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樂府

這些樂曲有的是十六國時代的產物，如《企喻歌》、《琅琊王歌辭》等。有的則產生於北魏後期，如《高陽王樂人歌》（高陽王元雍，孝文帝元宏之弟），風格比較豪放，雖出於樂工之手，而帶有較濃厚的民歌色彩。據《新唐書·樂志》載，北魏音樂中的“北歌”有鮮卑、吐谷渾和部落稽三族的歌謠。《隋書·經籍志》所載《國語真歌》10卷、《國語御歌》11卷，大抵是鮮卑歌。但這些少數民族歌謠由於元宏推行漢化以及民族的融合，後人對歌詞不能理解，就逐漸散失了。現在所見的“梁鼓角橫吹曲”的曲調雖出於少數民族，但其歌辭已經過南方漢人的翻譯和潤飾，有些已非本來面目。如《折楊柳歌辭》：“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中的“虜”字，顯然是南朝樂官譯為漢語時所改。還有一些歌的曲調雖起於北方，歌辭可能已經梁代樂官易為古詩或南朝人的作品。如《紫騮馬歌辭》六曲，前二曲較質樸，似是北方民歌；後面“四曲”，即從“十五從軍征”以下，據陳釋智匠《古今樂錄》說是古詩。歷來的研究者大多認為此詩是東漢時代的產物。又如《黃淡思歌》的第三曲：“江外何郁拂，龍洲廣州出。象牙作帆檣，綠絲作幃纖”，不論從詩中所提到的名物以及詩本身的風格，都與南朝民歌相近。這首詩，也可能是梁代樂官用北方曲調譜唱的南方詩歌。在“梁鼓角橫吹曲”中還有類似的例子，如《雍台》據《古今樂錄》說是梁代胡吹舊曲，而今存的歌辭卻是梁武帝蕭衍和吳均所作。

“梁鼓角橫吹曲”中所保存的北朝民歌，其風格比南方的“吳聲歌”、“西曲歌”質樸，反映的生活面也比南朝民歌廣闊。南朝的民歌幾乎全是情歌，而且偏於描寫柔情。北方則因為戰亂頻繁，所以民歌往往能反映出人民在那個動亂時代的種種生活狀況。如《企喻歌》寫的是軍容和尚武精神。但在連年戰爭中，許多人陣亡，也使人感到沮喪，發出了“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屍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的悲嘆。有的歌辭也寫到了戰爭中的痛苦，如《隔谷歌》寫被圍的人“弓無弦，箭無栝，食糧乏盡若為活”；另一首則寫到當了俘虜“骨露力疲食不足”的苦楚。有些歌辭還寫到了一些社會問題，如《幽州馬客吟》寫到了貧富不均的問題，斷言“黃鶴起贏馬，有錢始作人”，似是貧窮者的怒怨之詞。《捉搦歌》寫到了貧賤人民的苦難：“男兒千凶飽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琅琊王歌辭》說：“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強”，反映了在戰亂中一般百姓不得不託庇於“塢堡”之主的社會現實。

北朝民歌中也有情歌，但由於經濟生活和文化傳統的差異，這些情歌顯得粗放和坦率，與南方民歌的□艷柔靡大不相同。如《地驅歌樂辭》：“月明光光星欲墮，欲來不來早語我”；《捉搦歌》的“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嫗”。可能是由於少數民族不象漢族受封建禮教束縛，所以能無顧忌地說出內心的話，有些詩句非常真率，如《地驅歌樂辭》中的“老女不嫁，蹋地喚天”，《折楊柳枝歌》中的“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在漢族作品中很難找到類似的例子。

據《舊唐書·音樂志》載，北魏樂府中的“北歌”中還有《白凈皇太子》等曲。這些歌原本都是“燕魏之際鮮卑歌”，其中多“可□”之辭，用少數民族語言歌唱，歌辭不易解。但梁代樂府的“胡吹”中也有《大白凈皇太子》、《小白凈皇太子》等，音調與“北歌”不同。那些“北歌”至唐尚有存者，後來因漢人不懂鮮卑語，就都亡佚了。

著名的敘事詩《木蘭詩》，歷來也認為是“梁鼓角橫吹曲”中的一首。此詩兩次提到“可□”，和“燕魏之際鮮卑歌”有些類似。多數研究者認為此詩產生於北魏，但詩中有一些詞語和某些詩句的風格，又和唐人作品相近。可能它原是一首鮮卑語的民歌，後來經南方人翻譯和加工，變成了現在的樣子。因為梁陳時在南朝宮廷中也演奏過北方樂曲。《隋書·音樂志》載陳後主“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

北朝民歌也有一些沒有收入“梁鼓角橫吹曲”。其中較著名的如《魏書·李安世傳》所載的《李波小妹歌》，可能是一首北方漢族的歌謠，它反映了當時居於北方的漢族在不斷的戰爭中也養成了尚武的風氣。又如北齊政權的創建者高歡曾命大將斛律金唱《敕勒歌》。此歌今見《樂府詩集》卷八十六，它反映了北方少數民族的游牧生活。此詩很少雕飾，雄渾天然。金代詩人元好問評此詩云：“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確實道出了此詩的佳處（見《敕勒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