體的考察人才方法上，他還提出了一整套準則：“遠則易欺，遠使以觀其忠；近則易狎，近使以觀其敬；煩則難理，煩使以觀其能；卒則難辦，卒使以觀其智；急則易夾，急使以觀其信；財則易貪，委財以觀其仁；危則易變，告危以觀其節；久則易情，班期二年而觀其則；雜處易淫，派往繁華以觀其色。如測驗其人確實可用，由總號分派各分號任事。”票號內的許多中高層管理人員，都是這樣一步步走出來的。身股的數額不等，大掌柜的身股數量，由東家確定。一般的山西票號，大掌柜往往可以頂到一股，也就是十厘。有的票號比較特殊，限制整股，如大盛魁的大掌柜，最高身股為九厘。也有個別票號，大掌柜頂到十一二厘。從二掌柜以下，身股為七八厘（掌柜）到一二厘（夥計）不等。身股的多少，同經營中的職權大小相對應。由低到高，頂一二厘生意者，就可以接待客戶，商洽生意，掌管雜事；頂三四厘生意者，可以上櫃，應酬買賣，決斷一般營業（對於這種可以上櫃的夥計，客戶打招呼時就開始以“掌柜的”尊稱），但大事不能做主；頂五厘生意者，就已經進入中層，可以定奪一些較重要的生意，獨立開展業務；頂七八厘生意者，就已經成了票號的台柱子，大宗交易可直接拍板，盤點分號，核算盈虧，甚至掌管全局；頂九厘生意以上者，非大掌柜二掌柜莫屬，他們通常不過問小宗貿易和日常營業，而是決斷重大疑難，進行戰略設計。

身股有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在本金虧損的情況下，頂身股者並不承擔相應的虧損責任，而有權利分紅。這樣，掌柜和夥計不用承擔本金風險。從這一點上看，身股制度並不是資產制度，而是屬於利潤分成的激勵制度。為了給夥計示範，有些票號，對起過重要影響或創造巨大利潤的掌柜夥計，還實行身股繼承製度。他去世之後，票號依然會給予他的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紅，最長可達七年。這種身股所起到的激勵作用是顯著的，夥計的利益與票號的利益緊密綁在一起，取得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效果，從而能更有效地激勵夥計們的工作熱情。

日升昌票號匯票票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號規也是嚴格的。所謂“家有家法，鋪有鋪規”。票號的規矩之多，為當時各行業所罕見，有許多規定，表面上看近似苛刻。比如，所有票號，都嚴格規定“十不準”，包括不準攜帶家屬，不準嫖妓宿娼，不準參與賭博，不準吸食鴉片，不準營私舞弊，不準假公濟私，不準私營放貸，不準貪污盜竊，不準懈怠號事，不準打架鬥毆。一旦有違反號規者，立即除名，俗稱“捲鋪蓋”。這種懲罰的嚴厲性，在於它是公認的行規，凡是某個票號犯事而卷了鋪蓋的夥計，其他任何票號都不會再錄用。也就是說，犯規除名等於宣告這個人經商生涯的終結。各個票號，還會根據自己的情況做出更細的規定。例如，除父母喪葬大事，不得請假；每月准寄平安家信，但不能帶東西銀錢；家信要交總號檢查並由總號轉交，不得私寄等等。這種幾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規章，強調票號對夥計的人身控制，在當時行之有效。

