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

《赤壁》 （唐）杜牧

折戟沉沙鐵未銷，

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杜牧（803～852）唐代詩人。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

折戟：折斷的戟。戟，古代兵器。

銷：銷蝕。

將：拿起。

磨洗：磨光洗凈。

認前朝：認出戟是東吳破曹時的遺物，具體指東漢朝代。

東風：指火燒赤壁事件中的諸葛亮所借來的風。

周郎：指周瑜，字公瑾，年輕時即有才名，人乎周郎。後任吳軍大都督。

銅雀：即銅雀台，曹操在今河北省臨漳縣建造的一座樓台，樓頂里有大銅雀，台上住姬妾歌妓，是曹操暮年行樂處。

二喬：東吳喬公的兩個女兒，一嫁前國主孫策（孫權兄），稱大喬，一嫁軍事統帥周瑜，稱小喬，合稱“二喬”。

折斷的畫戟沉沒在泥沙中尚未銷融，拾起磨洗一番，仍可隱約看見歷史的刀光劍影。

倘若東風不來，周瑜怎麼能借東風火燒曹操八十萬水軍而大獲全勝呢？

三國大局不定，想必曹操兩年後在鄴都建造銅雀台廣羅天下名姬的時候，東吳美人大喬（孫策夫人）和小喬（周瑜夫人）可能就深鎖銅雀，春恨無限了。

這首詠史弔古，似是譏諷周瑜成功的僥倖。詩的開頭二句，借物起興，慨嘆前朝人物事迹，后二句議論：赤壁大戰，周瑜火攻，倘無東風，東吳早滅，二喬將被虜去，歷史就要改觀。詩的構思極為精巧，點染用功。

這首詩是詩人經過赤壁（今湖北省武昌縣西南赤磯山）這個著名的古戰場，有感於三國時代的英雄成敗而寫下的。發生於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十月的赤壁之戰，是對三國鼎立的歷史形勢起著決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戰役。其結果是孫、劉聯軍擊敗了曹軍，而三十四歲的孫吳軍統帥周瑜，乃是這次戰役中的頭號風雲人物。詩人觀賞了古戰場的遺物，對赤壁之戰發表了獨特的看法，認為周瑜勝利於僥倖，同時也抒發了詩人對國家興亡的慨嘆。有情有致。

此詩的開頭卻只從一件不起眼的折戟寫起。這一隻與古代戰爭有聯繫的折戟，很自然地引起後文對歷史的詠嘆。凡是在歷史上留下過蹤跡的人物、事件，常會被無情的時光銷蝕掉，也易從人們的記憶中消逝，就像這鐵戟一樣沉淪埋沒，但又常因偶然的機會被人記起，或引起懷念，或勾起深思。正由於發現了這隻折戟，使詩人心緒無法平靜，因此他要磨洗並辨認一番，發現原來是“前朝”——三國赤壁之戰時的遺物。這一場決定了三國鼎立局面的重大戰鬥，英雄雲集，何等壯偉。“認前朝”又進一步勃發了作者浮想聯翩的思緒，為後二句論史抒懷作了鋪墊。全詩最精彩的，當然是久為人們傳誦的末二句。這二句是議論。“認前朝”，本來可以寫對這場戰爭的回顧，但是他省略了，所以不是緬懷，不是描述，也不是一般的歷史評價，而是直接的對歷史結局提出自己的評判。他不以成敗論英雄，對戰爭的一方——周瑜提出了有異於史家的評價。他認為歷史上英雄的成功都有某種機遇。他在一個更高的層次觀察、思考著歷史，頓使詩歌平添一種更上一層樓的氣概。不直言戰爭之勝敗，而說“銅雀春深鎖二喬”。用一“鎖”字，重台密閣，更加重了藏嬌之意。試想英雄如曹操者，於橫掃天下勝利之後，擁江東二喬於銅雀台，弦歌艷舞，以享受纏綿之春色，當是何種得意氣概。寫設想中的東吳敗亡，不言河山破碎，生民塗炭之類，而拈出“二喬”入魏以暗喻，同樣把東吳領袖人物之風流儒雅的風神傳遞出來了。但是杜牧之寫史論，除了為表現出非凡的見識，還曲折地反映出他的抑鬱不平和豪爽胸襟。慨嘆歷史上英雄成名的機遇，是因為他自己生不逢時，有政治軍事才能而不得一展。它似乎又還有一層意思：只要有機遇，相信自己總會有所作為，顯示出一種逼人的英氣。

中心句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思想感情：借周瑜和曹操的故事，表現了詩人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抑鬱不平之氣。

其 一，這一首七絕，是詩人借遺物而感興，引起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議論。此詩是一首詠史詩，詩篇的重心在後兩句，“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寫 法上純屬議論，對此古今評家均無異議。但詩人對歷史故實的議論自有其特色，即用形象議論，而非為抽象評說，如此便使本來枯燥無味的歷史教訓極具可視性和可 感性，並能使讀者深受其藝術力量的烘染，感到回味無窮。具體說，便是末句寫得尤為匠心獨運，作者以“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樣一個生動場景告示讀者，若東風不 與周郎方便，那麼將會是吳敗魏勝，而不是吳勝魏敗的結局了。如此下筆，便叫形象性議論，便叫以點帶面，以具體寫抽象，這是文藝創作的一般性規律，大凡稍有 文學修養的創作家和文論家都深諳於此。

其 二，《赤壁》詩論史手法角度新穎。大凡詠史詩，詩人往往從形勝古壘入手，詠嘆物是人非一番，這樣的模式沿襲已久，至劉禹錫可謂到達頂峰。他的《金陵五題》 《西塞山懷古》等均為這類詩作中不朽的名篇。既為高峰，後人便難以超越，杜牧不願步趨於劉禹錫之後，再寫與“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或“舊時王 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相同構思詩句，因此他在此詩中轉移角度，另闢蹊徑，盡拋前人窠臼，勇闖新路，以一把折斷了的戟頭為導引物，先將讀者的視線與思 維拉回悠遠的歷史長河中，再去聆聽他的一番高論。這便是杜牧的聰明之處，也是他詠史詩高人一籌之處。此詩開端也是獨出心裁，與其它詠史詩相比，顯得新穎別緻。最後兩句是全詩的重點，詩人從面落筆，用形象生動的語言，議論在抒情中展開，這樣論史的寫法，極具新意，不落俗套。

杜牧（803—852年），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自唐敬宗寶曆元年至哀帝天佑四年（825—907）年，共計八十三年，文學史上一般稱為晚唐時期。這個時期，宦官專權，朋黨交爭，大唐帝國日益衰微，江河日下，藩鎮勢力日益強大，杜牧死後僅二十二年便爆發了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詩人杜牧就生活在這樣一個風雨飄搖的晚唐時期。他是宰相杜佑之孫。二十六歲舉進士，因為秉性剛直，被人排擠，在江西等地做了十年幕僚，“促束於簿書宴遊間”，很不得志。三十六歲內遷為京官，后受宰相李德裕的排擠，貶為黃州、池州等地剌史。在晚唐詩壇上，他與李商隱被合稱為“后李杜”，人稱“小杜”，以別於“老杜”（杜甫）。其詩多感慨時事，抒寫性情，詩風俊朗雄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