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小璈

1966年6月，梅小璈所在的北京五中停課。那時候梅小璈剛接受了一年的初中文化教育。1966年到1969年，梅小璈無事在家。當時他們已經從頂銀衚衕的平房搬到了現在永安里的外交部宿舍，是三居室的樓房。沒事的時候，梅小璈就和同學到外面玩兒。在那個特殊時期，他和父母的交流並不多。1969年，17歲的梅小璈響應號召，下鄉插隊到內蒙古土左旗。

1973年，梅小璈因為父親去世調回北京。回到北京，他進了朝陽區儀錶螺釘廠，成為了一名鉗工。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梅小璈經過突擊學習，參加了高考，考上了當時的北京師範學院。26歲的他成為了一名“高齡”本科生。“我們那一屆是所謂的77屆，年齡最輕的只有十七八歲，年齡最大的有三十二三的。最小的和最大的能差15歲。”本科畢業之後，梅小璈回到工廠。1983年7月份他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開始在圖書室做資料整理的工作。

談到《東京審判》的對歷史的還原時，梅小璈說：“量刑的問題上父親堅持贊成死刑。他曾說，寬大固是美德，姑息確是怯懦。其實在量刑問題上，真實的情況比電影里表現得還要複雜。電影里還只是法官們對要不要判死刑進行投票，這只是對量刑的最高程度作一個界定。這之後還有個重要問題就是對哪幾個人執行死刑。美國和英國的法官是贊成死刑的，但是他們只贊成對那些對他們自己國家造成巨大危害的戰犯判死刑，而對像松井石根、土肥塬賢二、板垣征四郎這些對中國人犯下大罪的戰犯態度比較曖昧。最後這幾個人得以被判處死刑是需要父親不斷交涉、周旋的”。

在談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時，他說：“儘管存在缺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仍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張揚了理性、公平、正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運作可能是人類為了更好地生存而做出的努力之一，它所標榜的價值應當對今天的人們有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