號規的嚴格，還在於不分高低，不講情面。日升昌天津分號的大掌柜冀體謙，用現在的話來說，屬於“資深高級經理”。他的弟弟冀體和，擔任百川通票號天津分號的二掌柜。在晉商群體中，都是響噹噹的人物。有個生意上往來的富商為了巴結冀體謙，給他重金買了一個青樓女子。冀體謙明知號規不準納妾，但自恃資格老，貢獻大，貪於美色，就把號規拋在腦後，將這位女子收為偏房，並囑咐夥計們保密。他的弟弟覺得不妥，勸說無效，就給父親寫信告知此事。父親令他儘快休妾。他依然置之不理，小日子過得蠻舒服。但好景不長，日升昌總號派梁懷文“巡邊”，發現此事，報告總號。總號當機立斷，立即下令冀體謙“捲鋪蓋”。冀體謙沒想到總號會動真格的，灰溜溜地帶著小妾回家。更沒想到他的老父親動了真怒，拒絕他進門，宣布斷絕父子情分。他只好另租一個地方，勉強度日。冀體謙幹了一輩子票號，沒有其他謀生技能，而日升昌的除名，等於斷了他在任何商家重新就業的門路。青樓女子奢侈生活過慣了，受不得清苦，吞金自殺。冀體謙人財兩失，雞飛蛋打，徹底淪落。有這樣的前鑒，票號夥計都會掂量輕重，沒有人敢於輕易違規。至於票號的具體經營業務，我們在這裡就不談了。在當時，這樣一種治理結構，帶來的是日升昌生意興隆。資本的嗅覺是靈敏的，日升昌給晉商提供了一個樣板。很快，晉商紛起效尤，在平遙、介休、祁縣、太谷、榆次等地湧現出了大批票號，有的票號（如合盛元）的分號甚至設到日本的東京、大阪、橫濱、神戶以及朝鮮的新義州等地。梁啟超曾感嘆說，山西票號“執中國金融界牛耳”。日升昌，作為票號的領頭羊，得到了“天下第一號”、“匯通天下”的讚譽。到雷履泰70歲壽誕時，山西商會專門為這位票號先驅贈予一匾，上書“拔乎其萃”四個大字，以表彰他首創票號之功。

往來帳目清末時期，平遙城內一位沿街討飯數十年的寡婦老太太，有一天持一數額為5000兩的日升昌張家口分號匯票，到日升昌總號提取銀兩。任櫃頭的一看簽發時間在同治七年（1868年），與取款時間相隔了30多年，趕緊跑到后廳詢問大掌柜，兩人問清了匯票來歷，並認真查閱了數十年的帳簿，如數兌付了現銀。原來，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張家口經商做皮貨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餘，在日升昌分號匯款5000兩白銀，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屍體運回家裡，妻子哭得死去活來。換完衣服擇日出殯后，一個好端端的家庭開始敗落。妻子十幾年熬過來，一天，這位早已淪為乞丐的老婦，拿起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夾襖，從衣角摸到一張日升昌匯票，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到日升昌兌取現銀。這件事之後，日升昌名聲大振，匯兌、存放款業務一天比一天紅火。

日升昌票號，其前身是西裕成顏料庄，在清朝乾隆年間已資財雄厚。財東是平遙西達蒲村李大全，嘉慶末年的一天早晨李大全和朋友（一位著名的算命先生名失傳），在平遙城皇廟趕廟會，突然算命先生指著一位風流後生說：“李老爺你若能把這後生收下日後定大發其財”。李大全問為什麼？算命先生答：“這後生外表風流成性，揮金如土，實是懷才不遇的奇人，他人不知且難供這後生開銷，只有像李老爺你這樣的財東才能供起後生的開銷，李老爺要信得過鄙人，年後定金銀無數”。李大全聽后說：“哪我就養活他一年看這後生是什麼奇才”。算命先生又說：“李老爺不過鄙人有話再先，這後生想去什麼地方、想做什麼你都要答應他”。李大全稍思后說：“只要他不犯王法”。隨後二人便把後生召喚過來，問後生叫什麼，家住哪裡，想做什麼？得知後生叫雷履泰，家住細窯村，想去京城，時過久李大全便派人把年青的雷履泰送到了西裕成顏料京城（北京）的分號。

日升昌票號的大掌柜雷履泰雷履泰到達京城后無事可做，每日和富家子弟吃喝玩樂，並用二佰倆銀子買了一隻百靈鳥，大把的開銷銀兩使的西裕成顏料京城（北京）的分號收不贏支，分號告急，李大全從平遙總號撥銀給京城分號，時隔不久京城分號又告急說：“雷履泰將用二佰倆銀子買的百靈鳥送給他人，這樣的敗家子弟怎能養的起”。李大全命分號不要限制雷履泰，但要了解雷履泰在與什麼人玩，在做什麼？話說雷履泰將百靈鳥送給的不是別人正是大清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愛新覺羅·旻寧)太子，也就是後來的道光皇帝，雷履泰就用這隻百靈鳥打開了戒備森嚴的皇宮大門。

