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

牛虻青年時代參加了義大利黨的革命活動，但同時又篤信上帝，牧師卡爾狄利用他的懺悔進行告密，致使他和他的戰友一起被捕入獄。後來他得知自己原來是自己最崇拜的神甫蒙泰尼里的私生子，非常痛苦，遂對上帝宗教產生了懷疑。又因戀人瓊瑪對他的誤解，認為是他主動出賣了同志，致使他出走南美洲，流亡十三年，遭遇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磨難。最後他成了一個瘸子，滿臉傷疤，但卻磨鍊成了一名堅強的革命戰士。後來他在一次武裝鬥爭中，因叛徒出賣而不幸被捕並遭槍殺。

1887年，麗蓮·蒲爾結識了一些流亡在倫敦的各國革命者，對她影響至深。此後她一直參加秘密的進步活動。有個受她幫助的波蘭革命者米哈依`伏尼契從西伯利亞流放地逃到倫敦，見到麗蓮·蒲爾，兩人予1892年結為夫婦。麗蓮·伏尼契擔任流亡者的雜誌《自由俄羅斯》的編輯，還出版了一部《俄羅斯幽默文集》，其中翻譯介紹了果戈理和亞·尼-奧斯特羅夫斯基等人的作品。麗蓮·伏尼契結識了普列漢諾夫，還曾經到革命導師恩格斯家裡作過客。在麗蓮·伏尼契認識的革命者中，有一些和馬志尼、加里波第一同進行過義大利民族民主革命鬥爭的流亡愛國者。伏尼契從他們那裡汲取了文學創作的素材，於1889年開始創作一部反映義大利人民革命的小說，為此她還親往義大利，在檔案館和圖書館搜集歷史材料。這部小說就是《牛虻》。

亞瑟博爾頓

主人公牛虻的原名，英國富商博爾頓的養子，生父為後來擔任紅衣主教的蒙泰尼里。影響牛虻最初性格形成的是他特殊的家庭生活環境，對於牛虻的身世，儘管那位寬宏大量的船主寬恕了他母親的罪過，但正如聖經所講述的那樣，牛虻卻是帶著原罪降生到這個世界上的。為了保住牛虻的出生秘密，整個家庭始終籠罩在一片陰霾之中，哥嫂的惡語相加，母親的膽小怕事、忍氣吞聲，養父的裝聾作啞、不聞不問，使年少的牛虻感到內心的壓抑、不安和缺乏歸屬感。

家庭環境和他最初所受到的教育都決定了青少年時期的亞瑟是個篤信宗教、氣質憂鬱、內心敏感、心地善良、單純誠實的人。而相對富裕和封閉的家庭環境也使亞瑟從小衣食無憂，不知生活的艱辛和世事的險惡，這又對使得他對於任何人都充滿友善和信任。或許如果沒有和義大利革命黨相遇，如果蒙太尼里沒有接到來自羅馬的升任主教的命令，亞瑟很有可能在神學院畢業之後去做一個虔誠的教士。但深奧的神學理論和煩瑣的宗教儀式畢竟不能填補少年的精神空虛，革命黨的政治理想讓他感到只有參加革命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然而是他性格中的這種憂鬱和敏感使得他嫉妒瓊瑪的男友、同為革命同志的波拉，同樣又是他的單純和信任讓他在向神父懺悔愛情時，泄露了革命黨人的秘密而鑄成了終身大錯。

從一個一心追隨革命的熱血青年，一下子成為遭受所有革命同伴唾棄的叛徒，包括自己心愛的女人。更為可怕的是，亞瑟突然發現自己一直景仰著的蒙太尼里神父竟是自己的生身父親。無論在眼中還是在心中，亞瑟都視蒙太尼里為真正的上帝，然而，這個上帝卻是一個騙子！所有的一切，徹底摧毀了亞瑟的理想和信仰。激憤之下，亞瑟用鐵鎚砸爛了上帝的塑像。將自己的心靈放逐到無邊的黑暗之中！在經過十三年的自我放逐之後，亞瑟成為了“牛虻”，要向所有的人揭露上帝的欺騙性、並與基督教教會做最堅決的鬥爭的牛虻。

瓊瑪

牛虻的初戀女友和他唯一的愛人。她，瓊瑪——牛虻在亞瑟時代就對她心生愛慕，只可惜由於無意中泄露了組織秘密，被視為叛徒。瓊瑪的一記耳光打碎了亞瑟的心，他的愛情也從此暗淡下來。13年後，當亞瑟化作牛虻歸來，身心俱已大變。他記恨瓊瑪對他的傷害，即使在她面前內心再次強烈地翻滾著愛情，也不承認自己就是曾經的亞瑟，這種殘酷的折磨讓瓊瑪一直生活在悔恨和內疚中。直到死前，他才給瓊瑪留下一封告別信，承認了自己的身份，那種撕心裂肺的愛情讓瓊瑪悲痛欲絕。“在你還是一個難看的小姑娘時，瓊瑪，我就愛你。那時你穿著方格花布連衣裙，系著一塊皺巴巴的圍脖，扎著一根辮子拖在身後。我仍舊愛你”。

