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古銅器

製作藝術盛行於3000多年前的商代。商朝後期的司母戊大方“鼎舉世聞名”，另外“四羊方尊”和戰國時期的“嵌錯賞樂銅壺”，也是古代青銅器的精品。濰坊仿青銅器製作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產品主要是仿製爵、鼎、盤、爐以及佛像、鳥獸和人物等。當時一個名叫胥倫的農民，生性聰敏，巧於手工製作，並擅長書畫。為了糊口，他鑄造假漢印和古代造像，冒充真品，賣給當時著名的金石收藏家陳介祺。當陳介祺發現是冒牌假貨后，並沒有責怪他，反而盡出個人所藏三代青銅器、六朝佛造像、印章等文物，與他共同研討，以求仿製。經過協作，採用拔臘翻砂法仿製，製品惟妙惟肖，幾乎亂真。從此胥倫名揚四方，因其技藝精湛，晚年赴京為國子祭酒王懿榮等鑄印，很受器重。此後，仿古銅器在濰坊廣為傳播。新中國成立后，仿古銅工藝迅速發展，品種已由過去的幾個增加到現在幾十個，且在質量上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上銹工藝，在原來一兩種的基礎上，增加到出士銹、家藏銹、黑漆銹、鎏銀等六種技法，使製品上的斑銹逼真，色澤肖似天成。長保存，顏色不變。現在濰坊已成為全國重點仿古銅器產地之一。其代表作有“長信宮燈”、“毛公鼎”等，“毛公鼎”原件是清朝同治年間在陝西出土的西同青銅器，曾被當時濰坊金石學家陳介祺收藏，后流失國外。為使這件真品重現，解放后老藝人靠手頭上的拓片和其他資料的借鑒，著手研究和複製工作，終於在1982年複製成功。這隻仿製的毛公鼎，內壁鑄有銘文497字，保持了原件的風貌和神采。“長信宮燈”是本世紀六十年代末在河北滿城出土的西漢文物，也是一件藝術水平極高的 珍品。其造型是一位面目清秀的坐狀宮女，手托圓筒帶罩的燈台，燈台底部可以盛水。點燃油燈、時，油煙可以通過連接燈罩和宮女手臂、身軀及盛水底座的圓管而漸漸消失，起到了很好的消煙除塵作用此外，“馬踏飛燕”“文王鼎”、“雞魚爐”，以及那些小巧玲瓏古樸精一致的“觀世音”．“笑面神佛”等，都仿製逼真，暢銷國內外。現在濰坊已經把仿古銅藝術和木器嵌銀工藝相給合。製作出更多的產品。如“四扇博古掛屏”。

青銅器的製造在我國有著源遠流長的的歷史。古代“國之大事，在祭與戎”，進行祭祀、征討等國家大事需要大量的青銅器。先秦青銅器不僅與我國的歷史、冶金、文字都有著重要的聯繫，還為工藝美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仿古青銅器的出現是人們出於復古宣傳傳統禮教之目的，或出於對古代文化的尊重與愛好。仿造先秦青銅器的歷史大約可以追溯至宋代，當時金石學興起，公私以收藏商周青銅器為樂事，宮廷曾據內府所藏商周青銅禮樂器大量仿製，以為郊廟之用。宋代王黼奉宋徽宗之命於宣和年間（1119——1125年）編纂了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宣和博古圖》，其中著錄了宋代皇室所藏自商至唐的青銅器的精華。此書圖文並茂，分18類，每類皆有總說，收器凡839件，對後世青銅器的造型藝術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政和年間，宋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製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見翟耆年《榴史》）。

南宋之後，銅器常被銷毀鑄幣，宋代仿製古器傳至今日者為數較少。但宋代仿古之風延續至元明清時代。元代時詔修諸路府州邑縣之廟宇以供春秋祭祀，成宗時為此設置了出蠟局，以仿製古器物（《元史·祭祀志》）。明代的仿造量規模甚大，流傳於世者亦較多。明宣德年間，宣宗朱瞻基因見郊壇宗廟及內廷所陳設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復古之心，在宣德三年敕諭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圖》、《博古圖》諸書所記商周青銅器器形，鑄造仿古銅器。當時所鑄以上兩類仿古銅器達3300餘件。這些仿古銅器除部分歸宮廷留用外，還奉敕分與諸王府，因而得以流傳至各地（《宣德彝器圖譜》）。