一日雷履泰進得宮去看見旻寧太子愁眉不展，便問其因。旻寧太子說：“由於年成不好，全國響馬四起。救災銀兩和糧草經常被搶盜，國庫空虛。父皇（嘉慶皇帝）為此大動龍顏”。雷履泰聽后說：“如太子能讓我面見皇上，在下有妙方防止現銀運送被盜搶”。旻寧太子聽后忙帶雷履泰面見嘉慶黃帝。雷履泰把“即不需要勞師動眾，又能防止現銀被盜搶的匯票”想法面奏了嘉慶黃帝。嘉慶皇帝聽后認為是個上策，但畢竟先朝先祖無此例，就下口諭以西裕成顏料庄名譽，向民間籌措銀兩放貸獲利，以資國庫空虛，就這樣誕生了中國笫一張匯票。在雷履泰的精明策化與經營下，清朝政府的默許支持下，年終只是上繳皇宮的稅銀，就用騾馬馱著便排滿了京城十里長安街。

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日升昌票號成立，開創了中國銀行史上笫一家票號。總號設于山西平遙西大街，財東李大全，經理雷履泰。

雷履泰故居始建於道光年間，距今已有180多年的歷史了。故居坐北朝南，裡外三進的院落構築得四平八穩，穩重端莊，不事張揚的感覺，故居內部裝修細緻精巧，每一塊石刻、浮雕，都有著考究的工藝。房面闊三間帶前廊，是由下為窯洞，上為木結構樓房組成的建築，房頂為雙坡硬山瓦頂，雀替、掛落裝修完整，前後兩院廂房左右各三間，呈三三對應式。整院建築用料考究、堅固實用、建築工藝樸實無華，建築造型雄偉壯觀，充分反映了一位金融家豐厚的家財和務實的創業精神。院子的地形，里院比外院高，"前低后高，世出英豪"科學地講，是排水好，採光好。整座院子裡面，種花，種草，不種樹。在當地民俗中，在院里種樹也是有講究的。

值得一提的是每間房屋中的頂樑柱與北方地區常見的位置不同，不在一般的房屋正中部位，而是全部豎立在貼牆的地方，在四分之一處頂住房梁，如此大大增加了房屋內的使用空間。

地址：平遙古城上西門街11號門票：古城內實行套票，120元/張。包含古城牆、日升昌、縣衙、清虛觀、城隍廟財神廟、明清古街、百川通、協同慶、天吉祥、雷履泰故居、中國商會館、同興公鏢局、古民居博覽苑、華北第一鏢局、中國鏢局、蔚盛長、匯武林、文廟、報紙珍藏館、蔚泰厚20個景點。不能單獨買票，持有學生證的可以購買半價學生票。

交通：在古城內，步行即可到達。

作為封建商人、商界能手，雷履泰長於順流而動、頗善經紀。他能抓住時機轉營票號，不僅開創了中國金融史上專管存放款和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而且在總結前人經商經驗的基礎上，於實踐中逐漸摸索、制定出諸如“兩權分離”、“頂身股”、“嚴格號規、精選培訓”、“制約互利”、“抽疲轉快”等經營方法、原則和規章制度。山西票號業的蓬勃發展，對中國金融業以及商品經濟和信用制度的發展具有積極促進作用。

票號鼻祖雷履泰，不！應該是中國現代金融業的鼻祖，雷履泰開創了一項偉大的事業，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的貢獻是非常大的。“三爺不用”(少爺、姑爺、舅爺)，票號鼻祖雷履泰當年制定的這一制度，在當今也是行之有效的。在當時的經濟環境、文化背境下，雷履泰創立的制度之嚴謹、周密，可以說是完美的，尤其內控管理不比今天的銀行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