蒙泰尼里

虔誠的天主教教士，死前曾為天主教最高級的紅衣主教。亞瑟博爾頓的生父。年輕時曾與亞瑟生母私通，被發現后被亞瑟的養父要求不得與亞瑟相認，但可以擔任亞瑟的家庭教師。蒙泰尼里精通教義、博學多才，更多是他的才幹而非血緣的親情使得亞瑟把蒙太尼里視為他的榜樣和偶像，立志長大后要成為他那樣的人。但他沒想到他曾私通自己的母親，而自己就是他的私生子。這種毀滅性的打擊讓亞瑟的信仰徹底崩潰。這一事件也直接決定了亞瑟時代的結束。他留給這位“敬愛的神父”一個投海自殺的假象，讓這位“父親”的內心多年來一直浸泡在靈魂的煎熬里。13年之後，他們再次相遇，但父子之情已經在各自信仰的極端衝突中痙攣與壓抑。

與兒子一樣忠誠於自己信仰的父親最後目睹了兒子的死亡，以他唯一愛子的生命向他的神祇獻祭。但他的靈魂又怎可能得到安息，他很快也隨兒子而去。

蒙泰尼里，紅衣主教，他是一個真實的人。他對世界充滿著關愛，他反對戰爭，希望用宗教拯救世界，他渴望兒子的親情卻不能得到，他的內心充滿矛盾與掙扎。某種意義上，他也是一個可憐人，也是一個受害者。

蒙塔內利與亞瑟這對父子之間的情感衝突，其實質即蒙塔內利所代表的基督教倫理與亞瑟所代表的人性倫理之間的抗衡。宗教與道德，信仰與理性，二者之間原本並不是截然對立的，但囿於當時的政治與歷史背景，這場基督教倫理與人性倫理之爭又無可避免地披上了政治的外衣。父親蒙塔內利醉心於宗教信仰，在無意中成為教皇統治的代言人，與兒子亞瑟即牛虻所參與的革命陣營截然對立。無論是單純的倫理之爭，還是革命背景下的政治鬥爭，蒙塔內利和亞瑟這對父子都站在彼此的對立面，除非一方做出原則上的妥協，否則兩人永遠無法跨越屏障處於同一戰線和平相處。當宗教信仰被當局者操控淪為政治工具，它與人性倫理中的道德和理性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在現代性社會道德理性化過程中，我們面臨的人物之一，就是以理性的力量與方式，從人類的歷史與經驗中，莊重地尋求人的存在意義與終極目的性，尋求道德的神聖性，尋求信仰。”伏尼契通過小說革命背景下的宗教與倫理書寫，深入淺出地反映了義大利教會統治的黑暗現實、革命人士反教會的英勇鬥爭，以及義大利人民對美好、和平生活的無限嚮往，並啟示後人正確對待宗教信仰與人性倫理之間的關係，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首先，在藝術結構上，作者採取了以主人公牛虻一生的革命活動為線索，單一的發展，適當地插入回憶敘述的寫法，形象地再現了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鬥爭現實。小說對年輕、幼稚、天真的亞瑟，變成成熟、堅強無畏的牛虻，包括在南美洲生活的十三年，採取了略寫的辦法，僅僅由旁人議論和牛虻自己向瓊瑪及蒙泰尼里訴說中反映出來。這樣，使作品情節結構顯得緊湊、集中，故事性強，同時，也使這部小說顯得簡練、明快。其次，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巧妙地安排了牛虻與蒙泰尼里這樣一對人物的特殊關係。他們是父子，可又站在互相敵對的營壘之中，他們之間相互的愛是深的，但他們各自對自己的信仰又是那樣堅定，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又是那樣忠誠。這樣，就構成了小說一系列戲劇性的情節，使作品的矛盾衝突顯得特別鮮明、尖銳。牛虻的堅初不拔的革命意志，英勇頑強的鬥爭精神和服從革命利益、勇於獻身的高尚品格，都是在這一系列尖銳、鮮明的矛盾衝突中表現出來的。作者沒有把人物簡單化，而是深入人物內心世界，把這一對主要人物放在各種尖銳複雜的矛盾衝突之中去行動，顯現其性格，因而特別感人。再次，長篇小說《牛虻》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不是採取臉譜化或漫畫式地去刻畫人物，而是真實地、細緻地、按照客觀現實本來的樣子去深入描繪，揭露其反動本質：因而寫得特別深刻。例如，蒙泰尼里主教的陰險狡猾、殘酷反動的本質並不是作者故意誇大、渲染、醜化其外貌，將其寫成怪誕的形象來揭露的。而是真實地、細緻地、客觀地描寫其忠誠於教會的事業，為了教會和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他竟然親自殺死了自己唯一的愛子，並妄圖讓別人同意這種處決辦法，以卸脫自己的罪責。同樣，對於卡爾狄神父，作者也並沒有從外貌上加以醜化，僅僅客觀地描寫了他誘使天真幼稚的亞瑟說出了青年義大利黨的秘密，使亞瑟、波拉以及另一些同志被捕，揭露出其反動本質。這樣使小說顯得真實可信，極富於感染力。