作為滿族貴族建立的清王朝，從入主中原至清中晚期，經歷了一個從生活方式、語言文字、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等全方位吸收漢文化的過程。清王朝建立后，面對漢族高度發達的封建文化，清廷逐漸認識到，武力征服只能奏效於一時，人心歸附才能得益於長久。以康熙帝獨尊理學為標誌，清廷確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雍正帝為擺脫帝位合法性危機的陰影，也從中國傳統的思想武庫中找出“天人感應”的武器，並利用佛教、道教，力圖將政權和神權結合起來，對儒、釋、道三家採取了并行不悖、各取所需的政策。乾隆時期，疆域一統，海宇又安，經濟發展，清王朝處於全盛時期。乾隆帝大力提倡文治，“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乾隆年間仿《宣和博古圖》編纂宮廷收藏古器1436件為《西清古鑒》四十卷，復出《西清續鑒》二卷，后又出《寧壽鑒古》十六卷，這三部書對於推動宮廷和達官顯貴的青銅器收藏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代銅器與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無論在用途上，還是性質上都截然不同。商周時期，青銅器是貴族世家的標誌，貴族為了弘揚祖德、刻紀功烈，鑄造銅器並記錄在銘文中。禮器使用的多寡，更是體現貴族等級制度上下尊卑的象徵。到了清代，銅器已失去了這些意義，它只不過是生活中的一種器皿，或是人們手中賞玩的藝術品。清代銅器主要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實用器，如香爐、鼎、瓶、壺、龜、鶴、羊、鹿等，主要用於生活、祭祀及各種儀式中。這部分銅器在造型方面與原器相似，具有商周青銅器的風格，在裝飾上，沒有嚴格仿造商周青銅器的紋飾，而是使用了龍紋、捲雲紋、浪花紋、花卉紋、變形獸面紋、變形夔紋、回紋等紋飾。有些器物上的獸面紋，已不是獸面紋，倒像是蝙蝠。青銅器中的斝、簋、爵、觚、鼎、壺均是禮器。

清代宮廷中先後設立了銅作和爐作，大量製造各種銅器，以為內廷陳設、佛堂供奉、太廟郊壇等使用。尤以乾隆朝宮廷仿古器最盛，這當然與乾隆帝博雅好古的性格與情懷有關。清宮鑄造銅器運用的是古代的失蠟法，到了清代，這一鑄造技藝已達爐火純青，能夠製作出各種複雜的造型，而且形體規範，端莊精緻。裝飾方法亦多種多樣，有鏨刻、鏤空、燒古、鎏金銀、嵌金銀絲、灑金等，在繼承的同時又力求發展。在器物的皮色方面更是變化多端，造辦處檔案記載的就有石青斑、石綠斑、硃砂斑、豬肝色、銅綠色、茶葉末色、翡翠綠、蟹殼青及鱔魚黃等。這些生動的色澤柔和溫潤，寶色內涵，珠光外顯。從中可以領略清代宮廷銅器的精美考究，以及古意盎然的韻味。

清代仿古銅器的特徵：一是常鑄有銘文，表明是仿製品，宮廷所仿多鑄有本朝年款，如“大清乾隆年制”銘文。二是仿品在形制與氣韻上多與原器有差異。外形有商周青銅器的部分特徵，但往往對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清仿古花觚”。下面從故宮藏品中遴選部分代表性的仿古器物略作介紹

清仿四足方斝，高9.5厘米，寬10.8厘米。體方，深腹。腹側有一獸首鋬，侈口，束頸，平底，底下有四足。頸飾三獸首及變形的夔紋，腹飾蕉葉紋。商代的斝，一般器型是三尖足或是四尖足(也有柱足的斝)，足較高，且外撇，口上有二傘形柱。而此斝型體小，四足類似明清傢具的足，這在商代青銅器中尚未見到，造型與商周的斝相差較遠，夔紋已變成像鳥紋了。

清仿鎏金鳳紋簋，高11.6厘米，寬15.2厘米。體圓，深腹。雙獸耳，圈足，有蓋，蓋上一圓握。蓋、頸、足均飾鳳鳥紋。通體鎏金。蓋內、器內底有銘文。此簋的造型及紋飾均仿造商周的簋，但鳳鳥紋已變形，鳥體臃腫，尾部短小，紋飾粗糙，失去了商周鳳鳥紋的風格。商周鎏金的簋，目前尚未見到。

清仿古花觚，高27.9厘米，寬15.7厘米。體圓，呈喇叭狀。侈口，圈足。以雷紋為地紋，頸飾蕉葉紋，腹飾獸面紋，腹部有四凸棱，足飾變形獸面紋及四凸棱。足內無底，上下相通。此觚無底，沒有實用性，只能供觀賞，而商周的觚是酒器。造型雖與商周觚相似，但紋飾差別很大，雷紋鬆散呆板，尤其是獸面紋，已嚴重變形。

清乾隆款仿雷紋四足方鼎，高14.8厘米，寬13.3厘米。長方體，方口沿，口上有雙立耳，平底，四柱足。腹部飾雷紋，雷紋中間飾直紋。外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楷書。商周的方鼎為直頸、直口，口沿外折，雷紋緊湊流暢。此鼎稜角分明，造型呆板，口下內收，器內有煙熏的痕迹，已由早期的鼎演變為香爐。

清乾隆款燕螺紋小壺，高18.8厘米，寬9.8厘米。體圓，鼓腹，肩部有四環，圈足，肩部及腹下飾蕉葉紋，腹飾浪花狀紋二道。足外底有“乾隆年制”四字。該壺銅質細膩，鑄造精良，應為清宮造辦處所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