“牛虻”一詞是小說的核心意象和文學原型。為何選擇這樣一種看似嗡嗡討厭的蠅蟲作為主人公的名字？說法有二，一是神話寓意，在牛虻被處決，牛虻留給女友瓊瑪的小詩正是解開“牛虻之謎”的鑰匙。希臘神話中，萬神之王宙斯愛上河神之女伊俄，由於懼怕天后赫拉的報復，便將美女伊俄化身為一隻白牛放逐於天河之濱。嫉妒成性的天后派出一隻牛虻去攻擊牛犢，使她顛沛流離，奔跑過半個世界。最後受盡磨難的伊俄來到非洲埃及，才恢復了人形。天后指派的“牛虻”無疑充滿著“嫉妒與復仇”的意味，這暗合了小說的主旨以及故事發展過程。二是哲學寓意，“西方哲學之父”蘇格拉底是一位著名的街頭演說家，他擅長激發出人們自身所蘊含的知錯和糾錯能力，即理性。這無疑對當時的雅典統治者構成了一種實際的威脅。於是，當局以“褻瀆神和毒害青年”兩項罪名，將這位七十歲高齡的麻煩製造者送上法庭。面對五百人庭，蘇格拉底發表了最後的申辯。他說，如今，雅典如昏睡中的駿馬，我就是一隻不斷叮咬它、使它警醒的牛虻! 當然，雅典這匹“昏睡中的駿馬”既不能理解、也不肯原諒蘇格拉底這隻奮不顧身、充滿智慧的“牛虻”。雅典人最終判處他死刑。這也隱喻著主人公的悲劇。

《牛虻》1897年在英國出版，在本國文學界一直默默無聞。但在我國自1953年翻譯出版后，發行量達 100 多萬冊，是當年中國最暢銷的翻譯小說，與 《 簡 ·愛》和《 紅與 黑 》並列成為當時最轟動中國的三大外國經典文學名著。文學作品在本國籍籍無名反而在國外出色在文學史上並不多見，原因之一與當時中國青年所持的文學觀念和思想傾向有關，他們樂於閱讀革命志士傳奇式的故事，學習並且仿效那些臨危不懼、寧死不屈、為人民而戰鬥的英雄形象。

不過具有諷刺味道的是，隨著中蘇交惡，於1957年被巴人冠以“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品，總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義的”的《牛虻》受到嚴厲批判，自1959年停止印刷（當然停止印刷還有當時國內經濟日漸困難的原因）。但民間的流傳從未停止，《牛虻》仍是青年中最熱門的讀物之一。在1977年開傷痕文學先聲的小說《班主任》中，作者劉心武將《牛虻》用作“文革”禁書的代表。1978年4月，為緩解“文革”禁錮導致的嚴重書荒而重新印刷的三十五種經典名著（其中外文名著十六種）中，《牛虻》即是其中之一。1979年和1980年，這本書以二十萬冊的印量各重印一次，充分反映了當時暢銷的程度。到1981年12月第十四次印刷時，《牛虻》的累計印數已達到一百六十三萬多冊，可見其在當時的影響力。

中文譯本

艾捷爾·麗蓮·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1864—1960），英國女作家。1864年出生於愛爾蘭科克市一個學者家庭。幼時喪父隨母遷居倫敦。1882年隻身到德國求學，入柏林音樂學院，1885年畢業回國。1887年，在倫敦結識一些流亡的革命者，以受俄國民粹派作家克拉夫欽斯基思想和創作的影響最深，並在其支持下僑居俄國兩年。回倫敦后，繼續參與流亡者活動，擔任俄國流亡者創辦的《自由俄羅斯》雜誌的編輯，同時開始創作，1892年與波蘭流亡者米哈伊、伏尼契結婚。1897年在倫敦出版長篇小說《牛虻》。描寫19世紀義大利愛國者為祖國的統一和獨立而進行的英勇鬥爭。揭露天主教會的醜惡面貌，成功地塑造了革命者“牛虻。的英雄形象。該書被譯為多種文字廣為流傳。此後，還寫出自傳性長篇小說《奧麗維亞·拉塔姆》和《牛虻》續篇《中斷了的友誼》等。晚年移居美國，直至1960年逝世。